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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宪法制度能够稳定下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财政上能够稳得住,通过银行和各种投资渠道,全体国民的各阶层,在经济上都跟政府有了联系。1691年,政府是代表极少数人的,极少数投机者,这些人中还有好多是外国人,这些人是压迫英格兰大多数国民的。但是到1740年就完全不一样了,基本上每一个人,要么是政府的债主,要么是政府的年金领取者,稍微超过小康之家的家庭,英格兰的乡村牧师,可以说,相对于中国现在的地位,就等于说是,超过中国各地中小学教师收入水平的人,全都买下了英格兰王室的国债或者年金诸如此类的东西。这就说是,小康之家以上的全部家庭全都变成了英格兰王室的利益共生体。只要王室本身发生问题,他们毫无例外地都会受到财政上的损失,而且他们财政损失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利益分歧。只是说有些人赚的多有些人赚的少,但是只要有人赚就是所有人都赚,有人赔那一定是所有人都赔。不可能卡罗琳王后赔钱的时候,其他人不赔,那时候其他人一定跟着她赔。卡罗琳王后赚钱的时候,其他人也一定是都赚钱的。它等于是把英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的所有人都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利益共生体。
在这个利益共生体面前,天主教和新教长期以来的仇恨好像都变得不太重要了。麦考莱曾经描绘过,就是说,大体上讲,占英国人口5%的天主教徒,跟他们的邻居过得很和睦。他们的邻居组成的陪审团绝不会相信,他们这些天主教的邻居,会制造叛国的阴谋来反对他们。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那些天主教邻居,会像爱尔兰天主教徒一样,把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引进来。这些人在英国的日子,过得比法国的天主教徒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要稳固得多。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现有的地位跟欧洲大陆的那些天主教徒相比,要好得多了。这种利益共生上的联系,比起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仇恨更有利,等于说是,实现了英国共识政治或者是国民团结的基础。所以后来麦考莱说,英国的天主教徒跟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是非国民,他是国民共同体之外的事情;而英国的天主教徒,或者说英国的任何政党,彼此之间,他们都是国民内部的一部分。他们有争论也是同一个俱乐部之内的争论,那是闹不大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利益底盘放在这里,捆在一起,缠在一起,是不可能再分开了。这个过程,在1691年奥兰治亲王在位的时候,这种情况还不存在;在沃尔波尔的减债计划完成以前,这种情况还谈不上稳固;但是减债计划完成以后,这种状态已经是牢不可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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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过程也并不是绝对的田园牧歌。总的说来,英国政府操纵财政的过程中间,手段也是由生疏到熟练的。大概是1710年以前,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笨的,特别是在短期债券和彩票发行这方面,做的都是亏本生意。但是1710年以后,他们变得比较成熟了,很少再搞这种短期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家信用已经确立,要借长期贷款或者是减低利率都已经变得很容易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正因为他们过去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还是因为过于冒险,才搞出了南海泡沫事件。南海泡沫,其实他的做法开始跟沃尔波尔的计划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白了,既然以前的债券重组计划都做得这么成功,那么以后为什么不能做下去呢。南海公司以前也搞过这种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批债务,我们重组一下,用来换南海公司的股票。你们以前是借给政府的,现在以后算是南海公司的股东了。南海公司,说不定,眼看我们打败西班牙就要发大财了,这是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因为以前,买三大公司股票的人,总体上来看,都是属于受益者。大家对这件事情太相信了,所以一月份的时候才刚刚推出南海公司债券重组计划,还没有到三月份,伦敦的股票市场就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只要口袋里有点钱或者能够借得到钱的人,买不到南海公司的股票,是死也不肯罢休的。几个月的时间内南海公司的股票立刻就翻了六倍。六倍,翻了六倍的股票,如果你按照后世的标准来看,其实也不算很严重。但是你不要忘记,十七世纪那个市场跟现在的市场是没法比的,那个时候的市场和资金量都是非常狭窄的。股票能够在半年时间内翻六倍,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基本上所有的外行,大多数外行都经受不起诱惑,想方设法地把棺材本都已经投进去了。
