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和概率论的来源不同。
一个是从处理实验误差过来的,强调的是正态。(实验数据处理,三次实验数据,做一个平均。这个经验规律的依据是什么?)
一个是从社会统计过来的,强调的是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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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统计学 界一扫过去万马齐喑局面,又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春天,于是对统计学性质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1978年1月27日至12月9日,国 家统计局在四川峨嵋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全国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计学科建 设与发展,以及中国统计学界主流统计学派对数理统计学认识和态度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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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新人——纪律与队列训练
早年是个指标,你就按照指标改造吧,呵呵
方阵里的 “纪律和队列训练”
队长管纠错,或者叫士官也行。
按照编码理论来说,就是一个纠错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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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是通过诉苦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毛泽东将革命内化为每个人对翻身做主人的诉求和渴望,从而启动了革命。通过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每个人都要检视自己的“成分”,并且鼓励揭发他人,革命被内化为每个人的自我检视和批评,并把对他人的检视和批评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革命的对象和目标被建构起来,此谓“内化”的自我。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不同在于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在于能否认识当时的社会风向,而现在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外在于人”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比如收入、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行业和职业等的区别,它们是一个人认识自己的首要根据,是一个人判断自身社会位置的首要标准,此谓“外化”的自我。
对于“外化”,需要明确一点: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作为社会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档案化,以事件当事人、系统评价对象和社会统计对象的角色参与日常活动,这必定是外化的体现。
这里强调的不是客观结果,而是一种自我的主观定位,毛泽东时代的人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定位自身,以期调整自己达到国家的要求或是个人生存所需;而在统计化的现今时代,一个人依靠外在的归类和描述作为自己的行为导向,并树立客观性的目标,例如“我要富起来”,转变自我与意志再无过多瓜葛,而在于制度是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注:“ 诉苦大会 ” 这个方法是余秋里发明的,但一般人都把这个标签 归给 “毛主席”,约定俗称就这么说,我也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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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首先需要被贴上标签,成为可测量和计算的角色后,才有可计算性。
但这个东西,你不能先搞个指标。
是我们从现实中归类出一个特征。
你不能先搞个指标,然后按照这个指标搞。
注:现在,你明白是谁复活了吧,不是毛主席;是另一个人。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