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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白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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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糊里糊涂的。
中国人实行事实上的银本位，但它本身不产银。
实际上当时主宰世界白银市场的是英国人，就是伦敦市场。美国是北美的白银交易中心。
中国的官方汇率是汇丰银行定的。但不是强制，行业自律的 （汇丰定的有波动的话，其它银行可以不从汇丰购银，从而影响银价波动）
上海市场有众多的参与者，他们共同决定了白银的价格。
废两改元是一个大的创举，底下就是法币。（废除白银）
注：对于纸币规律，摸索的太少了。
白银的定价主要在伦敦市场，还有就是 汇丰银行 （美国也定不了，美国只是北美的白银中心）
英国人本身就不搞强制，行业自律的。
跟现在一样，“经纪人” 是不能交易的，不能拥有自己的账户。有期货和现货，可以对冲。
伦敦仅有四家金银经纪公司，但它们都历史悠久且久负盛名。每天，这四家经纪公司决定银价。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白银的全球市场的中心。（这四家应该能查的到）
中国这边就是汇丰银行
1873-1931年间，与黄金相比，白银大大贬值。除了短暂的逆升，大部分时期白银价格呈持续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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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历史上超过蒙古帝国的世界最大的国家，都没有敢叫中国。
弹丸小国，就敢自称是 “世界的中心” 。 呵呵
蒙古是历史上版图世界第二大的国家。（在英国之前，还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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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34 年中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4%，超过了日本（6.6%）、英国（4.4%）、俄罗斯（苏联）（7.9%），然而工业化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不甚清晰。
对整个经济体而言，1933年，工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农业占到了60%.
基数太低，增长率高有毛用啊。 增长率高，只能说明以前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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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和战后，棉纱需求和原棉获得方面都利于中国工业，中国纱厂遂走向繁荣。（发点战争财，日俄战争都挣了一笔了）
五四运动也令中国纱厂所占市场份额得以扩大，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等口号的影响下，低于20支的日本粗纱在中国市场几乎全部消失了。
高涨的民族主义也给棉纺工业带来了繁荣，生产规模明显扩大。自1914-1922年间，有49家工厂建立，其中39家都是在1920-1922年间开张的。
尽管不能取代更细的日本纱（大于20支），但中国纱厂成功地抓住了日本人曾经统治的粗纱市场。中国棉纱供应在1931年只占国内市场的1/3，但战后达到了70%，甚至在1921年达到了约90%.
1918年和1919年中国喜获棉花丰收，充足的原棉使价格保持在低水平。
通常，中国出口原棉几乎80%被日本购买，但在1919年，白银汇率的上涨和印度棉花大丰收使印度棉更加廉价。结果，日本纱厂转而从印度购买原棉，将从中国的进口降低了25%.这导致中国国内市场原棉泛滥，价格持续低迷。
1919年，棉纱价格上升到每包41.5两，而原棉下降到每担2.75两。在“纱贵花贱“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纱厂可获得高达每担50.55两的利润。
工农业剪刀差，这是有传统的，哈哈
强制积累
1919年5月4日 的 “五四运动” ，真猛！！！
这个五四运动，我估计有点象《奔跑吧，兄弟》， “ 感觉很好，需要出去跑一跑，浑身轻松兴奋莫名其妙 ”
北洋实行的又是 “精英教育” ，有知识，又有钱，它们会服气，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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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相对白银而言，铜价急剧下降，这对中国纱厂是有利的。那一年，以印度棉纱为主的进口棉纱数量较之十年前增长了七倍，不过进口量也从那一年开始下降。