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他们的经营方式,像刚才说的那样,一开始就跟南海公司那种冒险性公司不一样。他们开始发行政治小册子,指出,南海公司现在的做法是不行的,他们因为炒股票炒得利润太高,已经不可能好好经营了,把更多的钱投入到股票市场,而且战争还在继续,在战争期间,南海公司的主要经营地就是西班牙所处的美洲殖民地,已经对英国实行封锁。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说不清楚,说不定经年累月不能结束,你这个生意没法做。生意没法做,你没有利润。没有利润你全靠炒股,也就是说,将来,在未来这几年之内,你没有正经的收入,一切都押在炒股、股价不断上涨地收入上,万一股价不上涨甚至下跌你怎么办,你绝对没有办法在股票不上涨的情况下,继续把这个游戏玩下去。这个小册子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这样的。
当时小册子是主要的媒体,像伦敦公报这些小册子,它的发行方式是这样的:印刷厂印刷出几千份来,低价或者是免费地送到各地咖啡馆,摆在咖啡桌上。来逛咖啡馆的那些人,就会打开这些小册子来看,然后再叽叽喳喳地评论一番。然后,逛咖啡馆的人往往就是白厅(White Hall,英国主要政府机关所在地)的常客。他们的办法是这样的,平时,有些时候逛逛咖啡馆,跟其他关心政治的人,看看小册子,谈谈最近的政治情况,然后他们就跑到白厅外面的走廊上去散步了。散步的过程中间,哎~忽然看见第一财政大臣溜达溜达着出去了。嗯~他就拿着手杖过去,大臣你好,今天天气blablabla,然后,我陪你走几步怎么样,一边走一边谈,然后,你看,我在咖啡馆里面听同僚怎么说的,然后套一点信息出来。说不定还会碰到国王本人在林荫大道上散步,然后也就会到国王本人那儿去搭讪。当时的英国国王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现在安全部队这些东西的,如果国王没事儿干的时候,在林荫大道上散步的话,确实是,过路的、没事干的绅士,凑上去的话,都可以见得到国王的。而当时的人,好像是根本想不到会有人刺杀国王或者干类似的事情,国王本人也不担心这些事情。这种环境在中国或者说在现代,基本上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是当时,英国的政界和舆论场,和商界之间的沟通,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沟通的。伦敦外那些走廊,林荫大道,海德公园(Hyde Park)这些走廊,就是国王和政治家经常出没的地方。你有空了以后,求官之人,求年金的人,逛咖啡馆的那些闲人,就在这个地方接触他们,然后把连真带假的消息一起带回咖啡馆里面说,然后又去;“包打听”坐在咖啡馆里面听他们扯,再添油加醋加上自己的话,写一些小册子之类的东西,拿出去叫卖。在这种过程中间来回循环,构成一个信息流通场。跟这个信息流通场最接近的地方,就是民国年代出现的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名义上是妓院,但其实,要讨女人的话,路线多得很,不一定非要到那里去。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八大胡同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秘书经常去的地方,还有新闻记者一定要去。你在那个地方,动不动你就会看到林长民踱着方步出来了,或者是汤化龙在那儿喝鸡汤,然后你就去跟他呼悠呼悠。说不定哪一天王占元进京的时候,他去找汤化龙说话的时候,你把他们两个人都逮住了,然后,哈哈哈,一个大新闻马上就到手了。八大胡同是起的什么作用呢,是起的一个社交场的作用。那些“花国大总统”什么的,她们实际上是一个沙龙主持人,外加是小册子情报的一个汇总点。英国当时的咖啡馆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所以英格兰银行,在搞这个事情的时候,想黑一黑南海公司的时候,它的小册子就送到咖啡馆去到处发行。这些小册子过不了多久就传到国会里面去了。大概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国会就通过了新的南海法案,要对南海公司的股票进行监管。这个法案刚刚公布,才到第二天,股票市场就急转直下,由狂涨转为狂跌。同样没有过几个月时间,当初在三、四月份,疯狂入市的那些散户,就全部被套死在里面了。
南海公司事件对英国的文学界有极大的刺激,像笛福啦,蒲伯啦,斯威夫特那些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要写南海事件,蒲伯好像写过一首诗叫做,天佑纸通货,然后是,引用了希腊罗马式的一系列滑稽的词语,最后说,纸做的通货现在取代了古老而神圣的诸神,落在我们每家每户的人头上,在少女的梳妆台上、在老处女的卧室里面、在乡绅放圣经的台子上面、在国教会牧师的讲坛上面,每个人家里面都坐着这位财神爷,财神爷一举手一投足,所有人都要像傀儡一样,听着他,跟着他,然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诸如此类,blabla。他所谓的纸通货,不是指的纸币,就是指的政府减债计划中间发行的那些股票啊、年金这些券,当时都是纸打印的。
