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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政府力压清政府 90年（转）

热度 5已有 399 次阅读2014-5-25 07:02 | 清政府

      序

      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万恶的东印度公司无关，而和另一派人有关。

      中国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为尊者讳，虚拟了一个靶子，狂打，非常无厘头，也挺有意思。

      现在我们就来揭开 1840年鸦片战争的幕后黑手。

第一季   牛顿篇

1693年，伦敦，三一学院。

数学系办公室的一张软椅中，躺着年过半百的剑桥大学首席教授艾萨克·牛顿。他手里攥着瑞士数学家丢勒寄给他的信，沮丧和绝望击中了他——结束了，他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

24年前，他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被天才数学家巴鲁教授视为掌上明珠，他在剑桥大学一众学者名流的掌声中走马上任，成为该校最古老的学院之一、数学界顶级学府——三一学院的首席教授；7年前，他发表了《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作为自己44岁生日的礼物，引发学界大地震，奠定了他英国最伟大科学家的地位，他已走到了事业的巅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的母亲患上重病并于两年后去世，悲恸中的牛顿结识了自己的崇拜者、瑞士数学家尼可拉·法第欧·德·丢勒。接下来的4年，两人频繁通信，而他却从来不把个中内容向旁人透露半分，这种亲密关系令外界议论纷纷。众所周知，牛顿19岁那年因过于专注研究而耽误了未婚妻斯托勒小姐，随着他拿到剑桥的录取通知书，斯托勒也成为了别人的新娘。深受情伤的牛顿从此再不敢轻言恋爱，并且由于其清教徒身份，接下来的数十年，他都刻意与女性保持距离，似乎成为了爱情绝缘体。直至丢勒的出现，人们惊讶地发现：牛顿的平淡生活似乎因那一叠叠来自瑞士山间的信件而出现了一缕活泼的阳光。而年轻人丢勒，却并不是一位小姐……

正是在1693年的夏天，丢勒给牛顿寄出了最后一封信，两人的关系突然中断。不知是因为学术矛盾，还是个人恩怨，丢勒从此音讯全无。人们只知道此前他曾与牛顿的敌人、欧洲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交换过几封信件，但没人知道详情，也没有人敢去找当事人打听缘由——因为，牛顿已精神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的行为越来越偏激、乖僻，他的学生越来越听不懂他讲课的内容，有兴趣参加其学术讨论会的同仁越来越少，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一代天才将会从此陨落。而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查尔斯·蒙塔古，英王宠臣，受封哈利法克斯爵士，家世显赫的他曾是牛顿的学生，后来也成为三一学院的讲师，是牛顿身边极少数受到信任的好友之一。

这十几年来，蒙塔古一直为牛顿在三一学院所受到的待遇忿忿不平。牛顿就任首席教授一职多年，研究成果与著作无数，却蜗居在日渐残破的公寓，从未有任何晋升机会，薪酬仅能糊口。而同辈的科学家都纷纷获得教会和皇室的赏识，或出任政府要员，或享受国家颁发的终身荣誉，名利双收。蒙塔古自己也是身居高位，在皇室和贵族圈中人脉极广。眼看牛顿终日寒酸，自从遭受丢勒的打击后，更是日益低落，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给老师兼好友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于是，他曾和贵族朋友一道，推荐牛顿出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一职，可校方却以得不到教会支持为名，否决了此项任命。

1694年，事情出现了转机。蒙塔古受封为帝国财政大臣，手握重权的他依然没有忘记那位忧愁的大科学家。1696年，他给牛顿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朋友，我是多么的高兴，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上好的机会来证明我对您的友谊，同时也是国王陛下对您渊博才学的尊重。财政部下属的皇家铸币局总监——欧维东先生，即将被任命为海关专员，于是其总监一职悬空，而国王亲自答允我将您——牛顿先生作为铸币局总监接任者的不二人选。我思来想去，这份工作实在是太适合您不过了，不仅属于铸币局最高长官之一，每年还有500至600英镑的丰厚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位其实没有太多的事务需要处理，您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发闲暇时间，甚至保留您在三一学院的教职。”

这位学生兼朋友的诚挚心意最终打动了牛顿，他答应接受这份工作，并从此投身政界。正是这一次的选择，成就了英国乃至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引发了英国货币发展进程中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甚至为日后英国在全球建立经济霸权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次的选择，也是大科学家牛顿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他 “三十年治学，三十年从政”，成为后世众多史学家争议不断的一个话题：选择高官厚禄的牛顿，究竟是一个在困苦多年后疯狂追逐名利的小人，还是一个高风亮节、守身如玉、视名利为浮云的君子呢？

