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权力的滥用

        由于必须生活于一个征服者政权之下，清代中国的文人阶层早就学会了谨慎行事。他 们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是从儒家经典中得到的；而他们所获得的政治训练，却来自于生活在满足统治之下的现实。毫无疑问，异族统治—尤其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的 乾隆的统治—使汉族文人们变得心存恐惧、小心翼翼。

       乾隆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满足同胞们面临着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融合并失去自己身为出类拔 萃的战士的特殊活力，他因而竭力试图通过向他们发出谆谆告诫，并通过唤起他们文化上的自我意识，试图振奋起他们的“满人习性”。乾隆还有着暴戾凶残的另一 面，这表现为他对于文人臣子们在种族问题上任何冒犯行为的高度敏感。清代文人们很快便发现，文字—尤其是被认为含沙射影的文字—可以带来杀身之祸。即便是 对于满足统治蛛丝马迹般的不敬暗示，也会给文字的作者带来身首异处的下场。乾隆本人则身体力行，亲自抓了几桩据称是以隐讳曲折的言辞对清朝合法性提出非难 的样板案例。此类“文字狱”可以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范围内均有文人臣子因文字而获罪。如果对于某一段 文字的解读来自于皇上本人，则不管这种解读多么牵强附会，人们也无法提出争辩。对于从中所引出的教导，文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一位朝鲜使者在1780年发 现，他所遇到的所有人都谨慎小心到了极点。

        “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此飞旦汉人如是，满人尤甚”。

        然而， 若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来看，谨小慎微的品质已经溶入到文人们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当中去了。如果说，要抵制对于权力的滥用，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是从根本上承认 人们有权在政治团体中结合起来的话，那么，精英阶层在面对和珅之流时何以会显得束手无策，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说，对于种族上冒犯言行的恐惧还不足以让批 评者三缄其口的话，那么，还有被指控为“结党”的恐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何人若是反对皇上宠臣的“结党”行为，他们自己就会被扣上“结党”的帽子。究 竟是什么使得“结党”的指控成为清代统治者手中如此有效的武器？这种指控的力量之所在，部分来自于精英阶层自己对于结党的不齿。清代精英层的大家都同意这 样的看法：17世纪上半夜，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并间接地带来了满族征服的实现。“朋党”本身便是恶名昭彰。孔子曰，君子“群而不 党”，这为所有执政者阻止部属们拉帮结派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但实际上，在政府的各个层次，拉帮结派的活动却仍在暗中进行。

        18世纪官场中 的结党行为，一般来说并不以关于政策的共同看法为前提，而是建立在宗教、乡谊和师生同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些关系中的最后一类是最伤 脑筋的，是因为科举考试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生产朋党的作坊。一方面，考官和考生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了恩师与门生的网络；另一方面，身居高位的考官们可以利用职 权来操纵或“设定”考试结果，这又转变为朋党活动的催化剂。在官场之外，结党活动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中自发地蔓延开来。宗教、同乡和师生关系结合在一 起，成为结党的温床。当朋党势力强大到足以制约皇家的权威和资源时，它便成为令统治者们极为头痛的问题。然而，要铲除朋党活动却是是不可能办到的。给朋党 活动贴上“谋求私利”的标签，并不能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可是，从权势者的角度来看，这却不失为没有办法时的一种办法—到18世纪90年代，任何人若试图 对上层的权力滥用提出挑战，能使用的手段也因此而变得更为有限了。只要同“谋叛”稍稍沾边，人们便再不敢从事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了。朋党活动依然存在，但 要在从政时明目张胆地结党，却是有着很大风险的。

       满族历代君主都对朋党活动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态度，而乾隆的父亲雍正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18世纪初年，雍正自己是经历了凶残狠毒的派系斗争才获得权力的，他因而理解朋党活动对于皇权所构成的威胁。雍正宣布，人们之所以从事朋党活动，是出于妒 忌或个人野心，因而不能“与君同好恶”。而当臣子“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之时，又如何能做到“惟知有君”并服务于社稷天下呢？处于这种自我保护理念 核心的，是天下只存在着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正确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只能来自于那位既没有感情用事的亲疏之分、又有着高远视野的君主本人。关于公共利益的正 确认识，很难产生于意见全然对立的情况下，更不可能产生于个人利益之间（应读作“自私自利）的竞争。乾隆一生都对朋党活动深恶痛绝。他在位初年，必须对付 父皇留下来的两位老臣和他们的亲信随从。到了晚年，尽管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铲除了所有的旧朋党，并通过恫吓手段使得无人胆敢建立新朋党，但实际上，当时他 的锐气已远不复当年，而和珅之流所从事的朋党活动又乘机卷土重来，这对他的伤害极大。

        毫无疑问，高官们应该就朝廷政策向皇上提出各种各样 的建议，而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的职责之所在。清统治者并不缺乏来自官员们的意见，也远远没有达到孤家寡人的地步。清代的通讯体系，是通过君主和每一位大臣之 间的个人联系而运作的。官员们上达天听的路径不仅狭窄，还受到了一大堆规矩的牢牢控制。在18世纪，每当协同一致或持续性的支持性意见在某一政策路线或某 项任命上出现时，便会被认为有着朋党活动的高度嫌疑。

       那么，文人们自己是否对公共利益是单一的和排他的这一点存在怀疑呢？从文人们反抗朝 廷暴政的一桩命案—17世纪20年代的东林党运动—来看，并非如此。东林党事件所涉及的，是文人官员们拉帮结派，下决心要通过控制科举考试来操纵对于官员 的任命并安插私人，从而控制北京的朝政。东林党人群起呐喊，对太监“阉党”在朝廷的邪恶专权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仅仅将视野局限于东林党人对于“专权”的 不屈不饶的抵制的话，那么，我们便有可能会忽略，他们采取行动的前提其实是自己所反对事物的一种翻版。当东林党人转而掌权时，他们反过来对处于自己对立面 的官员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无论是权力的分享或对于利益的多元化考虑，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公共利益只能有一种，其界定，则是通过以 个人德行为基础的公正言辞而实现的，为了捍卫公共利益而献身成仁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东林党运动及其命运所描绘的，是一幅派系斗争中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 图景。在这样的党政中，能够使差异得到缓和或调节的机制是全然不存在的。到了清代，东林党事件成为使党争视为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稳定的一种前车之鉴。在帝 制晚期的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要维护这种地位，稳定对于文人们和君主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

        就其对精英阶层的 士气和政权在公众心中合法性的影响而言，和珅事件造成了政权的巨大的不稳定。如何才能使得这种对于权力的滥用受到抵制？若是要求人们既结合在一起，又以一 种非派系活动的方式来反对这种权力滥用，这从逻辑上来说似乎便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当和珅于1799年倒台后，文人们的行动中开始闪现出了希望之光。一种 做法是，摆脱假惺惺的道德说教的羁绊，通过加强政府管理中务实的方法和手段，来扩展文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天地。这种做法鼓励瘟神们在参与政治的同时，既保 持内在的忠君态度，又不为朋党活动所累。志同道合的文人们之间的合作，也可以披上高雅文化活动的外衣，例如，通过组织诗社或纪念祭奠先哲的“祀会”来达 成，而这样的活动有时是带有派系色彩的。最后，还有让文化精英阶层中更广大的成员来参与政治，但这是一种并不一定行得通的做法。到了19世纪末，这种做法 得到了人们的热切追求；但在和珅死后，当时的那一代人却只对之给予了匆匆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