我们如果通过横向比较或纵向比较,用其他国家的情况和以后二十世纪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是,当时的英国国会和政府,应该说是很有良心。他们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泡沫给捅破了,而且善后处理,实际上你要真到最后的话,如果没有在当年九月就从伦敦桥上跳下去的话,最后你实际上,当时那些买南海股票的人最后还是赚了。因为政府实际上最后还是把他们搞到手的所有股票都赎回,大多数情况下就变成是多年年金的形式,也就是说,还是很有良心地保证不让任何人吃亏。但前提是你要对政府有足够的信心,不要立刻就想不开直接跳楼。当时直接从伦敦塔上跳下去的人也不少,或者是,有人在码头上租一条船,说他要渡泰晤士河,船划到中央的时候,船夫回头一看,怎么回事?人没有了?想赖账了?一看,哎~不对呀,船头上留下两个金镑,比应有的船费还要贵六倍,但是金镑之外另外放着一份绝命书:我没脸见人了,这笔钱是我付给你的最后一笔钱,我没有亏待船夫,上帝保佑国王陛下,诸如此类的。
南海公司善后之所以好解决,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下,南海公司股票的这个最后一次置换实际上是减债重组计划的一个尾声。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部分计划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国库里面的财政处在一个很充裕的状态。国会掉以轻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本来是觉得乘胜追击,一下子整个解决,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的不理性,导致了夸大现象,但是从基本盘上来看,当时的政府和英格兰银行,完全有足够的资本来了结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当时即使是根本不发行这个南海股票,按照英格兰银行原有的计划搞下去的话,其实也能搞成的。本来这件事情就是多余的。但是既然搞错了以后,英格兰政府于是又另外借了250万镑,把这件事情了结了。
南海公司事件发生的时候,伦敦市场上的贷款利率已经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降低到4.5%,甚至到3.5%之间。这个利率降低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在过去二十年之内,金融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育,借钱变得比以前更容易了,因此利息进一步降低,所以南海泡沫发生的时候,政府用来替换国债的股票,规定的利率大概只有5%。但是5%已经比市场上流行的3.5%要多多了,所以就为了1.5%的差价,大家就已经抢疯了。原先政府要替换这些股票,大概是1710年,或者是1720年代战争时期发行的股票。当时发行的国债规定利率一般是7%,政府打算用5%的股票来换7%的贷款,贷款是要连本带利还的,股票是只给利不还本的,而且利率降了2%,但是大家还是要疯狂抢。因为你不这样换,不抢的话,你自己到正常的市场上去看,3.5%就已经差不多了。5%比3.5%,还是有赚头的。在这整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出,当时的南海泡沫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当时正处在整体上经济不断升级、整个市场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个前提在,南海泡沫才没有搞成伤筋动骨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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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公司以后再过30多年,七年战争(1756~1763)的时代就开始了。照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著有《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说法,七年战争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七年战争的失败是英法决出胜负的一个关键。但实际上你如果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早在减债计划成功的时候,英国差不多是已经赢定了的。他自己的股票价,在利率不断降低而且拒绝还本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让这么多国际游资抢着它的股票买,搞出疯狂的泡沫来争他们搞出的股票,这已经就是胜利了。英国不再向阿姆斯特丹借钱,把阿姆斯特丹的钱吸引到英国来,这时候英国已经胜利了。七年战争的时候法国出现了最可悲的现象,就是说,在整个战争中,法国政府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对巴黎附近的中央五大财政区涸泽而渔。与此同时,法国比较有钱的城市,包括原先的金融中心,里尔和里昂,大量的资本家为了保险起见,把他们的资本送到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上去,送到证券市场上去交给当地的代理人。然后这些代理人为了对他们的股东负责,买了利润最高、最能保本的股票。是谁的股票呢?英国政府发行的股票。法国资本家的钱,通过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送到了皇家海军的手里面,这些东西变成了英国的战舰,把法国人赶出了印度,结束了这场世界战争。
