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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与黄埔军校（转）

热度 2已有 339 次阅读2016-3-14 06:17 | 黄埔军校, 国民党, 知识

注：早期国民党那帮人都是留日的，没有啥知识水平，understand？

1923底，张申府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国，李大钊认为广东形势很好，亲自介绍张申府前往广州。1924年春节后，张从北京启程赴粤，经上海停留时与陈独秀见面，陈支持张申府去广州工作。张抵达广州，适逢国民党改组，因有李大钊（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留学生无几，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农工部长廖仲恺等人的热情欢迎。

　　思想敏锐而又喜好新事物的张申府，甫在广州这块革命热土上活跃起来。正值国民党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黄埔岛，又称黄埔军校），2月6日筹备委员会在广州南堤二号（今沿江路239号）正式成立，蒋介石离开广州时由廖仲恺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说英语和德语。通晓英、德语的张申府很快加入进来，后成为蒋介石的翻译员。

　　张、蒋认识并非始于黄埔，“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张申府“客气得很”，12虽然生性高傲的张申府私底下并不喜欢蒋，但也佩服蒋的军事才能。蒋这次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的最大成果，是苏联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这使蒋介石兴奋不已。这次的不期而遇，成为张申府进黄埔军校机缘之一。

　　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出身的蒋介石在1926年前仍是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周恩来语），13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虽然对苏俄心存戒心，但公开场合却以高姿态赞成“联俄”并接受“联共”。羽毛未丰的蒋介石深谙招揽人才为己用的道理，拉拢左派势力，包括年轻的共产党力量，以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正如黄埔军校教育长、后任代校长方鼎英所言：“本校政治部之共产分子，如熊雄等，皆为校长延揽而来。”14熊雄是共产国际为中共秘密培训军事人才的对象，蒋介石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熊雄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派来的陪同，蒋、熊由此结识。熊雄后回国入黄埔，很快被蒋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由于各省均在军阀势力下，不能公开招生，国民党中央只好乘“一大”会议之便，秘托返籍各省中央委员私下招聘，其中最积极者为毛泽东、徐特立、于右任、戴季陶、居觉生等，经过当地考试合格后约有1300名考生云集广州参加复试，1924年3月27日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广州文明路）礼堂为考场，国文试题为戴季陶拟定，数学题由王登云负责，张申府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题，张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招生近500名，其中包括陈赓、徐向前、蒋先云、李之龙、周士第、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日后著名军事将领和政治人物。

注：主席当年为黄埔招生，也是私下招的。

       由常识可知，王登云的数学水平跟张申府差的远。就是工科的，也不能跟数学老师比。

       张申府估计是顾问级别的，他也不懂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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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登云

        黄埔军校校长英文秘书。原名登云，别字宗山。陕西醴泉人。陕西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预科、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系、华盛顿乔治亚城大学毕业。1921年聘为旧金山华人报纸《醒华日报》编辑及总主笔，1921年回国。受到孙中山的赏识，任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后派任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特派员。1923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驻美国联络处马素延秘书，加入国民党，后任加拿大《醒华日报》主笔。同年回国，经谢持推荐，任国民党赴苏联军事考察团团长蒋介石的英文秘书。1923年12月回国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历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中校英文秘书，兼军校政治教官，军校第一教导团党代表。1925年1月曾赴河南开封招收黄埔军校第三期新生。并在华北为军校招生而奔走。曾参加东征和北伐。1931年任第三十四师少将师长，第一军少将高参及办事处主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兼陕南国民兵团团长，陕西省警察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西省政府委员，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议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及主任委员。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到台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曾创办光复中学、明新工业专科学校。并任两校董事长，两校均建有“登云楼”，以示纪念。1977年3月5日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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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申府显然得到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的信任，5月12日，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这批由蒋介石提名的十七位人选当中，只有张申府是中共党员。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同时任命的还有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竣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邓演达等。军校教官主要来源于日本军事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第一人，时年 32岁。

　　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并不偶然，与国民党改组后的建军思想有关。

　　孙中山建军校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所谓革命军，就是要有革命精神，就要学习列宁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军校“仿效苏联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作法，与德日意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两样。”16“这种政治的训练，实为本校制度之特点，亦本校精神之寄托”。

