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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什么没有社会学 ———— 从调查研究引出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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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调查研究，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ok
社会学 研究 “机制” ，不该有 “救世” 的使命，
社会学 “力求” 在意识形态观念上保持中立
而学术的原则是不被 “当权者” 喜欢的。
真理即不想改变，也不想反对，而是对真实的渴求。
可是你不说谎言，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其它 “小母鸡”、“小公鸡”会怎么看。就 “鸡巴” 你能，我们都说假话，为什么你要说真话？你咋这么特殊，你为什么要知道真相，为什么要搞调查研究，是不是 “里通外国”。
你到底哪一点想说真话，给我说说，把 “哪一点” 割了。把 “哪一点” 割了不解决了，对不对
瞎说啥实话
注：不带阶级情感，搞个毛线啊。（中立是敌人才有的态度，阶级情感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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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 倒比那 “正人君子” 更可爱，呵呵
难得糊涂，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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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回顾这样一个事实: 在十月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 即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苏联没有使用“ 社会学” 这个词。在当时苏联的出版物中, “ 社会学” 一词从不见于任何苏联的学科和学术思想。它仅仅用于所谓的“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 即西方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学。
另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1 9 6 0 年以前, 苏联没有进行堪称为社会学活动的实用社会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个别热心人士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进行的人口学、人种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些许研究, 不能看作苏联在六十年代前即有社会科学的证据。那时实际上没有诸如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生态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分支; 没有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变革、职业结构、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 没有关于文化和个性的经验主义的研究。
毫无疑问, 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最明显的理由, 是苏维埃政权对待社会知识的奇特态度。这个政权( 它同时控制着科学的功能) 对其社会的真实情况, 无论对整个社会制度或个人的个性所存在的真实问题是不感兴趣的。
苏联对社会学的官僚主义的禁令, 也植根子苏联马克忽主义者对这个词所含的意识形态的僧恶, 而不仅仅是对一个专门词汇的忌讳, 否则他们对社会学的敌视态度过去和现在都不会如此强烈了。
社会学的道德标准是由对社会调查和社会分析所作的评价确定的。社会学希望了解社会 ———— 研究它, 推动它朝着社会自身所固有的方向改变。在方法论和理论上, 社会学把社会作为研究的主体加以探讨, 不认为对该社会负有任何“救世” 的使命。社会学力求在意识形态观念上保持中立。在这方面它不可能总是做得很好, 但它总是以持有这种态度为目标。
在俄国, 将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加以批判和全面抵制的传统, 是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十九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后, 这种传统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加强了。要引述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学的全部谴责是困难的。这些谴责首先是指向社会学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原则。当然, 不仅这个原则不断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 西方社会学的概念也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种意识形态是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的, 因而当然是非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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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开端是从打倒斯大林开始的；真理是从打倒偶像，产生混乱开始的；真理即不想改变，也不想反对，而是对真实的渴求。
苏联的社会学运动, 开始于五十年代末期, 并在六十年代苏联的局面中成为具有特色的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决不可从官方意识形态观点, 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 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的性质和任务的观点的任何改变, 来寻找社会学运动的根源和促进因素。这些观点在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没有改变, 目前也仍然没有改变。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重要的方向性的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目前是,将来仍然是苏联的统治的意识形态。
苏联社会学运动的根源和促进因素具有一种不同的性质。这些根源和因素是苏联的一部分公众, 首先是苏联的知识阶层, 在1 9 5 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那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的唯意志论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消极后果的报告) 后的一段特殊和十分短暂的历史时期中, 表现出来的一种渴望、情绪和倾向。
五十年代后半期, 苏联社会政治状况的特点之一是人们在某些方面认识到了他们获知更多自己社会状况的权利。对文学、艺术、电影、新闻来说特别如此。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苏共二十大以后, 尽管党在社会上的统治的性质没有改变, 但是在五十年代末以及整个六十年代, 党在政治上的某些混乱是可以觉察到的。党的机构本身在变动, 关于“必须了解社会主义” 、“ 科学管理社会主义社会” 一类的口号在党的宣传工具中十分流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过程。许多人, 通常是青年人,热切地要求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面貌。许多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专家, 开始公开谈论以现实社会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许多法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的专家,开始将他们的兴趣转向对现实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研究。
这些情绪和倾向推动了苏联的社会学运动。这个运动的动力不是为发展过去被轻忽的学科而作的纯粹学术研究方向的改变, 也不是对苏联意识形态—官僚主义体系的带有革命性质的反对, 而实质上是一种希望了解更多现存社会状况的民主的要求, 一种在了解社会的基础上改进社会的愿望 —— 这一切才是苏联社会学活动的自发兴起的根源。
这个倾向在大学和马列主义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许多人的活动中也实际表现出来。这些活动的首要目标是在大学和研究中心建立一种分工, 即这些机构应该集中全力研究问题, 而不是搞宣传项目。一开始, 人们就自然地设想, 旨在研究社会的机构应该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机构分开, 因为事情十分明显, 作为具有特定意识形态教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研究现实社会的一种障碍。还有一个理由能解释要求机构分立的主张, 即新一代的意识形态和人文学科的专家, 希望在和老一辈的竞赛中取得胜利。老一辈对于社会只懂得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条, 新一代则寻求了解现实社会。新一代并不单纯想占有老一辈突出的优良的地位, 它还希望为自己建立优良的地位。
事实上在六十年代初期, 在苏联社会科学领域已建立了一些这样的机构。首先是在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建立了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名称很奇怪, 叫做“ 新劳动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研究室” 。了解这个名称, 就意味着了解苏联社会学运动某些基本的意识形态的、官僚主义的和心理上的脉络。
首先, 为什么这个研究室建立于哲学所? 我们知道, 哲学和社会研究是不同的事情。但是, 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它们是一回事, 因为社会的普遍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过去是, 将来仍然是哲学所的一个主要部门。把研究社会的机构设在哲学所, 目的就在于使它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新劳动方式和新生活方式” 意味着什么? 它是“社会” 这个词的代号和暗号。“ 新方式” 意味着对新型的、所谓共产主义劳动和生活
方式的研究。应用这个名称是保护这个研究室, 使它免受非意识形态倾向的责备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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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信徒不仅有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年轻干部, 十分富有讽刺意义的是, 许多可能成为社会学家和社会研究领导者的人, 是来自苏联官僚主义语言称之为“ 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批判” 这一学科的干部。以论述西方社会学和社会思潮为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人,是苏联社会学运动的主力之一。
解释这个事实是并不困难的。在苏联, 所谓“ 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 是获得西方社会学知识的主要方法。六十年代以前, 苏联简直就没有关于西方社会学和西方社会思潮的书。大学的哲学史教学大纲, 只是严格地从批判的角度, 零星地提到西方的社会思潮, 主要是批判孔德和斯宾塞。哲学系的学生对西方社会学一无所知。由于当时禁止输入西方社会学和西方思潮的专门知识, 也就不会有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研究。
可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 苏联有十多人完成了关于西方社会学的博士论文。对西方社会学的兴趣不断增长。当然, 这些论文是作为批判西方社会学的概念而写的, 而且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和教义都用上了, 但与此同时,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切实可行的可能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受到批判的西方社会学的内容主要有“微观社会学” 、关于动机的理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的理论社会学一(首先是帕森斯的概念) 。
六十年代以前, 西方社会学的大部分概念和见解, 如社会的演化、社会冲突、社会运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体系、社会阶层、社会行为、社会作用、社会地位等, 在苏联是不予使用和禁止在书刊和演讲中详加阐述的。在那时的作品中, 人们找不到论及社会人口学、劳动社会学、种族和种族关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学分支的概念和见解。这些概念和词汇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是绝对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们的性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六十年代初期, 书刊中出现了一些阐述这些概念和词汇的作品( 当然伴随着对这些概念所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 它们起了向苏联公众介绍西方社会学和社会思潮的某些成就的作用。