尽管铸币局总监的确是一份闲职，可牛顿并没有掉以轻心。如何做好本职工作，赢得英王信任，是他此时最大的考虑。他很快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每天都准时前往皇家铸币局所在地——伦敦塔上班，不仅主动参与新币种的技术攻关和数量发行，还跑到血淋淋的刑场亲自监督处决制贩假币的罪犯。

1699年，搞金融和搞物理同样出色的他获得英王嘉许，升任铸币局局长——管理帝国货币业务的最高长官，年俸上涨至1000英镑，而且还被允许从每次重铸货币的工作中提成，牛顿的总收入因此达到了每年1200英镑至1500英镑不等。这在人们看来已是备受艳羡的事情了，据说当年建造格林威治天文台，也只花了500多英镑！

更高的职位意味着更重的责任。事实上，皇家铸币局的工作并非只有铸造新币、打击假币那么简单，个中的玄妙和矛盾之处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飞速进步而愈加复杂。在金属货币仍然大行其道的那个时代，铸币局的决策维系着全国乃至欧洲货币体系的健康和稳定。牛顿，正是手握决策权的关键人物之一。

17世纪，黄金还未受人们的青睐，流通量极少，银币才是英国的主要货币。但金属货币却有着天生的缺陷，那就是容易磨损，一枚银币经过多年的手手相传，花样和面值几乎都模糊不清了，银币重量减少，其所代表的财富也在人们心中逐渐掉价。银币不能长期保值，促使部分人宁愿将未磨损的新银币熔化成银块，去换回价值更为稳定的黄金甚至外国货币。旧的货币因磨损逐渐贬值，新的货币因不受信任而遭抛弃。两种原因作用下，流通中的足值货币数量大大减少，造成通货紧缩，伊丽莎白时代英国财政总收入中，不足值的硬币甚至占到了50%，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而在当时，新大陆已被发现，海外贸易兴起，通货紧缩无疑给成长中的国际贸易带来沉重打击。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假币伪币制造技术随着工业的发展也是精益求精。铸币局为保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于1662年将机械化引入银币生产，所有银币边缘都铸成复杂的锯齿状作为防伪标记。然而，再繁复的铸币技术也总有被成功模仿的一天，假币制造者们偷采银矿、私铸银币的活动屡禁不止，尽管英国当时对制假贩假行为的量刑极为严苛，若达到一定数量还会处以斩首等极刑，但假币利润之丰厚却不断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由于其私铸工艺精妙绝伦，伪币的锯齿边缘和真币一样精致，这伙人甚至拥有自己专门的头衔——“剪刀手”。

牛顿面对的问题，不仅有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有来自内部的投机取巧。因为造假者除了“剪刀手”，更多的还是铸币局下属数家造币厂的负责人！尽管国家明文规定了硬币的质量及成色，但很多造币厂依然以次充好，故意铸造不足值的硬币从中牟利。更棘手的是，这种“官方造假”行为有时竟然受国家指使，但是，堂堂大英帝国怎么会搬起石头自己砸自己的脚呢？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17世纪的英格兰，先后陷入内战、反荷战争和反法战争，国家军事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从前的臣民自备武器组成军队保家卫国，转变成国家出钱聘请雇佣军，军费成为战时英国的最大财政支出项目。在牛顿掌管铸币局的时代，正逢大同盟战争(1688年 - 1697年)时期，国家若以降低银币成色的方法发行新币，再以新币支付军费债务，便可用较少的白银来偿还较多的欠债。但民众对政府的这种“小聪明”并不买账，坊间流言四起，银币价值一落千丈。1696年，政府公信力破产，导致英格兰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人们纷纷抛出银币换取黄金以保值，使得市场金价在短期内上涨了50%！流通中的银币数量骤减，通货紧缩日益严峻，英国政府为稳定民心不得不再次铸造和发行新货币，以增加市场中的银币数量。如此一来，增加多少银币，确定多少面值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内阁中由此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以新任财政大臣威廉·郎兹为代表的“保王派”，和以牛顿的好友、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保民派”。双方言之凿凿，各持依据，出现僵持局面。

有国王撑腰的保王派提议将所有新币的面值提高25%，但重量只保持原先的80%，将“货币成色不足”彻底合法化，令货币贬值成为事实。这种做法无疑对国王最为有利，因为他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少量的白银铸造更多的货币，以清偿堆积如山的战争贷款和国家债务。保民派的代表人物洛克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个人威信极高，同时也是三一学院的教授，他反对降低成色和减轻重量，认为货币面值必须与其价值对等，否则货币的最终使用者——普通民众，尤其是商人，将承担货币贬值所带来的一切损失。至于市场流通中的银币短缺，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处于战争这一非常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新大陆采掘银矿的西班牙船队在海上受阻，未能及时将银子运回欧洲所致。另外，针对民众储存黄金进行保值，洛克认为货币的本位应该是银子而并非金子，如果两者的价格出现落差，则应该由政府出面调价，降低黄金价格。