　　蒋介石虽有“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他的“利用俄国的援助把它变成自身的利益”的投机心理，并不妨碍他赞同和接受苏联军事经验。蒋曾仔细考察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他写道：我“学到了许多有关红军的组织。军中政治则由党代表负责。我研究了军中党务人员的实际工作示范。我发现红军陆军第144团的团长只负责军事指挥。政治与精神教育及一般知识性的教育概由党代表负责。军官与党代表权责分明，此种制度十分成功。”它使得部队团结一致，上下亲爱。蒋介石认为中国应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建立有“主义”的革命军队。军事与政治并重，在中国军校史上前所未有。

　　虽然政治教育十分重要，但苏联顾问不涉及军校的思想政治训练课程，这是不得已的策略。当时英美驻华使馆人员以及一些外国报刊出于对苏维埃的恐惧，把黄埔军称为“赤军”，他们认为，在俄国顾问的控制下，黄埔军校是布尔什维克暴动分子之训练中心。为免被国民党右派攻击为“赤化”，苏联顾问只负责军事训练事宜。而改组不久的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明确的方针，加上本身也没什么政治教育方面的人才，于是孙中山与中共定了协议，由中共派年轻、优秀的中共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领导职务以及担任政治教官或学校秘书等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党员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

注：为了避免成为 “基地” 组织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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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注：老蒋选他，估计是因为他是书呆子，谁知道他是搅屎棍，把另一批 “妖魔鬼怪” 给弄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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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往往是“跨党”成员，但张申府则明确说自己是“为共产党工作”的，只是他在军校的作用反而不在本职的“政治教育”上，建校初期的政治部尚未成型。

注：啥不会，越说自己擅长啥。越不会，越擅长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确实是个新鲜事物，在长达四个月的军校筹建时期并没有设立政治部，只设有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和军医五部，国民党对军队组织的建构还停留在旧式军校的传统观念上。政治部建制是军校正式成立时仓促推出，但很快被强调为黄埔军校“最重要部门之一”。从人员来源看，政治部不可谓不重要，颁布政治部正副主任的次日，“大元帅任命汪兆铭、胡汉民、邵元冲为政治教官，复于本月二十五日请委甘乃光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分事务、组织、宣传三科，于是本校政治部遂告成立”。

　　汪精卫、戴季陶、胡汉民、邵元冲都是国民党大员，公务缠身，难以亲躬黄埔岛，更不用说负“主义上的训育及智育”责任。张申府是当时唯一联任孙中山“一武” （黄埔军校）“一文”（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学校的教员，岭南大学毕业的政治部秘书甘乃光也兼任桂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后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实业部部长，一身数职，同样难以坐稳黄埔岛。于是，刚成立的政治部机构仍是个空架子，日常工作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身为三人党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戴季陶仅来校两次，军校内也少见张申府的身影。按照军校“权责”规定，政治部主任“掌握全校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并督促党务之进行”，“副主任有辅助主任整理执行本部一切工作之权”。由于学校军阶分明，少校级的副主任不能逾越少将级主任之责。主任不作为，副主任也难以有所为。加上军校初办时期，财政艰窘，教材缺乏，政治部闲淡，甚至没有正常的政治课，黄埔军校早期学生的政治训练质量都不高。

　　据黄埔一期生蒋超雄回忆道：当时“我们的课程表上没有政治课这一项，也从未听过政治部主任或政治部其它工作同志以政治为内容的报告。”政治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星期演讲”，除本校教员外，演讲者大多数是党部和政府名人，前后来学校演讲的有：

　　谭延闿：“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其工作”

　　李济深：“国民革命运动之过去与现在”

　　李烈钧：“中国革命战争略史”

　　甘乃光：“本党的阶级基础”

　　陈树人：“广东省政府之组织与工作”

　　宋子文：“国民政府之财政问题”

　　孙科：“肃清吏治问题”

　　陈克文：“本党农民运动概况”

　　罗绮园：“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

　　陈果夫：“本党组织概要”