综上所述, 对苏联社会现实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兴趣的日益增长, 对西方社会学兴趣的日益增长, 。是苏联社会学运动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六十年代初期, 社会学运动的协调中心是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新劳动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研究室。这个部门最初的活动是组织性质的。在它的发动下, 小型实验室象雨后春笋般地在苏联兴建立起来。后来, 另外两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了, 一个在列宁格勒, 主要研究劳动社会学; 一个在诺沃西伯斯克, 主要研究职业社会学和社会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真正的协调中心仍然是上述的新劳动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研究室。它所以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是因为它接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中心, 首先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科学部和宣传部。莫斯科不仅从政治意义上说是首都, 从意识形态的意义说也是首都。因此, 这个室能够对地方党的领导在决定组织社会学实验室的问题上产生影响。
该室还组织了国际间的比较研究, 例如苏联和波兰的对比研究, 它创办了专门的社会学杂志一<社会研究》, 共出版了五期( 1 9 65 一l1970) , 它恢复了苏联社会学协会的活动, 该会虽然成立于19 5 8年, 但1 9 6 5年以前只是存在于纸面上。
此外, 该室试着进行了社会调查。它出版了一些十年前不可能问世的书籍, 例如1 9 6 5一1 9 6 6年出版的两卷《苏联社会学》。从内容的观点来看, 它们是浅薄的；从理论的观,点来看, 它们是古旧的马克思主义教义和社会学术语的混血儿。但《苏联社会学> 这个书名是革命性的。为什么这个书名能得到出版社当局的批准, 也就是说能够通过审查, 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理由是: 这部书议定要同时在英国以英文出版。这是希望在俄国使用“ 社会学” 这一名词的人想出来的计策之一。他们对当局这样说: “英文版上应该用` 社会学, 这个词, 因为它是在西方社会学家中通用的。俄文版上也应该用这个词, 因为合同规定了英俄版本必须绝对等同。” 苏联社会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诸如此类的计谋。这些计谋是和官僚机构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所必需的。当时连哲学所内的这个研究室本身是否应该存在, 都经常受到当局的怀疑。
与此同时, 苏联大小城市也出现了社会研究实验室。大学和高级中学的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开始了社会学的研究。
自称为“社会学家” 的苏联专家有机会和当年访问莫斯科的西方社会学家, 如T · 帕森斯、R · 默顿、A · 埃特齐奥里、A · 戈尔德纳等人取得了接触。
在六十年代初期, 党的领导允许社会学活动主要有两点理由。这些理由作为意识形态当局对待苏联社会学生存权的态度的原则基础, 我认为不仅在整个六十年代, 而且在目前仍然有效。
首先, 社会学研究必须以数据和例证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因此, 社会讽查必须服务于确认教条。
其次, 由于打算在国际场合成为西方的平等的伙伴, 党决定置社会学活动于其控制之下。参加国际社会学大会的实际需要, 参加关于社会问题和不发达国家问题的无数科学讨论会的实际需要, 迫使苏联代表必须以社会学这个名字讲话。社会学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一门社会学科, 苏联也必须有社会学。总之, 它一定要能够对西方显示出它也有这样的“家当” 。
苏联代表团在1 95 8年第四届世界社会学代表大会上的惨败(在那次会上绝大多数苏联发言人否认社会学存在的权利) , 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认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苏联社会学运动的活动必须为参加国际社会学会议作好充分的准备。他们应该向美国、法国、德国的社会学家介绍苏联社会学的状况。他们应该用苏联社会学的名义作报告。
但是, 尽管苏联社会学中心和实验室开展了广泛的活动, 尽管苏联社会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尽管在无数的书籍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一般社会学研究, 特别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明显的进展, 苏联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真实状况仍然是十分可悲的。实际上, 很难说苏联真正存在社会学, 很难把苏联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认为是合格的社会学研究。这对积极从事社会学运动的人来说是十分明显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不仅仅是社会学对苏联的制度来说是一门新的科学。主要的原因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这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和社会学研究对官方意识形态要求的屈从。在某些基本的问题上, 苏联社会学对官方要求的屈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当时出现的苏联社会学不是自动表示乐意服从, 它走出的最初几步可能就是最后的几步, 而意识形态当局在六十年代初就会禁止社会学的活动。社会学运动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遵从,目的是为了社会学的生存。如果有任何社会学运动积极分子争辩说,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 应该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他就会受到谴责和解职。这就会为老一辈提供良好的机会, 责备社会学运动的立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从而为社会学运动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使社会学从属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第一位和极为得力的手段, 是规定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这样做对官方的意识形态专家和社会学本身的安全都是必要的。这就是说, 将社会学包括于现有的意识形态组织体系中是必要的。
《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 1 9 6 5 年出版) 的第一篇文章是《社会学研究是行动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是当时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科学院院士F · 康斯坦丁诺夫。作者写道: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学理论, 它不仅有助于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 而且有助于建立以共产主义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建设共产主义是一个在创造性地应用社会发展、社会现实、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等规律的基础上, 不断自觉地进行调节和指导的过程。苏联科学家进行的社会研究, 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唯一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理论。这个理论解释了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和动力, 历史事件的进程就是由这些规律统辖的。” “ 社会思想的历史和全部历史的实践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 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称作科学的社会学。”
康斯坦丁诺夫院士进一步写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阶级利益的陈词槛调。但是这并不值得注意。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说法: “社会学的普遍规律” 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发现的。他列举的这些规律有: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一致; 作为决定全部社会机构性质的经济关系具有优先地位, 所以社会意识形式对所谓社会基础的发展水平具有依赖关系等等。这些“规律” 一向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 康斯坦丁诺夫却将它们称作“ 社会学的普遍规律” 。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即“社会学” 这个词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等同语。
此外, 康斯坦丁诺夫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如何将当时十分流行的社会调查纳入意识形态中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应该作好所谓具体的社会研究。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学研究, 应该似分析苏联生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等目标为其方向。
他指出了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
( 1）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要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实际材料以进行理论概括,
( 2) 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要以新的论据丰富历史唯物主义; -
(3 ) 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要帮助历史唯物主义发现新的规律,
( 4 ) 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为基础。
因此, 按照康斯坦丁诺夫所描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它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社会学科, 也不可能成为一们经验主义的科学。康斯坦丁诺夫的文章表达了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观点。
社会学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该期<社会研究》发表的文章是十分特别的。他们不愿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问题。他们力图避免这个有争论和危险的问题。他们竭力证明在苏联进行社会学研究和建立研究中心及实验室的必要性。他们集中精力思考这样的问题: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生活及使其合理化, 有哪些社会研究工作可做? 他们试图提出一些历史唯物主义从未用过的思想和概念。例如他们谈到了社会计划。这个计划和通常所说的经济计划大不相同, 应该以改善人民的文化和心理状况为方向。他们还谈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社会研究中典型方法的应用等等。但是 ———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 从一开始,他们就根据官方的意识形态规定了苏联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客。社会研究必须服务于实现官方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设想。根据这些作者的意见, 苏联社会研究的主要方针应该是：
( 1) 研究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过程, -
( 2) 研究当前的劳动向共产主义劳动的转变,
(3 ) 研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技术基础的过程, - 一
