华盛顿会议确定了1921-1926年的远东国际体系，对日本既是约束又是保障。华盛顿体系恢复了国际协调原则，限制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过火干涉；但也保障了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迫使列强承认日本划定的本土安全线。《九国公约》暂时稳定了中国的局势。华盛顿会议真正排斥的对象是苏联。在列强当中，只有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旧条约而且呼吁各国全面废约。协约国既不肯承认苏联，又不肯放任日本通过干涉苏联独霸远东。于是，帝俄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继续掌握在白俄势力手中。苏联、远东共和国和北满构成了国际交涉的空白区域。这时，日本愿意扮演“条约维护者”的角色。主要的“条约破坏者”乃是苏联和苏联资助的广州国民政府。从苏联的处境就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体系对她没有利益可言。

        苏联经营远东，是她在欧洲输出革命失败后的补偿行动。在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中，西进和东进一直是交替展开的。欧洲关系紧张时，她就会在亚洲采取收缩政策。反之亦然。在苏联看来，远东是帝国主义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列宁希望中国内乱保持沸腾，因为中国是远东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苏联的突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苏联进占外蒙古，建立亲苏政权。1921年6月，苏联和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修好条约》。第二步：苏联和北京政府外交官展开了解决悬案的公开谈判，同时向地方实力派人物吴佩孚、孙中山等人秘密交涉。他们希望这些地方要人为苏联利益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刘敬忠：《苏联占领外蒙古及对华外交活动》，《史学月刊》，2004年2月】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十五条》。中国放弃了苏联首先撤出外蒙古，然后才能承认苏联的条件。由此，协约国的远东防疫线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三步：苏联破坏列强于1919年5月达成的对华武器禁运协定，【张北根：《1919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5月】单方面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927年，国民政府的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国极力支持的武器禁运政策彻底破产。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如火如荼，条约体系似乎濒临瓦解。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接踵而来，英美日相继出兵护侨。第二次义和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日本势必站在条约维护者的最前列。


注：知道，当年为什么要反对儒家了吧，因为是英国支持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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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日两国就交换了位置。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等于柔性废置《庚子条约》设定的京津安全走廊。她进一步推进革命外交，驱逐内地外侨，没收教会学校，废除协定关税；但英美两国反而采取了妥协和配合的态度。英国提出“对华新政策”，宣布“不干涉中国内部纠纷，同情强有力的国民运动”。【孙莹、丁惠希著 ：《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第219页】美国表示愿意就修约问题跟中国单独谈判，反对任何制裁和军事威胁。【孙莹、丁惠希著：《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1928年3月 ，中美签署了《南京事件善后协议》。1928年7月，中美签订《关税协定》，规定中国从次年起恢复关税自主权。随后，两国开始展开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英、法、意效法美国，相继签署了类似的协定。【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中第三章 “动荡年代”之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普西认为：“国务院放弃了华盛 顿会议已经建立的合作政策，突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商定单独的关税条约，并开始向中 国人要求结束治外法权的压力屈服。”【普西著：《查尔斯?埃文斯?许士传》，第517页 。】从日本的角度看，列强已经放弃了一致维护条约体系的原则。但她只要坚持币原外 交的既定方针，就只能随波逐流。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中日两国完成了修约谈判。 这是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巅峰，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平衡因此破坏。反动接踵而来，日本 一变为主要的“条约破坏者”。