　　彭泽民：“华侨与革命运动”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等等。

　　这些演讲，既开扩了学生的视野，也成为政治部工作的一大特色，戴、张不常来校，甚至后来离校“跑了”，政治部“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

　　张申府虽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他能发挥的作用不在于个人能有多大能量以“影响国民党”，而是在于他利用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中共党员引进黄埔岛。这要从一封推荐信说起，信的内容和后果对中共日后在黄埔的发展非同小可，张申府这样说：

　　 “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在张申府眼里，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国民党左派”，戴季陶甚至是早期中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和戴季陶并不陌生。张申府于是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廖、戴，信上列有15 人名单，全是共产党人，第一人是周恩来，第二周佛海。

　　张申府与周恩来早年认识，“1920年‘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溟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这一年，在北大当教师的张申府27岁，赴日本求学受挫回国不久的周恩来22岁。同年冬，张申府到巴黎后，见到先期到达的周恩来。他们经常在一起长聊，互相尊重，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在张申府看来，周恩来是一位行为高尚的侠义青年，且才华出众。

　　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张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说经济困难，希望能寄上路费。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当时政府财政拮据，军阀杨希闵把持广东财政，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廖仲恺不得不“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尽管如此，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寄路费。类似的例子还有，当时廖仲恺也汇路费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曾参加中共“一大”的官费留学生陈公博，让他尽快回国。不同的是，陈公博的“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是广东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 回国后的陈公博还没进广东大学，就被廖仲恺拉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书记长。显然，廖仲恺十分看重张申府推荐的人才。

注：没钱，请不到啥人。“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

　　在此之前，由李济深引进黄埔的邓演达也很关心推荐名单一事，张申府与“如同老友”的邓演达“几次谈话，他（邓演达）总又提起推荐名单一事”。邓演达时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因不服气蒋介石当校长，基本不到校，只派邓作代表）兼总队长，因有掌军权的李济深撑腰，邓演达后出任教育长。看得出，校方上层对这份推荐名单抱有很大期望，那么，它的作用又如何？

　　周恩来果然很快从法国启程，9月初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见到张申府极为兴奋，言谈中，周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热情。刘天回忆说，周恩来到广东之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从一开始，周恩来就认定黄埔军校大有作为，以极大的热忱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这并不奇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黄埔军校成了周恩来戎马生涯的起点。

　　两个月后，“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若干中共党史著作，对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只有两句话：“中共中央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要求，派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去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推荐一事只字不提。

　　政治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对全校实施政治教育，二是对人民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当戴季陶等主持政治部工作时，政治部机构尚未健全，“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 周恩来接手后，才逐步使之臻于完善。周恩来聘请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使共产党的信念共产主义占据军校政治训练主要方面，虽然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建立党军的开始，但此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还没有确立。

　　周恩来重视发展军校中共党团组织，“那时在区军委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黄埔支部’，第一个黄埔支部的书记是蒋先云”。50当周出任政治部主任后，黄埔支部直接归周恩来领导。在中共党史上，黄埔支部（后改为黄埔特别支部）的地位令人瞩目，支部干事都是精英分子，活动能量极大，如支部书记蒋先云，湘南地区第一批中共党员（介绍人毛泽东），曾领导和参加安源罢工、水口山罢工，黄埔军校入学和毕业考试都名列第一，周恩来认为蒋先云是个将才，51蒋介石也把蒋先云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52宣传干事王逸常，上海大学毕业，1923年经瞿秋白、施存统介绍加入共产党，由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介绍投考黄埔军校。组织干事杨其纲，1923年就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共产党。

　　中共在黄埔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从周恩来开始，周利用他的政治部主任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周与叶剑英、叶挺成为亲密朋友，两叶是周的忠实支持者。周恩来在叶挺的协助下，组织一支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另两支亲共产党连队。日后这些武装力量都成为中共发动起义的骨干。史书对此定论是：周恩来的到任，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说中共开始“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的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