( 4) 研究共产主义意识在苏联社会的形成。、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性质的讨论, 一直继续到出版《社会研究》第二期那二年( 19 6 3年) 。这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是《苏联的社会研究》。作者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科学院院士 皮奥特尔一菲多西耶夫, 一位经验丰富的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文章的开头是这样: 社会学研究在苏联已成为时髦的事情, 确定它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 菲多西耶夫写道: “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理论。根本没有超越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
我想着重谈一谈三年前康斯坦丁诺夫的见解, 和菲多西耶夫的见解的不同。在康斯坦丁诺夫看来, 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同一回事, 菲多西耶夫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学的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可能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学科而存在。虽然他并不打算确定社会学为一门单独的科学, 但是他的话可以被解释为间接承认: 尽管社会学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不等同于它, 因此可以看作是一门科学。这标志着官方意识形态承认社会学的独立地位的顶峰。此后, 官方意识形态再也没有象这样(尽管是十分模糊的) 合法认可苏联社会学家要求独立的期望。
十分引人注目的, 在同一期《社会研究> 上发表了一篇G · 奥西波夫的文章。他是公认的苏联社会学运动的领袖, 同时是科学院领导集团内的官方人物。文章的题目是《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 。文章毫不含糊地表述了作为一门专门的、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科学的苏联社会学的纲领。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官方人士所写的类似的文章。
奥西波夫在文章中介绍了研究社会的社会学的概念。他认为社会的相互作用、社会行为( 动机、价值、规范等) 是社会学的主题。他认为必须在苏联发展这种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特有的、全部的理论应该是关于社会构成、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理论。所有这些看法, 从世界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当然并不新鲜, 但是在苏联意识形态的环境中, 是破例的。
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的问题上, 官方意识形态和行政当局举棋不定、态度暖昧的时期是十分短暂的。从组织机构来说, 对社会学的承认在19 6 7 年达到顶峰,那时在苏联科学院建立了具体社会研究所。
这个所建成后的头两年是其内部成员激烈斗争的时期: 一些人主张社会学成为独立的科学, 另一些人希望社会学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 党的严峻的意识形态政治影响了苏联社会的所有领域。1 9 7 1年, 具体社会研究所改组了, 改名为社会研究所, 社会学运动的原有干部为不熟悉业务的新人员所替换。
在苏联, 科学共产主义这门学科虽然早在二次大战前即已建立, 但其地位从六十年代开始才得到加强。在六十年代, 科学共产主义首次在大学和高中的教学大纲中列为必修学科。
各个学校建立了专门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科学共产主义在机构上的加强是与社会学的发展相随出现的,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调查被宣布为科学共产主义的任务。
“ 发展” 这些学说, 即根据实际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路线的精神来阐述它们, 也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一项责任。关于苏联社会的主要学说是和建设共产主义的概念相联系的, 例如,苏联的社会结构正在朝着所有社会成员的完全平等发展, 苏联社会结构的重大发展趋势之一是所有的阶级、团体、阶层, 由于劳动性质的变化, 即体力劳动的广泛知识化, 而趋向一致, 苏联社会的另一重大进展是所有社会团体和阶层的收入总额趋向一致, 在苏联, 加强党
和国家的过程同时就是加强民主的过程, 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正在发展, 也就是说劳动的主要动力已不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 而纯粹是出于对劳动的兴趣；在苏联社会, 集体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唯一得到广泛发扬的行为规范,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产生异常行为的社会原因, 象犯罪这类形式的异常行为是过去的残余; 等等。
所有这些论断都不可能从苏联社会的科学的、经验主义的分析得到证明。但是, 官方的意识形态需要这些论断得到“证明” , 于是科学共产主义承担了这项任务。
从一开始, 科学共产主义就反对苏联的社会学运动。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坚持只有一个学科, 即科学共产主义, 有资格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但是, 后来他们认识到了使用社会学这个词在宣传方面的好处, 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事务可以通过社会学的工作得到加强。
六十年代末期, 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逐渐认识到, 社会学和社会的研究必须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领导当局虽然没有明确地、正式地批准这个论点, 但是实际上支持它。因此, 从七十年代开始, 社会学的最重要的研究项目由科学共产主义的研究机构和其他组织进行了。更重要的是, 党的领导将科学共产主义实行的意识形态控制, 看作是党控制社会学的一项原则。社会学调查的方法和结果都要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口径一致。
在七十年代, 大多数社会学实验室正式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机构。
可以恰切地总结说: 苏联社会学运动的结束是和社会学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投诚同时发生的。
意识形态当局显然支持这个过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假定, 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科学共产主义的假定, 是七十年代的特点。这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观点可以表述如下: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科学共产主义, 其理论基础为历史唯物主义。” 根据这种解释,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显然溶化于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了。
尤有甚者, 在七十年代, 就连“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这个词本身也失去了其具有特定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涵义的性质。在六十年代,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个词还是含糊的。尽管当时官方已经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从而排除了它获得独立科学地位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是行为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解析法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现象学的, 等等, 但是, 当时社会学家还能够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
原则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当时充满了建立一门具有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幻想。`
可是在七十年代就没有这种幻想的余地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课题被认为等同于科学共产主义的课题。当苏联社会学家声称他们必须研究社会结构, 有人会告诉他们:科学共产主义是研究社会结构的, 当他们声称他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机构, 有人会告诉他们. 科学共产主义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机构的, 劳动、职业等等问题同样适用于此。官方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科学共产主义研究的领域。
这就实际造成了这种情况: “社会学的” 这个词只可以适当地用于所谓的具体的社会学(社会) 的研究。只有具体的社会学(社会) 的研究才能被看作是社会学特有的活动。
于是,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终从组织上或为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方面, 即成为科学共产主义进行所谓具体的社会研究的实践活动。理论上的概括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事。在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作出普遍结论的社会学家被看作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专家。
当他能够从理论的高度来说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的结果时, 他就自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专家。只有当他忙着具体的研究工作时, 他也许可称作社会学家。调整苏联社会学机构的用意是极为明确的: 将社会学的任务限制于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概念收集有用的情报和资料。
七十年代进行的社会学机构的调整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是将社会学实验室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中心。在七十年代, 小型的、自发建立的实验室已经不可能存在。社会学研究中心的数目毫无疑问是减少了。当然, 究竟苏联当局能提出怎样的统计数字是无关紧要的。例如, 1 9 7 0年在瓦纳举行的世界社会学代表大会,正式登记的保加利亚社会学家有五百多人。用不着说, 保加利亚决没有这么多的社会学家。事情很简单, 每一个讲授共产党历史的人都作为社会学家出席了那次的大会。苏联当局同样可以在数字上耍把戏。他们希望有多少社会学中心就可以报多少。
在七十年代, 社会调查的项目和调查结果的发表也明显地受到更严格的控制。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苏联现在和六十年代以前一样, 没有一所大学和高级中学有社会学系(或教研室)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的大学有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系, 但要在这些学校建立社会学系是绝对异端的。没有学校开设社会学课程, 没有出版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手册或教材, 没有一个社会学博士。
标志着苏联社会学运动终结的社会学机构调整完成于七十年代初期。党的意识形态当局选择M ·鲁特凯维克, 他们最信得过的代理人, 去完成给予苏联社会学运动最后一击的任务。他被提拔为具体社会研究所主任, 解雇了所有被认为或多或少具有独立人格的有造诣的社会学家。他为所欲为地彻底扑灭了仅存的社会学运动。随之他也被解职了。
注：整个 “替死鬼” 过去，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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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七十年代中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容、它和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完全停息下来。这是苏联社会学实际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讨论是自动停止的, 也没有什么内容可讨论了。当官方意识形态专家偶尔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这个词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时, 只是为了宣传上的利益, 并没有为这些学科增添任何内容。当前通用的说法是: “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个名字称呼历史唯物主义和
科学共产主义, 有时是许可的。”