这个过程开始得很早,也许在法兰西财政署刚刚开始、五大财政区组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次,算是决出胜负了。法国的绝大部分资本都在里尔和里昂,巴黎虽然是中央所在的城市,但是巴黎的银行家基本上是政府代理人,没有什么独立性的,真正可以说是,等于说吧:巴黎是“官”的城市;里昂,像上海一样,才是资本家的城市。如果里昂选择阿姆斯特丹来逃避巴黎的话,等于说法国已经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内部分裂状态。以法兰西王室和财政署为中心的汲取体制,和以里昂和里尔为中心的工业家和金融家的体系,已经是形同水火了。后者害怕自己本国理论上的政府,就像害怕强盗一样,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钱送到国外去逃避。而与法国作战的对象其实已经不是英国了,法国是在跟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作战。他作战的对象其实是全世界的资本家和金融家,包括英国、荷兰和法国本国的资本家和金融家。而他所依靠的呢,仅仅是本国的财政署官员和已经相当穷困的农民了。只有跑不掉的农民,才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接受法国本地包税商的盘剥。只有这笔钱才是法兰西王室真正唯一可靠的收入,他只有依靠这笔钱才能以极高的利率,从金融市场上借到钱。
从金融市场的利率上升或者下降判断国力,其实比从政治上判断国力要好得多。在波兰共和国亡国以前,波兰政府的债券一落千丈。1710年以后,英国政府借贷的利率直线下降,这个直线下降就是英国即将胜利的先兆。七年战争前后这段时间,就是法兰西王室借贷利率急剧上升的时代。不仅是急剧上升,而且还体现在借贷人参差不齐。出现了一种类似于1691年英国的那种情况,等于是病急乱投医,各种债一起借,低利率的债和高利率的债一起借,从阿姆斯特丹的市场上他也许能够用,走财政区的税收,借到7%的利率,但是这笔钱是不够多的,他通过别的渠道,向各种各样的高利贷者,借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高利贷款,短期贷款有的时候时间只有三年,利率要高到15%。与此同时,英国方面的利率,理论上讲是5%,但是私底下有好多人愿意付出1%和2%的倒贴水,去买这个5%的债券。所以实际上英国政府很可能借到的债就是3%。而法国政府借7%,已经算是上上大吉了,私下里还通过各种乱七八糟的渠道,抵押这个抵押那个,去借那些15%的饮鸩止渴的高利贷。而与此同时,外国政府,像利奥波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或者是西班牙的政府,在他需要筹款的时候,也跑到伦敦来了,把他们自己的东西拿出去作为抵押,在伦敦的资本家那儿去借钱,因为这里的钱的利率已经更低了,在阿姆斯特丹你必须借7%利率的钱,在伦敦你就借5%利率的钱,因为这2%的利率差,皇帝和国王的代理人都要从阿姆斯特丹搬到伦敦来。
战争结束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相对衰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相对衰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绝对是增长的,因为荷兰人把他们的钱,如前所述,转移到伦敦来,是保证有钱可赚,而且比留在本国更稳当。所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情况很像是1945年以后的英国,你说它在衰落?不是的。1945年以后的英国基本上每个人都比以前更有钱了,而且每过十年大家都比以前更有钱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在世界上的比重下降了,被美国取代了。当时的荷兰也是这样的。钱送到英国去了,英国人帮我们赚钱。其实每个人的荷包都更丰厚了,但是他的主动性消失了,荷兰整个国家变成寄生在英国身上的一个食利的阶级。英国胜利了,荷兰人保证有钱赚;英国人如果失利了,荷兰人就要吓破胆。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渐渐地变成了英国的一个附属国。同时英国也用这种方法,确立了它在欧洲大陆的统治,一种依靠金融的统治。因为,欧洲大陆的国家,比如说是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之类的,相对于英国本身的金融市场来说,他们国内的岁入和能够借贷的额度,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英国不算是很多的钱,在欧洲大陆,可以组织起一支大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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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相信生活,生活经验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自己的经验,比什么东西都要可靠。
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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