　　此外，据目前所知，这份名单上还有恽代英、周佛海、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这些人全都先后在黄埔军校（前六期）担任过军校教官。恽代英、高语罕和邓演达、张治中被王柏龄等人称为“黄埔四凶”。很难说这些人进黄埔与张申府推荐信有关，因当事人都已不在黄埔（廖仲恺被刺杀、戴季陶和张申府已离开军校，只有知道名单的邓演达在校），但可以说明的是，张申府这份名单上的人选，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分子。

　　三、“开了小差”——仓促离校

　　张申府虽然作为黄埔军校第一个红色教官，但他在黄埔时间并不长，于1924年6月19日仓促离校，事后张称之为：“开了小差”。关于这个情节有三种解释版本：

　　 1、难以和蒋介石共事：

　　张申府说：“他（蒋介石——引者注）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以长期共事，遂借戴季陶辞职之机，离开了军校。”54

　　 2、广州气候不习惯：

　　晚年张申府对美国学者舒衡哲说：“1924年在广州从事共产党活动时，在夏天的时候开了小差，因为‘天气太热了’”。55

　　 3、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形势和党派立场等因素：

　　 “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56

　　第一和第二理由的叙述时间均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第一和第三理由有重迭成分，可略“一”而不论。

　　第二理由，属和朋友私下聊天的“自我调侃”，同时张申府继续兼任广东大学教职，还在“气候炎热”的广州继续生活，此理由当不能成立。

　　第三理由是1967年在红卫兵监督下写成的文字，行文虽然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用词语气，以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但这是张申府坚持“用事实澄清个人历史”的信条写下的“自我批判”。他说，“我总希望，也总愿意，把每个人的历史如实弄清楚，功归功，过归过。”57这个版本内容具体详细，当可信。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自主权，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和张申府关系极好的党代表廖仲恺经常被搁置一边。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不允许他人分享其权力，周恩来对此深有同感：“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58倨傲自负的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是可能的，但蒋介石的强硬作风并没有直接施加张身上。

　　在张的回忆中，有两处提及自己是跟随戴季陶出走，而戴当时是“愤然出走”。戴季陶是中执委常务委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样一个煊赫人物为什么会“愤然出走”？

　　由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潮》第24期“一年来政治部之概况”一文对此事记载道：“他（指戴——引者注）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持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了。59张继、谢持均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同时也指定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以“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60孙中山对他们说：“如果俄国想要同中国合作，它便必须同我们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他就会被撵出走。”61此时，张、谢对“联俄联共”越发不满，并于 1924年6月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此案涉及戴季陶，他负责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被指斥有不少中共党员。

　　对张、戴纷争事件，包惠僧的《国民党改组前后》一文有更详细的描述：张继骂戴季陶是共产党走狗，戴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张数骂戴：“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并举拳就打，戴季陶打不过张继，当场大哭，于次日留了个辞呈，跑到香港乘船到上海。62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他的 “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当年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正式入党时，戴季陶说因与孙中山关系不能成为中共党员时，也哭了一场。63张继为国民党元老，早年就读早稻田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被选为参议院议长，担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曾与苏联代表越飞接洽，为孙、越会谈铺平道路，1922年9月，张继介绍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所有中共高层负责人都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但张随后对联俄联共政策持异议。《张隐韬日记》（张隐韬为黄埔一期生，中共党员）对此事也有记载：“近日民党中发生内部左右之派之争执，张继、谢持为右派中反对共产党及民党之倾向此主义的尤甚者。戴季陶所以不能在广东立脚而去上海。”64戴季陶是因国共纷争一事“愤然出走”。

　　自国共合作以来，潜伏问题中最尖锐、对时局影响最大的是国共关系问题，按“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两党摩擦在所难免。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的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65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会农运，被国民党认为“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66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

　　中共的这种渗透策略引起国民党右翼极大不满，反共气氛日益浓厚。6月上旬，国民党在上海翻查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等文件。他们认为，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声明。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直奔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执委提“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一面质询鲍罗廷。孙中山不顾鲍罗廷的“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警告，同意将于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对马林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更是心生不满，像戴季陶这样的人都不能立足，“我当然更不能干了”，更确切地说，张“更不想干”，于是随戴一起跑了。这一“跑”的背后，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与党、党内派与派之争的政治背景。