社会研究屈服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因, 主要不在于苏联社会学家的遵从态度, 而在于苏联存在着一种十分严峻、直接、有效的控制形式, 即组织机构的控制。
可以这样说, 苏联绝大部分的社会学研究是由科学共产主义统管的, 因为它们是由科学共产主义的研究机构进行的。
七十年代后半期, 官方意识形态再也不提具体社会研究应该为历史唯物主父服务了。官方意识形态专家巳经认识到这种要求过于抽象。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 它本身不需要对社会主义社会作经验主义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教义无需用数据加以证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功能( 即意识形态的功能) 的观点来看, 社会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是没有用的。
与此相联系,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 将具体社会的研究从组织上完全并入科学共产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关注的重大事务之一。我们将引用科学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的一篇文章( 刊于<共产党人> 1 9 7 9年1 1月第16 期) 来说明这个情况。这篇文章十分典型地表达了官方关于进一步整肃社会学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 为了致力解决科学共产主义的定义问题, 作者V ,伊奥诺夫断言具体社会学的研究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固有的特点。他写道:
科学共产主义的部分内容和问题与马列主义其他组成部分的内容和问题的重合, 并不排斥这门科学具有仅仅属其所有的特性。党、工会、共青团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在全国共同进行的无数具体的社会学调查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可以预期遇到两种人的反对: 一种是那些认为社会学研究完全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 一种是那些鼓吹把所谓“具体社会学“建成一门独立科学的人。前者之所以错误, 是因为他们将藉助定量分析方法( 包括人口统计学的笼实用经济学的, 等等) 而进行的、并非为历史唯物主义所特有的各项实用研究, 包括在哲学科学的领域里, 后者则由于某种原因拒绝承认, 他们所提出的“ 具体社会学” , 囊括了无论在内容上, 还是在理论概括程度上都极为
不同的种种研究, 这种研家巳被证明为` 首先是异端的, 其次是缺乏完整的理论基础的。
实际上, “具体社会学” 在我国不可能作为一门单独的科学区分出来。这个道理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 具体社会学” 为社会过程作出定量分析和模型, 而这个社会过程发生于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过程主要根据科学控制社会发展的利益而进行。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 “具体社会学” 完全是在科学共产主义的渠道上起作用和发展的, 它除了提出社会现实各方面的材料不占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材料; 它除了尽其一切可能为完善这个现实
作出贡献别无任何其他目的。这样说是决不夸张的。
因此, 科学共产主义除了自己的一般理论体系, 还有很大的一个实用部分。主要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大小小的组成部分进行详尽的、一丝不苟的调查; 它要积累高如勃朗峰( 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的具体资料, 以便作出理论上的新结论和实际的决定。因此, 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用部分的关系融洽的、成功的发展, 成为胜利地、充满信心地建设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位作者提出的逻辑, 是今天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在吞并社会学问题上的非常典型的逻辑。预计不久苏联将建立科学共产主义中心研究所。在那种情况下, 社会研究所估计会并入该所。这就意味着社会研究将完全在组织上隶属于科学共产主义, 象征所谓苏联社会学独立地位的仅有的外表将最终消失。
对苏联意识形态当局来说, 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只有二件事可能遏制他们: 苏联拥有“ 社会学” 的国际重要性。解散社会研究所意味着公开表明苏联已经没有社会学, 并且是有官方根据的。不过, 这也没有什么, 苏联当局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他们可以对国际社会学协会解释说: 科学共产主义就是苏联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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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要毛泽东思想还是要社会主义，这是个问题啊（难道从来没有人觉得有矛盾吗？诸君真是神奇，一堆屎）
你们怎么要学这个东西呢，这是西方的东西，内部研究的
你们学讲真话干什么，
你们都是农民，是小农，是落后的阶级。实事求是，这是先进阶级会的东西。
落后阶级不就是爱讲假话，骗个人嘛
注：我艹，傻逼想变聪明，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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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说这个事，说的最有意思了，你是个被统治者，搞不清自己的位置。
知道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公鸡腿” 和 “鲤鱼腰” 该谁吃，“美女” 该谁把，这是个问题？
女人 生来 就是被 “野骡子” 骑的，废什么话呀，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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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长沙成立，毛泽东担任分部主任。根据“一大”所确定的工作重点，毛泽东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人运动，并没有 过多关注到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1923年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泽东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 过来，怎么再去搞乡村呢？。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提出应该注重农民运动:“我们党不应 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党也注 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将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农民运动，他利用养病的机会，回到家乡 韶山冲，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会，积累了经验，逐步认识到组织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性。他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年冬天我回到 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 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此后，毛泽东开始致力 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他在1925年11月21日回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向学会会员提出的问题时，明确表示“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 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以及对农村问题的广泛调查主要是从参与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指导农民运动开始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兼任所长，前五期主 要是培训广东省的农运干部（也包括部分广西、湖南等省的学员），第六届改为全国性的，隶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4月10日，国民党中央农 民部指派毛泽东、林伯渠、高语罕、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组成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考试委员会，对20个省区选送的学生进行复试时，毛泽东注重向学生询问 各地乡村情况及农民生活状况等。在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次年毛泽东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毛泽东均注重调查的重要性，在讲习所规定的学 科中明确有“农村调查统计及报告”一科，作为调查研究所需要的主要课程，毛泽东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另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作为农讲所的教材，这些课程的设置是毛泽东有意识地将调查方法作为革命最主要的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传播的开始，也是其在实践中将调 查研究制度化的一个开端。
1933年冬，毛泽东对长冈乡和才溪乡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召开基层苏维埃调查会写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效仿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召集几个区的负责人员召开调查会，写出《区苏维埃怎样工作》，这是张闻天早期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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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研究 “机制” ，不该有 “救世” 的使命，
社会学 “力求” 在意识形态观念上保持中立
而学术的原则是不被 “当权者” 喜欢的。
真理即不想改变，也不想反对，而是对真实的渴求。
可是你不说谎言，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其它 “小母鸡”、“小公鸡”会怎么看。就 “鸡巴” 你能，我们都说假话，为什么你要说真话？你咋这么特殊，你为什么要知道真相，为什么要搞调查研究，是不是 “里通外国”。
你到底哪一点想说真话，给我说说，把 “哪一点” 割了。把 “哪一点” 割了不解决了，对不对
瞎说啥实话
注：不带阶级情感，搞个毛线啊。（中立是敌人才有的态度，阶级情感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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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 倒比那 “正人君子” 更可爱，呵呵
难得糊涂，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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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回顾这样一个事实: 在十月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 即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苏联没有使用“ 社会学” 这个词。在当时苏联的出版物中, “ 社会学” 一词从不见于任何苏联的学科和学术思想。它仅仅用于所谓的“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 即西方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学。
另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1 9 6 0 年以前, 苏联没有进行堪称为社会学活动的实用社会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个别热心人士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进行的人口学、人种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些许研究, 不能看作苏联在六十年代前即有社会科学的证据。那时实际上没有诸如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生态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分支; 没有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变革、职业结构、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 没有关于文化和个性的经验主义的研究。
