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政制史有个一贯倾向，外官不断被内官取代，几代之后，原先的内官逐渐变成外官，然后又被新的内官取代：宰相取代三公，尚书令取代宰相，中书令 （原为内史令）取代尚书令，平章事/侍中取代中书令，然后中书令和平章事们又变成宰相，接着被内阁大学士取代，康熙时大学士又被上书房行走取代，最后又被 军机处取代。

       地方官也存在类似倾向，常任地方官总是被中央派出的巡察官取代，久而久之，巡察官又变成了新的常任官：太守被刺史取代，刺史被节度使取代，节度使被知州取代，知州又被行中书省取代，行中书省先是改成布政司，然后被巡抚取代。

       这些取代外官的内官，最初都是皇帝管家、秘书、仆从性质的近侍亲信，级别很低，起初只是一种伸张帝权的临时安排，是皇帝执行其意志的工具，长期化之后就变成了新职位。

        这是帝权专制不断强化的表现，这大概没有疑问，问题是，为何皇帝不直接通过任免外官来推行其政策、实现其意志？好像没什么东西妨碍他这么做。

        答案可能是：启用内官而不是直接任免外官，是皇帝实现个人意志与保持制度连续性之间达成的平衡。

        因为外官在存在多年、经历几次代际更替之后，已经制度化，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模式、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若要让它继续正常运行，就不能随意打破这些规范。

        这样，皇帝在推行自己意志时，就会受各种羁绊，而皇帝自己通常不是其中专家，不清楚其中运行机制，也就很难将其引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就像Yes Minister里那位新任部长，陷入官僚机器的重重迷雾之中，处处陷阱，不天天踩屎就不错了，根本无力驾驭它。

        所以，假如皇帝通过任免外官推行自己政策，要么陷进坑里出不来，要么只能强力打破官僚机器，但那样后果可能太严重，稳妥的办法是，让官僚机器继续运 行，不过度捣腾，小心碰坏，同时启用内官，另起一套炉灶，而如何使用这些内官，用他们能做些什么，则是皇帝得心应手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本来就天天在他身边 听他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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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就是何进引董卓杀十常侍，引起天下大乱。（主意是袁绍出的）

        曹操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本身就是类似  “十常侍” 那一族的

        董卓入京后，跟公卿产生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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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的家族是前任的内官，到他这一代，他变成外官了，所以才跟袁绍在一块儿。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侍奉过东汉四位皇帝，顺帝、冲帝、质帝和桓帝，而桓帝的即位更是多亏了中常侍曹腾，曹腾也因此被封为费亭侯，官拜大长秋，俸禄仅在丞相、太尉之下，作为宦官也算是位极人臣了。

        曹嵩是曹腾的养子。依靠曹腾的关系，加上得体的待人处世，桓帝末年曹嵩就已官拜司隶校尉，到了灵帝即位，又升任大司农、大鸿胪，先后掌管国家的财政礼仪，位列九卿，位高权重。

        十常侍指中国古代东汉（公元25年—220年）灵帝时操纵政权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个宦官。他们都任职中常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