　　孙中山对心怀疑惧的国民党元老说：“如果俄国想要同中国合作，它便必须同我们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他就会被撵出走。”

　　四、张申府“开小差”的党内背景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所能发挥作用有限也与中共工作重心有关。当时中共专注发动工会和农民运动，但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中共十分重视黄埔军校，所引用材料基本是中共当时发出的两份通告，我们不妨就从这两份通告说起。

　　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共办六期，毕业五期，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份动员各地青年报考黄埔军校的通告，它们分别为“第62号”和“钟字第22号”通告。

　　从时间上看，“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于1925年11月1日发出，68此时已是第四期生入学。“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22号”于1926年10月3日发出，69这时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已根据汪精卫提议，兼并各军开办的军校和讲武堂，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生入校完毕。显然，“通告”动员各地青年报考在时间上给人滞后感觉。

　　从内容上看：先看“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

　　 “各级同学们：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通告落款人为“钟英白”。

　　这是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文件，里面带有隐语，如：

　　各级同学——各级党组织，

　　本校——共产党，

　　少校——共青团，

　　民校——国民党，

　　钟英——中共谐音。

　　再看“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22号”：

　　 “黄埔军校现在正招收大批的入伍生，……各地均应鼓动KMT（国民党——引者注）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我们的同志应少派人前往，总以多找左派为原则。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为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望各地于接到此通知后迅速进行为要。”

　　中央确实是动员各地青年报考黄埔，但人员有限定，只鼓励“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或者“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又或者“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共青团）同学及民校（国民党）左派同学”。“通告”明确道：“我们的同志应少派人前往”，强调“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显然，党中央重工农运动甚于军校。

　　当时党贯彻的工作方针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72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成立的、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管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无论从农讲所的发起者（林伯渠），或到各届负责人都是共产党人，第一届38名学员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就占了20名。而黄埔一期生共635人，中共党员才28人，73甚至连身在黄埔的张申府也同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途在于农民运动。

　　如何在组织武装力量上发挥作用，中共并没有统一部署，往往看某个具体的人去推动，如周恩来、熊雄在军校活动等等。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学校组织军队的做法还是受到鲍罗廷的严厉警告：“不要制造摩擦，不要吵吵嚷嚷”，周恩来被迫让步。相反，蒋介石掌握了以黄埔军校为核心的党军，使之迅速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武装中心。

　　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组织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拥有武器的军阀方面，远未形成系统理论，在国共合作的战略部署上，中共工作的重点无疑在于通过领导和组织工人、农民以扩大党自身势力，而非在组织军事武装力量上。这个战略部署有一个致命失误，“中共没有发展武装，这个战略的失误，使得……1927年及其以后的国共分裂中，国民党军事力量几乎把中共全部毁灭。”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时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也没有武装工农群众、认真深入广州政府军队去建立自己力量的坚定方针。”

　　大革命失败10年后，周恩来还耿耿于怀地说：“1926年，如果我们能积极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在征募、装备十个师的，但我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这个致命失误实际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身份”有关，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下的一个支部，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上也声明这点：“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79不仅指导党中央的重要方针、政策基本来自莫斯科，而且在具体工作的指导上，一些基层组织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甚于党中央。陈独秀常发牢骚：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廷的意见，就可以不尊重中央。在陈看来，广东区委常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味道。80鲍“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 81从中共按“马林方式”促进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到采取“魏金斯基战术”，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82再到鲍罗廷的“一切指导”，无一不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农民革命。我们从1923年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发出的指示可看出这点，共产国际发出的十一条指示中，涉及工农内容的有六条之多：

　　 1、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建立反帝战线和反对封建制度残余的农民革命是一致的，它的成功与否决定于能否吸引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2、一切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3、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为建立工农联盟而努力。

　　 4、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要教育广大的贫农认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重要。

　　 5、其领导权不用说应在于工人阶级的党。

　　 8、中共必须把国民党作为农民革命的朋友。

　　（6、7、10、11条从略）

　　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反帝斗争是农民革命，这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里的组织农民革命的提纲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任务就是组织工农运动。于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动员农民参与国民革命，成了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最重要的斗争策略之一。不仅如此，就连在共产国际推动下的国民党改组也把共产党纲领“扶助农工”作为自己的“三大政策”之一。这就可以解释以上党中央的两份通告何以如此地重此（工农）轻彼（军事）之缘由，中共还没有意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