毫无疑问, 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最明显的理由, 是苏维埃政权对待社会知识的奇特态度。这个政权( 它同时控制着科学的功能) 对其社会的真实情况, 无论对整个社会制度或个人的个性所存在的真实问题是不感兴趣的。
苏联对社会学的官僚主义的禁令, 也植根子苏联马克忽主义者对这个词所含的意识形态的僧恶, 而不仅仅是对一个专门词汇的忌讳, 否则他们对社会学的敌视态度过去和现在都不会如此强烈了。
社会学的道德标准是由对社会调查和社会分析所作的评价确定的。社会学希望了解社会 ———— 研究它, 推动它朝着社会自身所固有的方向改变。在方法论和理论上, 社会学把社会作为研究的主体加以探讨, 不认为对该社会负有任何“救世” 的使命。社会学力求在意识形态观念上保持中立。在这方面它不可能总是做得很好, 但它总是以持有这种态度为目标。
在俄国, 将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加以批判和全面抵制的传统, 是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十九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后, 这种传统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加强了。要引述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学的全部谴责是困难的。这些谴责首先是指向社会学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原则。当然, 不仅这个原则不断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 西方社会学的概念也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种意识形态是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的, 因而当然是非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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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开端是从打倒斯大林开始的；真理是从打倒偶像，产生混乱开始的；真理即不想改变，也不想反对，而是对真实的渴求。
苏联的社会学运动, 开始于五十年代末期, 并在六十年代苏联的局面中成为具有特色的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决不可从官方意识形态观点, 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 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的性质和任务的观点的任何改变, 来寻找社会学运动的根源和促进因素。这些观点在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没有改变, 目前也仍然没有改变。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重要的方向性的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目前是,将来仍然是苏联的统治的意识形态。
苏联社会学运动的根源和促进因素具有一种不同的性质。这些根源和因素是苏联的一部分公众, 首先是苏联的知识阶层, 在1 9 5 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那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的唯意志论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消极后果的报告) 后的一段特殊和十分短暂的历史时期中, 表现出来的一种渴望、情绪和倾向。
五十年代后半期, 苏联社会政治状况的特点之一是人们在某些方面认识到了他们获知更多自己社会状况的权利。对文学、艺术、电影、新闻来说特别如此。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苏共二十大以后, 尽管党在社会上的统治的性质没有改变, 但是在五十年代末以及整个六十年代, 党在政治上的某些混乱是可以觉察到的。党的机构本身在变动, 关于“必须了解社会主义” 、“ 科学管理社会主义社会” 一类的口号在党的宣传工具中十分流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过程。许多人, 通常是青年人,热切地要求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面貌。许多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专家, 开始公开谈论以现实社会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许多法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的专家,开始将他们的兴趣转向对现实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研究。
这些情绪和倾向推动了苏联的社会学运动。这个运动的动力不是为发展过去被轻忽的学科而作的纯粹学术研究方向的改变, 也不是对苏联意识形态—官僚主义体系的带有革命性质的反对, 而实质上是一种希望了解更多现存社会状况的民主的要求, 一种在了解社会的基础上改进社会的愿望 —— 这一切才是苏联社会学活动的自发兴起的根源。
这个倾向在大学和马列主义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许多人的活动中也实际表现出来。这些活动的首要目标是在大学和研究中心建立一种分工, 即这些机构应该集中全力研究问题, 而不是搞宣传项目。一开始, 人们就自然地设想, 旨在研究社会的机构应该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机构分开, 因为事情十分明显, 作为具有特定意识形态教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研究现实社会的一种障碍。还有一个理由能解释要求机构分立的主张, 即新一代的意识形态和人文学科的专家, 希望在和老一辈的竞赛中取得胜利。老一辈对于社会只懂得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条, 新一代则寻求了解现实社会。新一代并不单纯想占有老一辈突出的优良的地位, 它还希望为自己建立优良的地位。
事实上在六十年代初期, 在苏联社会科学领域已建立了一些这样的机构。首先是在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建立了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名称很奇怪, 叫做“ 新劳动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研究室” 。了解这个名称, 就意味着了解苏联社会学运动某些基本的意识形态的、官僚主义的和心理上的脉络。
首先, 为什么这个研究室建立于哲学所? 我们知道, 哲学和社会研究是不同的事情。但是, 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它们是一回事, 因为社会的普遍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过去是, 将来仍然是哲学所的一个主要部门。把研究社会的机构设在哲学所, 目的就在于使它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新劳动方式和新生活方式” 意味着什么? 它是“社会” 这个词的代号和暗号。“ 新方式” 意味着对新型的、所谓共产主义劳动和生活
方式的研究。应用这个名称是保护这个研究室, 使它免受非意识形态倾向的责备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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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信徒不仅有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年轻干部, 十分富有讽刺意义的是, 许多可能成为社会学家和社会研究领导者的人, 是来自苏联官僚主义语言称之为“ 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批判” 这一学科的干部。以论述西方社会学和社会思潮为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人,是苏联社会学运动的主力之一。
解释这个事实是并不困难的。在苏联, 所谓“ 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 是获得西方社会学知识的主要方法。六十年代以前, 苏联简直就没有关于西方社会学和西方社会思潮的书。大学的哲学史教学大纲, 只是严格地从批判的角度, 零星地提到西方的社会思潮, 主要是批判孔德和斯宾塞。哲学系的学生对西方社会学一无所知。由于当时禁止输入西方社会学和西方思潮的专门知识, 也就不会有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研究。
可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 苏联有十多人完成了关于西方社会学的博士论文。对西方社会学的兴趣不断增长。当然, 这些论文是作为批判西方社会学的概念而写的, 而且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和教义都用上了, 但与此同时,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切实可行的可能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受到批判的西方社会学的内容主要有“微观社会学” 、关于动机的理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的理论社会学一(首先是帕森斯的概念) 。
六十年代以前, 西方社会学的大部分概念和见解, 如社会的演化、社会冲突、社会运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体系、社会阶层、社会行为、社会作用、社会地位等, 在苏联是不予使用和禁止在书刊和演讲中详加阐述的。在那时的作品中, 人们找不到论及社会人口学、劳动社会学、种族和种族关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学分支的概念和见解。这些概念和词汇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是绝对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们的性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六十年代初期, 书刊中出现了一些阐述这些概念和词汇的作品( 当然伴随着对这些概念所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 它们起了向苏联公众介绍西方社会学和社会思潮的某些成就的作用。
综上所述, 对苏联社会现实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兴趣的日益增长, 对西方社会学兴趣的日益增长, 。是苏联社会学运动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六十年代初期, 社会学运动的协调中心是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新劳动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研究室。这个部门最初的活动是组织性质的。在它的发动下, 小型实验室象雨后春笋般地在苏联兴建立起来。后来, 另外两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了, 一个在列宁格勒, 主要研究劳动社会学; 一个在诺沃西伯斯克, 主要研究职业社会学和社会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真正的协调中心仍然是上述的新劳动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研究室。它所以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是因为它接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中心, 首先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科学部和宣传部。莫斯科不仅从政治意义上说是首都, 从意识形态的意义说也是首都。因此, 这个室能够对地方党的领导在决定组织社会学实验室的问题上产生影响。
该室还组织了国际间的比较研究, 例如苏联和波兰的对比研究, 它创办了专门的社会学杂志一<社会研究》, 共出版了五期( 1 9 65 一l1970) , 它恢复了苏联社会学协会的活动, 该会虽然成立于19 5 8年, 但1 9 6 5年以前只是存在于纸面上。
此外, 该室试着进行了社会调查。它出版了一些十年前不可能问世的书籍, 例如1 9 6 5一1 9 6 6年出版的两卷《苏联社会学》。从内容的观点来看, 它们是浅薄的；从理论的观,点来看, 它们是古旧的马克思主义教义和社会学术语的混血儿。但《苏联社会学> 这个书名是革命性的。为什么这个书名能得到出版社当局的批准, 也就是说能够通过审查, 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理由是: 这部书议定要同时在英国以英文出版。这是希望在俄国使用“ 社会学” 这一名词的人想出来的计策之一。他们对当局这样说: “英文版上应该用` 社会学, 这个词, 因为它是在西方社会学家中通用的。俄文版上也应该用这个词, 因为合同规定了英俄版本必须绝对等同。” 苏联社会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诸如此类的计谋。这些计谋是和官僚机构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所必需的。当时连哲学所内的这个研究室本身是否应该存在, 都经常受到当局的怀疑。
与此同时, 苏联大小城市也出现了社会研究实验室。大学和高级中学的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开始了社会学的研究。
