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它这篇文章主要说的有两点，一是对君主的制衡，
       二是多元化，成功领域的多元化，不必自古华山一条路了。       


       奥斯曼国家，尽管侵占东南欧500年之久，在这个大陆上安营扎寨，但却没有融入大陆的社会或政治体制。它始终基本上是欧洲文化的外来客，是伊斯兰世界对基 督教世界的入侵，同时也造成了时至今日如何展现欧洲大陆统一历史的棘手问题。实际上，在欧洲大地上长期而毗邻地呈现这样一种与欧洲大陆普遍形态迥然不同的 社会形态和国家结构，就提供了一个相关的尺度，借以估量工业资本主义到来之前欧洲社会的历史特征。实际上，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 就一再地用如此贴近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简单地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

        在 16世纪初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把奥斯曼国家作欧洲君主国的对立物的理论家，在《君主论》（the Prince）的两个核心段落里，他单单挑出土耳其的专制官僚制作为同所有欧洲国家分道扬镳的制度：“整个土耳其帝国是由一个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 的臣仆；他把自己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去治理它们，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撤换他们。······他们都是臣服于他的奴隶和奴才。 “他又指出，奥斯曼统治者可以任意支配的那种常备军也是当时大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今天没有一个君主拥有一支在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根深蒂固的职业军 队。······土耳其君主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他经常控制着一支由1.2万名步兵和1.5万名骑兵组成的军队。土耳其王国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以此为基础 的。君主政权的最高原则就是确保这支军队的忠诚。”

       这些思考是“欧洲”最早进行自我界定的探讨之一。60年后，当法国正经历宗教战争的磨难时，博丹提出了一种政治对比，一方面是必须尊重臣民的人格和财产的 君主国，另一方面是不受限制地统治其臣民的帝国。第一种是欧洲国家的“国王主权”（royal sovereignty），第二种是诸如奥斯曼国家的“主子权力”（lordly power），后者实际上是欧洲之外的。“土耳其人的国王被称作大君（Grand Seignior，直译“大领主”——译者注），这不是因为他的王国面积特别大——西班牙国王的领土比他大十倍，而是因为他是王国人民和财产的绝对主子。 只有在他的宫廷里长大和培养的奴仆才被称作奴隶。而提马尔日——大君的臣民是他们的佃户——完全是由于他的默许才获得提马尔的；他们的采地每10年更新一 次，而且在他们死后，他们的后嗣只能继承他们的动产。在欧洲其他地方没有这种主子君主国。······欧洲民族比亚洲民族更高傲，也更英勇善战，自匈牙利 人（指“匈奴人”——译者注）入侵时代以来，他们从来没有容忍或者说从来没有见识过主子君主国。”在17世纪初的英国，培根强调指出，欧洲和土耳其体制的 主要差异就在于，奥斯曼王国的社会没有世袭贵族。“一个根本没有贵族的君主国乃是纯粹和绝对的专制政体（tyranny）；土耳其人的君主国就是如此。因 为贵族能够抑制君主权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民众的目光转移到王室以外的地方。”

       20年后，即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后，共和主义者哈林顿 （Harrington）把对比的重点转移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基础，认为这是土耳其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基本分界线：苏丹对地产的垄断权是土耳其帝国的真正标 志：“如果说有什么人是一块领土的唯一地主，或超过人民占有的土地，例如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那就是大君，土耳其大君的称号就是根据他的产权而获得的，他 的帝国是绝对君主国。······在土耳其，除了大君外，任何人拥有土地都是非法的。”