　　既然中央的态度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张申府的私自离校，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中央的太大注意，至少从目前文本看，还没发现李大钊、陈独秀对张申府“开了小差”的批评。既然中共的工作重心在于社会底层的革命动员，张申府在黄埔的作用，也就不在于个人本身能有多大能量以“影响国民党”。

　　五、并非多余的结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张申府率性离开黄埔，实与个人因素有很大关联。

　　虽是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推荐，但张申府如何在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工作”却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这与刚建立不久的中共组织机构的特点有关。初创时期的中共内部还没形成列宁式的、铁一般的纪律约束。尤其人数尚少的核心成员，更多地依靠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开展活动，如同一个相互信任而又松散的、志同道合的自由组合。

　　例如，张申府赴法前，陈独秀全权委托张申府在欧洲召募中国留学生加入共产党组织。张先后介绍刘青扬、周恩来入党，在手续上，只是事后“写一封信给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在张申府看来，“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84在柏林，张申府把后来成为中共军事领袖朱德引进共产党一事，也是张回国后才向陈独秀汇报，陈也就放弃之前对朱德的片面看法表示同意。张得意地说，“本来我介绍党员，他没有不同意的”，只因“我们互相尊敬”。建党初期，张申府也确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四年来最信任的朋友，这都使得张申府认为在这个自由组合里，个人仍有很大的自主性。三年后回国，张仍抱去国前的想法，如同在巴黎、柏林那样，继续发挥他的自主性，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来回穿插，即任黄埔军校教官，也在广东大学当教授，负责高等数学、西洋哲学史、逻辑三门课，同时兼任图书馆主任。他离开黄埔的最直接理由是要专心致志地教学、做他的罗素研究，在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之间“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

注：只因我们是铁哥们，啥也不因为。我介绍的人来，他敢不同意嘛。

　　参加革命是张申府儒家入世传统对世情危局的一种承担，这种救世意识，是张个人意识和气质的选择，而非政治的需要，所以这种承担，并不影响他对学术的追求。事实上，不敏于政治斗争的张申府热衷思想讨论多于革命具体行动。在欧洲时，张虽为旅欧支部负责人，但历来重于“思想指导”，轻视具体实践，他将支部繁琐的事务，交给更为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周恩来去处理。中共旅欧支部成员郑超麟回忆说：张申府“一手指挥周恩来，另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组织。”

　　轻视革命实践与他的思想主张有关。张申府历来强调要以心灵解放的哲学改造人性从而改变社会，他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中流露出这种坚持：“我现在所要努力的，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我相信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从人性上做点改人性的预备，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在五四运动时期，张提醒学生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是透过政治推动制度的改变。在张申府看来，政治运动虽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批判性思考，如果国家借口需要人民替它效忠而可以禁止思想自由的话，爱国热情一样也可以。张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新思想”，这是打倒传统价值和愚忠的唯一力量。

　　主张心灵革命的张申府与主张社会革命的毛泽东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暴力行动，毛强调以暴力手段改变社会制度。虽然张申府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以改造旧中国，但从未放弃个人内心解放的最终追求。由心灵解放到人性改造，是张申府一以贯之的理性启蒙意识。

　　也就不难想象，注重心灵自由的一介书生与黄埔军校的严明军纪生活实难相容。黄埔军校是按苏联军事制度而建，比一般党员更有一套严格规定，蒋介石首次训话就提到：“我们对党既要严守纪律，对校更要严守军纪，所以我们比普通党员要多守一重军队的纪律。”87不仅如此，按照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的规定，政治部人员甚至更要“特别遵守纪律，为革命军人与党员之模范。”88严厉的军纪约束，上司蒋介石刚愎自用的强硬作风，生性浪漫恣肆的张申府难以适应，这都是促成他率性而去的原因，加上他内心的隐衷：黄埔军校并非他第一选择。