自称为“社会学家” 的苏联专家有机会和当年访问莫斯科的西方社会学家, 如T · 帕森斯、R · 默顿、A · 埃特齐奥里、A · 戈尔德纳等人取得了接触。
在六十年代初期, 党的领导允许社会学活动主要有两点理由。这些理由作为意识形态当局对待苏联社会学生存权的态度的原则基础, 我认为不仅在整个六十年代, 而且在目前仍然有效。
首先, 社会学研究必须以数据和例证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因此, 社会讽查必须服务于确认教条。
其次, 由于打算在国际场合成为西方的平等的伙伴, 党决定置社会学活动于其控制之下。参加国际社会学大会的实际需要, 参加关于社会问题和不发达国家问题的无数科学讨论会的实际需要, 迫使苏联代表必须以社会学这个名字讲话。社会学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一门社会学科, 苏联也必须有社会学。总之, 它一定要能够对西方显示出它也有这样的“家当” 。
苏联代表团在1 95 8年第四届世界社会学代表大会上的惨败(在那次会上绝大多数苏联发言人否认社会学存在的权利) , 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认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苏联社会学运动的活动必须为参加国际社会学会议作好充分的准备。他们应该向美国、法国、德国的社会学家介绍苏联社会学的状况。他们应该用苏联社会学的名义作报告。
但是, 尽管苏联社会学中心和实验室开展了广泛的活动, 尽管苏联社会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尽管在无数的书籍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一般社会学研究, 特别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明显的进展, 苏联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真实状况仍然是十分可悲的。实际上, 很难说苏联真正存在社会学, 很难把苏联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认为是合格的社会学研究。这对积极从事社会学运动的人来说是十分明显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不仅仅是社会学对苏联的制度来说是一门新的科学。主要的原因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这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和社会学研究对官方意识形态要求的屈从。在某些基本的问题上, 苏联社会学对官方要求的屈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当时出现的苏联社会学不是自动表示乐意服从, 它走出的最初几步可能就是最后的几步, 而意识形态当局在六十年代初就会禁止社会学的活动。社会学运动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遵从,目的是为了社会学的生存。如果有任何社会学运动积极分子争辩说,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 应该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他就会受到谴责和解职。这就会为老一辈提供良好的机会, 责备社会学运动的立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从而为社会学运动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使社会学从属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第一位和极为得力的手段, 是规定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这样做对官方的意识形态专家和社会学本身的安全都是必要的。这就是说, 将社会学包括于现有的意识形态组织体系中是必要的。
《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 1 9 6 5 年出版) 的第一篇文章是《社会学研究是行动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是当时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科学院院士F · 康斯坦丁诺夫。作者写道: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学理论, 它不仅有助于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 而且有助于建立以共产主义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建设共产主义是一个在创造性地应用社会发展、社会现实、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等规律的基础上, 不断自觉地进行调节和指导的过程。苏联科学家进行的社会研究, 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唯一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理论。这个理论解释了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和动力, 历史事件的进程就是由这些规律统辖的。” “ 社会思想的历史和全部历史的实践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 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称作科学的社会学。”
康斯坦丁诺夫院士进一步写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阶级利益的陈词槛调。但是这并不值得注意。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说法: “社会学的普遍规律” 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发现的。他列举的这些规律有: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一致; 作为决定全部社会机构性质的经济关系具有优先地位, 所以社会意识形式对所谓社会基础的发展水平具有依赖关系等等。这些“规律” 一向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 康斯坦丁诺夫却将它们称作“ 社会学的普遍规律” 。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即“社会学” 这个词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等同语。
此外, 康斯坦丁诺夫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如何将当时十分流行的社会调查纳入意识形态中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应该作好所谓具体的社会研究。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学研究, 应该似分析苏联生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等目标为其方向。
他指出了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
( 1）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要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实际材料以进行理论概括,
( 2) 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要以新的论据丰富历史唯物主义; -
(3 ) 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要帮助历史唯物主义发现新的规律,
( 4 ) 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为基础。
因此, 按照康斯坦丁诺夫所描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它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社会学科, 也不可能成为一们经验主义的科学。康斯坦丁诺夫的文章表达了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观点。
社会学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该期<社会研究》发表的文章是十分特别的。他们不愿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问题。他们力图避免这个有争论和危险的问题。他们竭力证明在苏联进行社会学研究和建立研究中心及实验室的必要性。他们集中精力思考这样的问题: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生活及使其合理化, 有哪些社会研究工作可做? 他们试图提出一些历史唯物主义从未用过的思想和概念。例如他们谈到了社会计划。这个计划和通常所说的经济计划大不相同, 应该以改善人民的文化和心理状况为方向。他们还谈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社会研究中典型方法的应用等等。但是 ———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 从一开始,他们就根据官方的意识形态规定了苏联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客。社会研究必须服务于实现官方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设想。根据这些作者的意见, 苏联社会研究的主要方针应该是：
( 1) 研究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过程, -
( 2) 研究当前的劳动向共产主义劳动的转变,
(3 ) 研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技术基础的过程, - 一
( 4) 研究共产主义意识在苏联社会的形成。、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性质的讨论, 一直继续到出版《社会研究》第二期那二年( 19 6 3年) 。这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是《苏联的社会研究》。作者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科学院院士 皮奥特尔一菲多西耶夫, 一位经验丰富的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文章的开头是这样: 社会学研究在苏联已成为时髦的事情, 确定它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 菲多西耶夫写道: “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理论。根本没有超越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
我想着重谈一谈三年前康斯坦丁诺夫的见解, 和菲多西耶夫的见解的不同。在康斯坦丁诺夫看来, 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同一回事, 菲多西耶夫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学的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可能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学科而存在。虽然他并不打算确定社会学为一门单独的科学, 但是他的话可以被解释为间接承认: 尽管社会学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不等同于它, 因此可以看作是一门科学。这标志着官方意识形态承认社会学的独立地位的顶峰。此后, 官方意识形态再也没有象这样(尽管是十分模糊的) 合法认可苏联社会学家要求独立的期望。
十分引人注目的, 在同一期《社会研究> 上发表了一篇G · 奥西波夫的文章。他是公认的苏联社会学运动的领袖, 同时是科学院领导集团内的官方人物。文章的题目是《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 。文章毫不含糊地表述了作为一门专门的、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科学的苏联社会学的纲领。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官方人士所写的类似的文章。
奥西波夫在文章中介绍了研究社会的社会学的概念。他认为社会的相互作用、社会行为( 动机、价值、规范等) 是社会学的主题。他认为必须在苏联发展这种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特有的、全部的理论应该是关于社会构成、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理论。所有这些看法, 从世界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当然并不新鲜, 但是在苏联意识形态的环境中, 是破例的。
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的问题上, 官方意识形态和行政当局举棋不定、态度暖昧的时期是十分短暂的。从组织机构来说, 对社会学的承认在19 6 7 年达到顶峰,那时在苏联科学院建立了具体社会研究所。
这个所建成后的头两年是其内部成员激烈斗争的时期: 一些人主张社会学成为独立的科学, 另一些人希望社会学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 党的严峻的意识形态政治影响了苏联社会的所有领域。1 9 7 1年, 具体社会研究所改组了, 改名为社会研究所, 社会学运动的原有干部为不熟悉业务的新人员所替换。
在苏联, 科学共产主义这门学科虽然早在二次大战前即已建立, 但其地位从六十年代开始才得到加强。在六十年代, 科学共产主义首次在大学和高中的教学大纲中列为必修学科。