       入江昭这样分析日本在三十年代的戏剧性换位：“在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内，列强在 稳定相互关系，鼓励以经济而非军事手段相互打交道以及通过一步步把中国整合入全球 经济秩序来吸引中国民族主义等方面大体是成功的。正是这种成功促使日本的一些势力 ——陆海军军官、右翼组织、排外主义知识分子——不顾一切地冒险。它们在国际体系 和全球经济秩序中看到的仅仅是灾难：国际体系在逐渐向中国做出种种让步，而全球经 济秩序则把日本这个国家的繁荣与不断波动的贸易平衡和兑换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们谴责日本的领导人制造了这样的形势：这个国家的命运越来越依赖于列强和中国 的善意。除非采取某种行动，否则日本不久就会完全受这些外部力量的支配。日本反国 际主义势力看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通过用武力赶走信奉国际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来扭转 国家政策上的这一趋势以及在中国行动时不受华会条约的约束。他们判断30年代初是完 成这些任务的时机，也许这是这样做的最后的机会。”【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Inc.,1987, 
P.5.转引自王立新著：《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与远东国际体系的演变》。】中东路事件暴 露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足以支持其野心。九一八事变暴露了若槻-币原内阁的迟钝和软弱。 此后，外务省的国际协调派不再有能力履行承诺。“满洲国”变成关东军、满铁和国内 不得志激进派的试验场。在日本国内无法执行、或无法彻底执行的方案，在这里能够实 现。


注：基本上，当年就是类似 “亚洲四小龙” 的经济政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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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的日本激进势力是极左和极右的奇特组合。他们将国会视为财团和帝国主 义的代理人，将希望寄托在农家子弟组成的下级军官身上。他们希望帝国扩张能够启动 国际阶级斗争，打倒土地和资本的拥有者英国和俄国，为穷人征服海外的土地。他们的 精神领袖北一辉甚至在战后还同时受到两种极端势力的怀念。

　　北一辉的理念明显有二三十年代盛行的社会主义成分，在日本国内是无法实施的。 苏联模式、统制经济和五年计划使日本高阶层谈虎色变，认为跟皇国的国体绝不能相容 ，却在日本的满洲开发计划中留下了痕迹。随着初期建设的成功和战争压力的增大，统 制经济的成分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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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的重工业建设是必须的


       可以这么说，不如此，独立性都保证不了。

       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解散了。

      但是，政治这种事情，不好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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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的 “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不可能仅限于资本。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937年12月14日，满洲国政府正式颁布《满洲劳工协会法》（456号敕令）。根据该 法令，满洲劳工协会负责“配给、登录、保护、训练劳工。”协会本部设在新京，在新 京特别市和和各省设支部，在东北主要城市设派出所，各支部长和派出所长由伪满各省 次长、副县长或副市长担任。【武居乡一《满洲劳工协会沿革史》，1944年4月，油印， 第10页。（吉林省档案馆藏350-37-234】1938年7月，关东军特务部劳动统制委员会解散 ，将劳动统制政策的决定权移交给设在国务院企画委员会的劳务委员会。1938年《劳动 统制法》规定：25岁到55岁的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在伪勤劳奉公部统一调度下，前往 矿山、工厂、森林和军事工地服役。1942年，《国民勤劳奉公官制》、《国民勤劳奉公 法》、《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学生勤劳奉公法》公布。义务劳动制度最终覆盖 全民，整个“满洲国”变成了一座国家工厂。

　　日本侵略中国，根本目标在于整合全亚洲的资源对抗西方和苏联。“满洲国”由于 地缘政治的关系，对抗苏联的目的性尤为明显。日本军官大桥曾经对后来的中国战区参 谋长史迪威说过：“只有我们能阻止俄国将亚洲苏维埃化的计划。如果满洲国和日本失 败了，那么中国将轻易成为牺牲品。”【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新星出版社，2007，第156页】斯大林体制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涉 及军事和交通的产业。即使牺牲农业、造成饥荒也在所不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 这种政策的原因不难理解。日本在“满洲国”的建设出于同样的考虑，具有同样的特点 ：重工业获得的资金远远超过轻工业和农业。“满洲国”迅速转化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工 业中心。战争结束时，“满洲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全中国七成以上。这个纪录意味着“ 满洲国”的生产能力至少两倍于大后方。在远东的三角外交中，日本和苏联才是主要的 竞争对手。如果不考虑其他盟国的援助，中国只是一个次要角色。超高速的重工业建设 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势必造成国民当前的生活困难和中长期的发展陷阱。然而，日苏两国的目标都是满足近在咫尺的战争需要。如果在眼前的战争中失败，具有长期 优越性的模式对她们并不是什么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