       到17世纪末，奥斯曼国家权力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有关它的评论也发生了变化。在有关土耳其体制的论述中肯定欧洲的历史优势的论点开始占支配地位，而土耳 其体制的缺陷则被笼统地推衍到所有的亚洲大帝国。这种新态度的关键一步是法国医生贝尔尼埃（Bernier）的著作。他游历了土耳其，波斯和莫卧儿诸国， 后来成为印度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的私人医生。当他返回法国时，他把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描述成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土耳其的更极端的翻 版，他指出，这两个国家了无生气的专制统治的基础就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他形象地将其后果同路易十四统治下其乐融融的农村做了对比：“与其自然优势相比， 土耳其的财富和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如果私有财产权得到承认，像它这样人口众多、耕作精良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毫无疑问，它还 能像以前一样保持庞大的军队。我几乎游历了这个帝国的各个部分，亲眼看到它是多么惨败和凄凉。······剥夺了土地私有财产权，就必然会导致专制统治、 奴颜婢膝、贪赃枉法、冤狱丛生、乞丐遍地、粗鲁野蛮。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结果将是民族的毁灭、国王和国家的灭亡。能够激励一个人的希望是，他能保留自己 劳动的果实，传给自己的后代。这种希望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好每一件造福于人的事情的主要基础。如果我们考察这个星球上的各种不同的王国，我们就会发现，这些 王国的兴衰就取决于这种希望是受到承认还是受到谴责。总之，这一原则，盛行还是被忽视，改变着地球的面貌，并使之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色彩。”贝尔尼埃对东方 的批判描述，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启蒙运动时期的几代思想家。

       18世纪初，孟德斯鸠就紧密呼应他对土耳其国家的刻画，指出：“大君把绝大部分的土地赐给自己的 将士，自己却有任意处置的权限；他能够攫取帝国军官所有的遗产；当臣民死而无嗣，其女儿只有财产用益权，因为土耳其统治者取得所有权；结果，社会大部分财 产的占有都是不稳定的。”“如果一个君主宣告自己是一切地产的所有者和一切臣民遗产的继承者，这样的专制主义（国家）是最招致伤害的。因为其结果总是导致 农业废弛。如果统治者介入贸易的话，则各种工业都会毁灭。”当然，到这个时期，欧洲殖民扩张实际上已经深入和扩展到全球，在同巴尔干的奥斯曼国家遭遇时所 产生的政治观念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用以界定中国及其他地方。因此，孟德斯鸠的著作就第一次包含了一种关于被他归类为“专制主义”的全面比较理论。在 《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谓的专制主义是指欧洲之外的政体，其整个结构同欧洲“封建主义”所产生的原则相对立。但是，这一概念的普遍性保留着一种传统的地 理涵义，强调气候和地形的影响“亚洲是世界上专制主义可以说是很自然地安家落户的地区。“

       日本封建主义是经过长期酝酿，自14和15世纪起发展起来的一种发达的生产方式。它具有与欧洲封建主义相同的基本组合：效忠-封地-豁免权混合成一种采邑 制度，构成基本的政治法律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日本完全再现了军事服役、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制和领主司法权之间的联系。另外，领 主、封臣和部曲之间的梯型等级制也同样构成宗主和附庸的链条。一个骑士贵族构成世袭统治阶级，农民在法律上也以几乎与庄园农奴制（glebe serfdom）相同的方式被束缚于土地。当然，日本的封建主义也有自身的地方特点，从而与欧洲封建主义有所不同。水稻耕作的技术条件决定了它的独特的乡 村结构：没有三圃制。日本庄园很少有领主自己经营的土地或家用农田。更重要的是，在乡村之上，在领主和总领主之间的关系中，效忠关系往往高于封地关系：主 仆之间的“人际”纽带历来比受封的“物质”纽带更牢固。与欧洲相比，封建契约不那么具有契约性，也不那么明确：臣仆的义务更广泛，而主人的权利更武断。就 荣誉和服从，互惠和不平等之间的平衡——这是封建关系的标志——而言，日本历来更强调后者。尽管同所有真正的封建社会一样，氏族组织正在被取而代之，但是 主仆关系的压迫性“法规”来自于亲缘关系的代码，而不是法律成分；领主对臣仆的权威比欧洲更具有家长制特点。这里既没有大领主犯罪的概念，也没有分封领主 法庭；法制观念总的来说是极其有限的。日本领主内部等级制所具有的这种更强烈的威权主义不对称性质造成了一种极其关键的重大后果，即无论是地区还是全国都 没有等级会议制度。这无疑是日本封建主义同欧洲封建主义（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自我封闭的结构）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界线。