各个学校建立了专门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科学共产主义在机构上的加强是与社会学的发展相随出现的,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调查被宣布为科学共产主义的任务。
“ 发展” 这些学说, 即根据实际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路线的精神来阐述它们, 也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一项责任。关于苏联社会的主要学说是和建设共产主义的概念相联系的, 例如,苏联的社会结构正在朝着所有社会成员的完全平等发展, 苏联社会结构的重大发展趋势之一是所有的阶级、团体、阶层, 由于劳动性质的变化, 即体力劳动的广泛知识化, 而趋向一致, 苏联社会的另一重大进展是所有社会团体和阶层的收入总额趋向一致, 在苏联, 加强党
和国家的过程同时就是加强民主的过程, 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正在发展, 也就是说劳动的主要动力已不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 而纯粹是出于对劳动的兴趣；在苏联社会, 集体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唯一得到广泛发扬的行为规范,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产生异常行为的社会原因, 象犯罪这类形式的异常行为是过去的残余; 等等。
所有这些论断都不可能从苏联社会的科学的、经验主义的分析得到证明。但是, 官方的意识形态需要这些论断得到“证明” , 于是科学共产主义承担了这项任务。
从一开始, 科学共产主义就反对苏联的社会学运动。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坚持只有一个学科, 即科学共产主义, 有资格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但是, 后来他们认识到了使用社会学这个词在宣传方面的好处, 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事务可以通过社会学的工作得到加强。
六十年代末期, 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逐渐认识到, 社会学和社会的研究必须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领导当局虽然没有明确地、正式地批准这个论点, 但是实际上支持它。因此, 从七十年代开始, 社会学的最重要的研究项目由科学共产主义的研究机构和其他组织进行了。更重要的是, 党的领导将科学共产主义实行的意识形态控制, 看作是党控制社会学的一项原则。社会学调查的方法和结果都要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口径一致。
在七十年代, 大多数社会学实验室正式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机构。
可以恰切地总结说: 苏联社会学运动的结束是和社会学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投诚同时发生的。
意识形态当局显然支持这个过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假定, 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科学共产主义的假定, 是七十年代的特点。这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观点可以表述如下: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科学共产主义, 其理论基础为历史唯物主义。” 根据这种解释,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显然溶化于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了。
尤有甚者, 在七十年代, 就连“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这个词本身也失去了其具有特定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涵义的性质。在六十年代,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个词还是含糊的。尽管当时官方已经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从而排除了它获得独立科学地位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是行为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解析法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现象学的, 等等, 但是, 当时社会学家还能够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
原则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当时充满了建立一门具有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幻想。`
可是在七十年代就没有这种幻想的余地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课题被认为等同于科学共产主义的课题。当苏联社会学家声称他们必须研究社会结构, 有人会告诉他们:科学共产主义是研究社会结构的, 当他们声称他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机构, 有人会告诉他们. 科学共产主义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机构的, 劳动、职业等等问题同样适用于此。官方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科学共产主义研究的领域。
这就实际造成了这种情况: “社会学的” 这个词只可以适当地用于所谓的具体的社会学(社会) 的研究。只有具体的社会学(社会) 的研究才能被看作是社会学特有的活动。
于是,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终从组织上或为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方面, 即成为科学共产主义进行所谓具体的社会研究的实践活动。理论上的概括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事。在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作出普遍结论的社会学家被看作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专家。
当他能够从理论的高度来说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的结果时, 他就自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专家。只有当他忙着具体的研究工作时, 他也许可称作社会学家。调整苏联社会学机构的用意是极为明确的: 将社会学的任务限制于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概念收集有用的情报和资料。
七十年代进行的社会学机构的调整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是将社会学实验室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中心。在七十年代, 小型的、自发建立的实验室已经不可能存在。社会学研究中心的数目毫无疑问是减少了。当然, 究竟苏联当局能提出怎样的统计数字是无关紧要的。例如, 1 9 7 0年在瓦纳举行的世界社会学代表大会,正式登记的保加利亚社会学家有五百多人。用不着说, 保加利亚决没有这么多的社会学家。事情很简单, 每一个讲授共产党历史的人都作为社会学家出席了那次的大会。苏联当局同样可以在数字上耍把戏。他们希望有多少社会学中心就可以报多少。
在七十年代, 社会调查的项目和调查结果的发表也明显地受到更严格的控制。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苏联现在和六十年代以前一样, 没有一所大学和高级中学有社会学系(或教研室)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的大学有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系, 但要在这些学校建立社会学系是绝对异端的。没有学校开设社会学课程, 没有出版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手册或教材, 没有一个社会学博士。
标志着苏联社会学运动终结的社会学机构调整完成于七十年代初期。党的意识形态当局选择M ·鲁特凯维克, 他们最信得过的代理人, 去完成给予苏联社会学运动最后一击的任务。他被提拔为具体社会研究所主任, 解雇了所有被认为或多或少具有独立人格的有造诣的社会学家。他为所欲为地彻底扑灭了仅存的社会学运动。随之他也被解职了。
注：整个 “替死鬼” 过去，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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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七十年代中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容、它和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完全停息下来。这是苏联社会学实际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讨论是自动停止的, 也没有什么内容可讨论了。当官方意识形态专家偶尔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这个词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时, 只是为了宣传上的利益, 并没有为这些学科增添任何内容。当前通用的说法是: “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个名字称呼历史唯物主义和
科学共产主义, 有时是许可的。”
社会研究屈服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因, 主要不在于苏联社会学家的遵从态度, 而在于苏联存在着一种十分严峻、直接、有效的控制形式, 即组织机构的控制。
可以这样说, 苏联绝大部分的社会学研究是由科学共产主义统管的, 因为它们是由科学共产主义的研究机构进行的。
七十年代后半期, 官方意识形态再也不提具体社会研究应该为历史唯物主父服务了。官方意识形态专家巳经认识到这种要求过于抽象。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 它本身不需要对社会主义社会作经验主义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教义无需用数据加以证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功能( 即意识形态的功能) 的观点来看, 社会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是没有用的。
与此相联系,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 将具体社会的研究从组织上完全并入科学共产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关注的重大事务之一。我们将引用科学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的一篇文章( 刊于<共产党人> 1 9 7 9年1 1月第16 期) 来说明这个情况。这篇文章十分典型地表达了官方关于进一步整肃社会学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 为了致力解决科学共产主义的定义问题, 作者V ,伊奥诺夫断言具体社会学的研究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固有的特点。他写道:
科学共产主义的部分内容和问题与马列主义其他组成部分的内容和问题的重合, 并不排斥这门科学具有仅仅属其所有的特性。党、工会、共青团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在全国共同进行的无数具体的社会学调查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可以预期遇到两种人的反对: 一种是那些认为社会学研究完全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 一种是那些鼓吹把所谓“具体社会学“建成一门独立科学的人。前者之所以错误, 是因为他们将藉助定量分析方法( 包括人口统计学的笼实用经济学的, 等等) 而进行的、并非为历史唯物主义所特有的各项实用研究, 包括在哲学科学的领域里, 后者则由于某种原因拒绝承认, 他们所提出的“ 具体社会学” , 囊括了无论在内容上, 还是在理论概括程度上都极为
不同的种种研究, 这种研家巳被证明为` 首先是异端的, 其次是缺乏完整的理论基础的。
实际上, “具体社会学” 在我国不可能作为一门单独的科学区分出来。这个道理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 具体社会学” 为社会过程作出定量分析和模型, 而这个社会过程发生于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过程主要根据科学控制社会发展的利益而进行。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 “具体社会学” 完全是在科学共产主义的渠道上起作用和发展的, 它除了提出社会现实各方面的材料不占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材料; 它除了尽其一切可能为完善这个现实
作出贡献别无任何其他目的。这样说是决不夸张的。