总体上，从1899-1919年，机纺棉纱的供应总量大约仍保持在400万担，只是这一时期中国棉纱的比重增加了。
但是，直到1920年代，局面始终是中国、印度、日本共同竞争中国农村市场有限的粗纱需求。
注：没有一件事是没有来由的。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累积，到1920年，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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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气的年头里，中国棉纱产量从1913年的140万担上升到1922年的500万担，超过了据实际估算的供应农村市场所需的400万担，而且，市场对粗纱的需求减少了；由于机械织布在战后的农村地区得以立足，这些织布机以及城市纺织厂的产出便取代了传统的土布，机织布需要更细的棉纱，通常要大于20支，有时需要36支或42支。
用这样的纱线织成的布又宽又薄，而且耐用。中国人管这种机织布叫“改良土布’，这表明人们认识到它比传统手工纺织品更为精良。但却是日本工厂而不是中国工厂能满足这些新生需求。
日本纱厂最先是向中国市场出口粗纱，当成本增加迫使日本企业退出粗纱市场后，日本贸易公司转而向中国出口大于20支的细纱。但是，日元对中国白银高汇率妨碍了日本纱的出口。1925年前后，日本对中国的细纱出口几近停滞。
鉴于此，日本企业开始在中国建厂，以避免汇率的负面影响，并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获利。1920年初，在华日本棉纺厂迅速增加，截至1924年，共有35个纱厂，拥有纱锭 1062288枚，较1919年增长3.7倍。
日本在华纱厂专门生产一种适合机织布的超过20支的细纱。由于中国短绒棉不适合生产细纱，日本纱厂就从美国进口长绒原棉。
长三角地区，以前是用当地的原棉纺粗纱，1920年代中期，来自农村手工织布业的需求停滞下来；相反，适合机器织布的新兴棉纱市场却兴旺起来。这种发展迫使中国转产适合机织的细纱。
短绒棉只适合纺粗纱。直到1930年，上海和长三角纱厂所需的原棉仍有约60%来自周边的农村，因此，大多数中国纱厂仍继续生产粗纱。
注: 1920年前后，日本纱厂 大幅增加。中国纱厂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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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蚕茧容易变质，难以长时间储备大量蚕茧。蚕茧一旦从农村收购过来，工人们就必须尽快缫丝。
缫丝呢，要赶工，就跟富士康一样，订单来了，赶紧干。
其实跟建筑业更象，料不能在现场堆，不然 “下面的料” 进不来了。
解决这个问题啊，有待于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个得是有大项目经验后，才能解决。
在1890年代至20世纪头几年，丝厂得不到足够数量的高质量蚕茧。尽管长江下游盆地是主要桑蚕区，但提供给城市机器缫丝厂的蚕茧有限。太湖南岸传统的养蚕区，农民们把多数蚕茧留下为自己手工缫丝用。农村传统的手工纺织业令城市新建的缫丝厂在收购蚕茧上遭遇困难，只有像无锡、武进、江阴等太湖北岸新的养蚕区为上海的丝厂供应蚕茧。
无锡与上海水路相连，交通便利，遂成为供茧的主要中心。一战结束之后到1930年间，丝厂数量和丝机数量都在增加，产能随之增长。无锡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丝业中心。
法国在一战结束前一直是中国丝的主要进口国。法国要在手织机上织出质地精良的丝织品，必需用细丝线，中国丝尤其从无锡茧抽取的丝完全符合这一要求。
一战之后，法国对生丝的需求萎靡。（所谓的高利贷国嘛，法国是向俄国输出资金、设备，一战前，俄国钢铁工业和法国相当）
中国丝厂只好向美国寻求新的市场，19世纪末期，美国就成为重要的生丝消费国，进入20世纪则已是最大消费国。中国丝厂打入美国市场并不容易，因为那里原本被日本生丝所占领。杜邦发明了尼龙，日本丝织业彻底玩完。
当年中国纺织业的一大特点，就是严重依赖金融机构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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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中国商行采取合股制，即亲友合伙开办，共担责任，分享利润。
而建一个机械化的纺织厂比开办传统商行需要更为庞大的原始投资，然而中国经济缺乏便于募集大量资本的机构。
在中国，礼仪、道德、信仰和社会行为都同儒家伦理而不是与规定社会准则的法律相关联，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纽带组织起来，因而群体比个体负责更易获得认可，官方支持比法定的商业权利更具合法性。
这种制度安排的缺点在19世纪中叶愈发明显，中国人善于经营朋友、家庭结成的商业小团体，但在轮船、矿山和铁路等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运营上则十分落后。
