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理论体系。因当时的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 运动，作为韦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萧伯纳的影响。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辈曾有过接触，但傅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 视，或者说大为反感。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萧伯纳氏，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社会主义者，从36岁开始，到94岁呜呼归天，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 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来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 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陆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 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氏之意“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 化咕噜了几句洋话，大放了一通厥词，谓“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后来中国许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 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世界人类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中国同盟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为人为文不屑一顾，对其行为更是 深恶痛绝。在这批头脑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个，对萧的行为与思想给予猛烈抨击。其恶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 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导，傅斯年想起萧氏的思想对中国人流毒之深，于是写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 素，化解心中的块垒。文中说道：

       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 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 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 于老彭》（BACK TO METHUSEI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 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

       在傅斯年眼里，尽管萧伯纳的思想抄袭韦伯，但韦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 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的庸俗之辈。傅在文章中颇负义气地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 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 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作出的总体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 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总之，在傅斯年眼里，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无一是处的骗子、妄人加街头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赞誉和追捧，抗战期间任《中央日报》主笔，后为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的程沧波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 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 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 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 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与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点似不可怀疑，即傅文一出，萧伯纳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话被戳 穿、打破，许多喝过萧氏制造的迷魂汤，一直沉溺在萧氏神话迷梦中的国人逐渐清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神情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 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对苏联的一切人事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 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联合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 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渐逐滑向另 类，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与之相反，公开表示反对。

（本文摘自《南渡北归（第二部） : 北归》岳南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