因此, 科学共产主义除了自己的一般理论体系, 还有很大的一个实用部分。主要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大小小的组成部分进行详尽的、一丝不苟的调查; 它要积累高如勃朗峰( 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的具体资料, 以便作出理论上的新结论和实际的决定。因此, 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用部分的关系融洽的、成功的发展, 成为胜利地、充满信心地建设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位作者提出的逻辑, 是今天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在吞并社会学问题上的非常典型的逻辑。预计不久苏联将建立科学共产主义中心研究所。在那种情况下, 社会研究所估计会并入该所。这就意味着社会研究将完全在组织上隶属于科学共产主义, 象征所谓苏联社会学独立地位的仅有的外表将最终消失。
对苏联意识形态当局来说, 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只有二件事可能遏制他们: 苏联拥有“ 社会学” 的国际重要性。解散社会研究所意味着公开表明苏联已经没有社会学, 并且是有官方根据的。不过, 这也没有什么, 苏联当局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他们可以对国际社会学协会解释说: 科学共产主义就是苏联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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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要毛泽东思想还是要社会主义，这是个问题啊（难道从来没有人觉得有矛盾吗？诸君真是神奇，一堆屎）
你们怎么要学这个东西呢，这是西方的东西，内部研究的
你们学讲真话干什么，
你们都是农民，是小农，是落后的阶级。实事求是，这是先进阶级会的东西。
落后阶级不就是爱讲假话，骗个人嘛
注：我艹，傻逼想变聪明，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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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说这个事，说的最有意思了，你是个被统治者，搞不清自己的位置。
知道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公鸡腿” 和 “鲤鱼腰” 该谁吃，“美女” 该谁把，这是个问题？
女人 生来 就是被 “野骡子” 骑的，废什么话呀，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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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长沙成立，毛泽东担任分部主任。根据“一大”所确定的工作重点，毛泽东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人运动，并没有 过多关注到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1923年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泽东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 过来，怎么再去搞乡村呢？。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提出应该注重农民运动:“我们党不应 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党也注 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将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农民运动，他利用养病的机会，回到家乡 韶山冲，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会，积累了经验，逐步认识到组织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性。他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年冬天我回到 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 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此后，毛泽东开始致力 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他在1925年11月21日回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向学会会员提出的问题时，明确表示“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 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以及对农村问题的广泛调查主要是从参与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指导农民运动开始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兼任所长，前五期主 要是培训广东省的农运干部（也包括部分广西、湖南等省的学员），第六届改为全国性的，隶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4月10日，国民党中央农 民部指派毛泽东、林伯渠、高语罕、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组成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考试委员会，对20个省区选送的学生进行复试时，毛泽东注重向学生询问 各地乡村情况及农民生活状况等。在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次年毛泽东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毛泽东均注重调查的重要性，在讲习所规定的学 科中明确有“农村调查统计及报告”一科，作为调查研究所需要的主要课程，毛泽东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另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作为农讲所的教材，这些课程的设置是毛泽东有意识地将调查方法作为革命最主要的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传播的开始，也是其在实践中将调 查研究制度化的一个开端。
毛泽东还亲自进行农村调查，主持并召集来自各省的学员开调查会，不能参加调查会的，发给调查提纲。从阶级关系、农民负担到宗教社团、租率、 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风俗习惯、歌谣谚语等等，都在调查范围之列，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又把这些材料“亲自 认真修改，把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以指导全国农民运动。”。为了使学员学习的理论能够与实践相互结合，毛泽东还组织一批学员到粤北韶关农 村实习一个星期，组织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门到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到革命群众中考察其组织和生活，促进学生投身农民运动的决心。“每当学员外出调查归 来，他总要仔细询问调查情况，帮助学员总结提高”。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组织学员到咸宁、通山、武昌以及市郊农村去做社会调查，培养其理论与实际 结合的能力，并提出“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战斗口号。
1926年后，毛泽东曾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通过各种途径调查和了解农村的情况。1926年8月 20日至9月中旬，国民党广东省农委为加强调查工作，训练做调查工作的人材，改变缺乏调查工作、不了解农民详情的状况，特意举办调查员训练班，毛泽东应邀 为调查员训练班讲授共产国际、苏俄、土地问题。训练班共提出调查项目165个，计划先从重点县调查，每县调查2个乡或4个乡，主要调查农村的土地数量、阶 级状况、社会各团体的经济政治情况及其互相关系，收集重要会议记录、传单、契约、风俗等各种材料。
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从汉口到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次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4 日到9日，他先后在湘潭县的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9日至14日到湘乡县考察，15日至23日到衡山县考察。24日，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3 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详细报告，随后在长沙郊区做了一些考察。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县考察，4日回到长沙。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使毛泽 东对农村的认识更为深刻，同时他的调查结论也影响了党内很多人对农村的观念。如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回忆中认为，他在听取毛泽东调查归来的报告后， 改变了对待农民运动的错误观念。1927年2月中共湖南区委给中央写了《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作了自我批评，称“我们亦自认为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幼 稚”，但是“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可见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准确性在当时也得到党内组织的认可。
1933年冬，毛泽东对长冈乡和才溪乡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召开基层苏维埃调查会写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效仿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召集几个区的负责人员召开调查会，写出《区苏维埃怎样工作》，这是张闻天早期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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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苏区是张闻天左倾错误比较严重，并开始寻找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农村方法的尝试期。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到达瑞金，随后担任“中共中 央局”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张闻天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顿和改造党的机关报，将中共中央局原来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 两个刊物合并，改名为《斗争》。1933年2月4日出版第1期。1934年1月至2月，张闻天在《斗争》分6期连载了毛泽东的《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 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个农村调查报告，这是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公开发表。
张闻天还效法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和方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他曾召集几个区的负责同志开调查会，一起商讨对乡的领导问题，写了《区苏 维埃怎样工作》一文。文章坚持实践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指出经常讨论与检查各部的工作，并且能够将具体意见帮助与推动各部工作的进行，而且，他强调 领导要深刻的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倾听每一个同志的意见，仔细将所得材料加以分析，然后和乡苏同志共同商量，提出具体意见，推动工作的开展，推动该乡工作 的进行。张闻天还在文中提出区苏维埃主席团应该经常派人到各乡村巡视工作，要求巡视人员与工作人员和群众座谈，并把所得材料进行分析，将空洞的议论应该完 全抛弃，这和毛泽东当时在农村调查中的做法是一致的。此外，张闻天还强调领导要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培养干部实际工作的能力。1934年4月，中央苏区出 版了“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该书上篇是毛泽东所著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下篇是张闻天所著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这本 书被赞誉为“苏维埃工作经验的结晶，宝贵的指针”，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开始合作的一个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