不打破这种社会安排，发展不可持续。
现在明白难度在哪儿了，为什么资本密集型企业，一定是国家办的。
这是因为社会是一个更顽固的对手。
注：计划经济，当年日本和德国也想搞。实际上我们是跟着德国和日本混的，总体来说，师傅选的不错。
中国人实行事实上的银本位，但它本身不产银。
实际上当时主宰世界白银市场的是英国人，就是伦敦市场。美国是北美的白银交易中心。
中国的官方汇率是汇丰银行定的。但不是强制，行业自律的 （汇丰定的有波动的话，其它银行可以不从汇丰购银，从而影响银价波动）
上海市场有众多的参与者，他们共同决定了白银的价格。
废两改元是一个大的创举，底下就是法币。（废除白银）
注：对于纸币规律，摸索的太少了。
白银的定价主要在伦敦市场，还有就是 汇丰银行 （美国也定不了，美国只是北美的白银中心）
英国人本身就不搞强制，行业自律的。
跟现在一样，“经纪人” 是不能交易的，不能拥有自己的账户。有期货和现货，可以对冲。
伦敦仅有四家金银经纪公司，但它们都历史悠久且久负盛名。每天，这四家经纪公司决定银价。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白银的全球市场的中心。（这四家应该能查的到）
中国这边就是汇丰银行
1873-1931年间，与黄金相比，白银大大贬值。除了短暂的逆升，大部分时期白银价格呈持续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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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历史上超过蒙古帝国的世界最大的国家，都没有敢叫中国。
弹丸小国，就敢自称是 “世界的中心” 。 呵呵
蒙古是历史上版图世界第二大的国家。（在英国之前，还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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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34 年中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4%，超过了日本（6.6%）、英国（4.4%）、俄罗斯（苏联）（7.9%），然而工业化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不甚清晰。
对整个经济体而言，1933年，工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农业占到了60%.
基数太低，增长率高有毛用啊。 增长率高，只能说明以前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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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和战后，棉纱需求和原棉获得方面都利于中国工业，中国纱厂遂走向繁荣。（发点战争财，日俄战争都挣了一笔了）
五四运动也令中国纱厂所占市场份额得以扩大，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等口号的影响下，低于20支的日本粗纱在中国市场几乎全部消失了。
高涨的民族主义也给棉纺工业带来了繁荣，生产规模明显扩大。自1914-1922年间，有49家工厂建立，其中39家都是在1920-1922年间开张的。
尽管不能取代更细的日本纱（大于20支），但中国纱厂成功地抓住了日本人曾经统治的粗纱市场。中国棉纱供应在1931年只占国内市场的1/3，但战后达到了70%，甚至在1921年达到了约90%.
1918年和1919年中国喜获棉花丰收，充足的原棉使价格保持在低水平。
通常，中国出口原棉几乎80%被日本购买，但在1919年，白银汇率的上涨和印度棉花大丰收使印度棉更加廉价。结果，日本纱厂转而从印度购买原棉，将从中国的进口降低了25%.这导致中国国内市场原棉泛滥，价格持续低迷。
1919年，棉纱价格上升到每包41.5两，而原棉下降到每担2.75两。在“纱贵花贱“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纱厂可获得高达每担50.55两的利润。
工农业剪刀差，这是有传统的，哈哈
强制积累
1919年5月4日 的 “五四运动” ，真猛！！！
这个五四运动，我估计有点象《奔跑吧，兄弟》， “ 感觉很好，需要出去跑一跑，浑身轻松兴奋莫名其妙 ”
北洋实行的又是 “精英教育” ，有知识，又有钱，它们会服气，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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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相对白银而言，铜价急剧下降，这对中国纱厂是有利的。那一年，以印度棉纱为主的进口棉纱数量较之十年前增长了七倍，不过进口量也从那一年开始下降。
总体上，从1899-1919年，机纺棉纱的供应总量大约仍保持在400万担，只是这一时期中国棉纱的比重增加了。
但是，直到1920年代，局面始终是中国、印度、日本共同竞争中国农村市场有限的粗纱需求。