      但是，除了这些次要的重 大差异外，从总体上看，这两种历史形态之间的基本相似性是明白无误的。最重要的是，日本封建主义也同样具有下述基本特征：被严格分割的统治权，层级私人土 地占有制。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统治权的分割获得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更有组织，更系统和更稳定的形式;层级私人土地占有制在日本比在中世纪欧洲更具有普遍 性，因为日本农村根本没有自由土地。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这两种中的封建主义现象的基本相似性最终在各自地区后来的命运中得到最引人注目的证实。众所周知， 欧洲封建主义导致了资本主义。正是欧洲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产生出一种大陆范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要素，而且，正是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导致和酝酿了与之相伴 的市民阶级的兴起。由工业革命造就的充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欧洲给予全球的礼物和祸害。在20世纪后半期的今天，只有一个欧洲及其海外定居区之外的重要 地区获得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这就是日本。

       正如现代历史学研究充分证明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前提深深地植根于在19世纪后期令许多欧 洲人惊讶不已的日本封建主义。因为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这种有利于迅速工业化的内部因素。同西欧一样，封建社会的农业已经造就了引人瞩目的生产力：也许比今 天印度洋和南亚大部分地区还要高。另外，普遍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地主制经济，农村商业化的总指数之高也令人惊叹：可能占全部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更能说明 问题的是，封建晚期的日本出现了一种城市化趋势，除了同时代的欧洲外，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都没有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现象：18世纪初，日本首都江户比伦敦或 巴黎还宏大，日本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居民生活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里。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日本的教育程度不逊于西欧最发达的国家，日本被西方打开门户前 夕，大约40%-50%的成年男子都识字。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而成功地将工业资本主义移植到日本，其决定性的历史前提在于德川时代封建 主义的遗产，即独树一帜的发达社会。

       但是，欧洲的发展同日本的发展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尽管日本最终实现了比任何欧洲或北美国家更迅速的工业 化，但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向资本主义剧烈转变的基本动力是外生的（exogenous）。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对日本封建主义的冲击，促使内部力量展开 对传统秩序的全面改造。这些变革的深度绝不是德川体制所能容纳的。当1853年佩里的舰队在横滨逗留时，除去其他方面不说，日本同使之感到威胁的欧美列强 之间的历史差距是极其巨大的。日本农业再分配方面高度商业化了，但在生产方面远不是如此。封建贡赋（主要是实物捐）依然占去剩余产品的大部分，尽管后来变 成现金形式。直接为市场进行的生产在整个农业经济中依然是次要的。日本城市是庞大的城市聚落，拥有严密的金融和交换机构。但是，制造业依然是原始的，由组 织成传统行会的手工业支配着；工厂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还没有形成任何规模较大的雇佣劳动；技术也十分简单原始。日本的教育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但是同西方 对手相比使得大约二分之一的人具有读写能力。整个国家的文化明显地落后；科学完全停滞，法律几乎毫无进化，哲学几乎没有，更遑论政治和经济理论了；批判性 史学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换言之，没有任何能够稍微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东西。因此，很自然地，国家结构本身是支离破碎和僵化的。日本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封建 主义经历，但是它从未产生出绝对主义。在工业化的西方入侵之前，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列岛两个半世纪之久，实现了长治久安，恪守着严格的秩序，但是它的体制恰 恰与绝对主义国家相反。幕府没有垄断日本的强制手段，各地大名保持着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加起来比幕府本身的军队多。它没有实施任何统一的法律，它的法规 基本上只通行于全国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地区。它没有任何能够在自己拥有宗主权的全部地区发号施令的行政机构，各主要采邑都有自己的自主的行政机构。它不 征收全国性赋税，因为四分之三的土地在其财政管辖之外。它不进行外交活动，因为官方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同外界建立任何正常的联系。军队、财政、官僚机构、 法制和外交——欧洲绝对主义的各种重要制度机构——在日本要么残缺不全，要么毫无踪影。日本同欧洲这两个封建主义家园在这方面的政治差距显示和概括了他们 的历史发展的深刻差异。在此，对封建主义在各自发展轨迹中的“地位”而不是两者的“性质”做一个比较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能给人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