　　张申府回国后，本来希望继续在北大教书，李大钊为此致信胡适，但未获准，“也许是胡适认为我与他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拒绝了我。”89这件事情对张申府影响很大，直到晚年张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对舒衡哲说：“我的政治活动的代价是很大的，我受过两次学术压迫。一次是1924年我从法国回来，我希望回到北大教书，但胡适阻挡我的任命，他死命针对我，因为我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90实际上，胡不接受张，并不因为张“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早在1922 年，他们曾有几次激烈的思想交锋，双方的政治主张、社会观点和文化认同各异，按照冯友兰的划分法，91张申府代表着新文化运动左翼，胡适则代表着新文化运动右翼。92胡适不认同张申府一点不奇怪，但张申府对这次“学术压迫”记忆犹深，称之为“政治活动的代价”。他与革命意志坚定、一心一意投入黄埔军校的周恩来不同，他一心回北大教书愿望破灭，不得已才南下广州，黄埔军校成了这次“学术压迫”的偶然结果，惟其偶然，所以被动；惟其被动，所以勉强。一旦“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时，自然舍弃一方。

　　同时，张申府对国共合作一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共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可以单独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最后的目标不是联合战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保留党的组织独立性，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宣扬我们的目的。”这位纯粹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行动捍卫者，坚持党的独立性，虽然口头上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一旦遇上时局发展超出他所能理解的意义时，一个偶然机会（戴季陶被右翼排挤）就会成为他抽身而去的借口。

　　 1921年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一个革命政党，不再是之前的共产主义研究性质团体。“二大”后，新章程确定中共的组织结构为列宁主义，即一切权力集于中央，党建立三级体系：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和地区委员必须服从中央的决策，否则会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惩罚，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委任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产国际的组织者帮助中共建立一个为阶级斗争而严守纪律的组织。张申府三年后回国，他的观念仍停留在之前的“自由组合”上，“正是这种自由松散的友侪和同志的结合，吸引了张申府并维系他的兴趣”，一旦铁的纪律成为党员必须接受的标准时，自由恣肆的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他的羁縻”之人。94在质疑国共联合战线的文章发表三年后，张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上，张当场离开会场，并声明脱党。张的性情高傲，不讲妥协，自喻为“宁折不弯”。在和舒衡哲谈论周恩来和中共“四大”会议时，张申府仍引用这句成语，但却颠倒了两个字：“宁弯不折”的“周恩来投了统一战线一票，但我没有”，“我来自一个不讲妥协的读书人家庭”。

　　这次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党代会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早在1923年法国的比扬古大会时，张申府极力反对统一战线立场已是无人不知，此时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负责党宣传工作的蔡和森讽刺张申府幼稚可笑，这在张看来，蔡和森的讥讽有算旧帐之意，因张申府曾在《新青年》曾撰文批评蔡和森为“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倨傲自负和意气用事的张申府怒不可遏，一气之下，拂袖离场。周恩来追出来在大堂过道截住张，请求他不要退党，张听不进。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张申府固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士人原则。

注：那几个人走不了。每个人的境遇都是不同的。

　　张申府因此而退党并不是先例，之前李达、陈公博也因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而退（脱）党。张申府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96从他一生来看，“张申府似乎是个革命者，但又总是若即若离，有所保留。一些小小的事情，就足以引起他的怀疑。当其它的政治行动派为革命舍身的时候，这些怀疑使张三心两意，最终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张申府是中共黄埔第一人，但从政治家角度衡量，他似乎未能把握好这个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总是接近事件的中心，但又从来没有全面卷进去。我可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98他坚持心灵革命的主张，使他对社会革命始终是雾里看花，隔了一层。

　　历史跟张申府开了个玩笑，张申府离开黄埔以后，本想一心一意在广东大学继续当他的教授，研读罗素撰写哲学论文，却又被政治打断，校长邹鲁把张申府当作左翼分子解聘了。1924年秋，张申府忿然离开广州，不久因坚持其“左”派立场而退党，退守书斋，此举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和张一起离开黄埔岛跑回上海的戴季陶却很快向“右”转，成了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

　　 1924，政治风云变幻多端的年代。

　　写于2005年6月29日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