注：没有一件事是没有来由的。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累积，到1920年，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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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气的年头里，中国棉纱产量从1913年的140万担上升到1922年的500万担，超过了据实际估算的供应农村市场所需的400万担，而且，市场对粗纱的需求减少了；由于机械织布在战后的农村地区得以立足，这些织布机以及城市纺织厂的产出便取代了传统的土布，机织布需要更细的棉纱，通常要大于20支，有时需要36支或42支。
用这样的纱线织成的布又宽又薄，而且耐用。中国人管这种机织布叫“改良土布’，这表明人们认识到它比传统手工纺织品更为精良。但却是日本工厂而不是中国工厂能满足这些新生需求。
日本纱厂最先是向中国市场出口粗纱，当成本增加迫使日本企业退出粗纱市场后，日本贸易公司转而向中国出口大于20支的细纱。但是，日元对中国白银高汇率妨碍了日本纱的出口。1925年前后，日本对中国的细纱出口几近停滞。
鉴于此，日本企业开始在中国建厂，以避免汇率的负面影响，并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获利。1920年初，在华日本棉纺厂迅速增加，截至1924年，共有35个纱厂，拥有纱锭 1062288枚，较1919年增长3.7倍。
日本在华纱厂专门生产一种适合机织布的超过20支的细纱。由于中国短绒棉不适合生产细纱，日本纱厂就从美国进口长绒原棉。
长三角地区，以前是用当地的原棉纺粗纱，1920年代中期，来自农村手工织布业的需求停滞下来；相反，适合机器织布的新兴棉纱市场却兴旺起来。这种发展迫使中国转产适合机织的细纱。
短绒棉只适合纺粗纱。直到1930年，上海和长三角纱厂所需的原棉仍有约60%来自周边的农村，因此，大多数中国纱厂仍继续生产粗纱。
注: 1920年前后，日本纱厂 大幅增加。中国纱厂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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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蚕茧容易变质，难以长时间储备大量蚕茧。蚕茧一旦从农村收购过来，工人们就必须尽快缫丝。
缫丝呢，要赶工，就跟富士康一样，订单来了，赶紧干。
其实跟建筑业更象，料不能在现场堆，不然 “下面的料” 进不来了。
解决这个问题啊，有待于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个得是有大项目经验后，才能解决。
在1890年代至20世纪头几年，丝厂得不到足够数量的高质量蚕茧。尽管长江下游盆地是主要桑蚕区，但提供给城市机器缫丝厂的蚕茧有限。太湖南岸传统的养蚕区，农民们把多数蚕茧留下为自己手工缫丝用。农村传统的手工纺织业令城市新建的缫丝厂在收购蚕茧上遭遇困难，只有像无锡、武进、江阴等太湖北岸新的养蚕区为上海的丝厂供应蚕茧。
无锡与上海水路相连，交通便利，遂成为供茧的主要中心。一战结束之后到1930年间，丝厂数量和丝机数量都在增加，产能随之增长。无锡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丝业中心。
法国在一战结束前一直是中国丝的主要进口国。法国要在手织机上织出质地精良的丝织品，必需用细丝线，中国丝尤其从无锡茧抽取的丝完全符合这一要求。
一战之后，法国对生丝的需求萎靡。（所谓的高利贷国嘛，法国是向俄国输出资金、设备，一战前，俄国钢铁工业和法国相当）
中国丝厂只好向美国寻求新的市场，19世纪末期，美国就成为重要的生丝消费国，进入20世纪则已是最大消费国。中国丝厂打入美国市场并不容易，因为那里原本被日本生丝所占领。杜邦发明了尼龙，日本丝织业彻底玩完。
当年中国纺织业的一大特点，就是严重依赖金融机构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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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中国商行采取合股制，即亲友合伙开办，共担责任，分享利润。
而建一个机械化的纺织厂比开办传统商行需要更为庞大的原始投资，然而中国经济缺乏便于募集大量资本的机构。
在中国，礼仪、道德、信仰和社会行为都同儒家伦理而不是与规定社会准则的法律相关联，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纽带组织起来，因而群体比个体负责更易获得认可，官方支持比法定的商业权利更具合法性。
这种制度安排的缺点在19世纪中叶愈发明显，中国人善于经营朋友、家庭结成的商业小团体，但在轮船、矿山和铁路等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运营上则十分落后。
不打破这种社会安排，发展不可持续。
现在明白难度在哪儿了，为什么资本密集型企业，一定是国家办的。
这是因为社会是一个更顽固的对手。
注：计划经济，当年日本和德国也想搞。实际上我们是跟着德国和日本混的，总体来说，师傅选的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