学者洛克无论在皇室和政府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而牛顿身为物理学家，对国家金融现状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便义无反顾地将赞成票投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国王最终在外界压力面前做出让步，同意维持新货币面值，并以对等的白银重量进行铸造。保王派的失败、保民派的胜利，让民众尤其是民间有产者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而作为债务方的国家和政府不仅花费了一大笔白银来铸造新货币，还承担了比以往更多的债务压力，而直接顶受这种压力的，便是皇家铸币局。

毫无心理准备的牛顿，面对的正是这么一个麻烦的烂摊子，当初他与洛克站在一起，反对财政大臣郎兹的建议，纯粹是出于学者间的惺惺相惜。因为哲学家洛克的理论曾让他痴迷不已：天赋人权，人应受自然法的制约，政府的建立须以人民的意愿为基础，政府决策应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前提。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即使蒙受损失，也应由政府买单。然而，现实的复杂性永远高于理论，若一味遵从理论而不进行变通，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牛顿本人，也为现实困境而头疼不已：他对保民派的支持是如此的坚定不移，所以在新币铸造过程中对银币重量和成色执行了极为严格的标准，结果到了年底，白银储量正式告罄，几家造币厂叫苦连天，明明是银根短缺，甚至无银可铸，却仍要承担越来越多的铸造任务，新币发行根本难以为继。铸币局的尴尬一直持续了3年，结果还是没能完成当初规定的铸造数量，以国家和政府作为权威担保的银币，在公众中彻底失去了信誉。身为铸币局最高领导的牛顿，无疑是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抱着高尚的哲学思想、却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的牛顿，开始冷静下来、认真研究洛克货币政策的可行性。洛克也好，郎兹也罢，两方的货币政策如今在牛顿看来都应各打五十大板，而他自己却无法推出一个有个人特色的金融创新观点。但是，身为学者的他却秉持一种信念：理论永远落后于现实，所以，无论何时都必须立足现实。

现实是怎样的呢？随着银币公信力的荡然无存，白银的外流愈加严重，人们纷纷以白银换取黄金，连铸币局自己也开始大量储存价值相对稳定的黄金。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导致金价上扬，金子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而伴随黄金的大量流入，金价也开始自动回落，正式成为价格受市场调控的流通贵金属。

起初，牛顿依然坚持推行洛克货币政策，他还向内阁提议：教会和贵族拥有大量银器，不妨把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熔掉做为铸币之用，以解造币厂燃眉之急。这种幼稚的建议当然不会得到采纳。随后，牛顿参考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经验，得出种结论：白银流失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人们都拒绝使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所以，不如彻底放弃白银铸币！

这种观点无疑是破天荒的，毕竟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已从中世纪延续至今，是最根本的货币金属。要彻底推倒白银，选用其它货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洛克本人便是银币的忠实拥护者，他甚至顽固地认为：银币如天赋人权一般，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基本财富，普天之下，只有金属、也只有银金属才能担当货币的职能，其它东西，尤其是纸币，那简直如废纸一样不具任何价值意义。洛克始料未及的是，当初坚决拥护自己的好战友，今天居然站到了与其对立的方向上，而他的观点竟然比郎兹还要“大逆不道”！

面对广泛的质疑，牛顿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沉默，并未对此进行针锋相对地抨击。不久后，牛顿因才学卓著受到女王的赏识，获封艾萨克爵士，从此跻身贵族之列。社会地位的上升为他增添了不少信心，他勇敢地向内阁递交了自己亲自撰写的调查报告，结合了东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例子，详细论证了白银如何大势已去、沦为辅币，黄金如何普遍流行、升为主币。在报告中，他并没有强求政府彻底放弃白银，而是想方设法说服对方认识黄金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国家统一定价。

1717年，议会通过决议，将英国的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纯度0.9）3英镑17先令10便士，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定价决策，从此，黄金价值正式与英镑面值挂钩，而在当时的英国市场，黄金早已取代白银成为主要支付手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金本位制度终于建立了！

十年后，牛顿去世，遗体被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五十年后，英国正式立法，对银币的使用日期进行了限制，银币最终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金币成为公认的基本货币。又四十年过去，1817年，英国正式立法，确认货币金本位制度。

而正是在这100年的岁月里，东西方历史发生巨变。大不列颠，这个日不落帝国的铁蹄在踏遍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文明成果——金本位制度推行到世界各地。

第二季洛克篇

　　约翰·洛克，虽然不为中国人所熟悉，但早已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自由主义政府之父、美国立国思想的源泉、宗教宽容的提出者、革命权利的捍卫者、最早重视经济和财产问题的哲学家，以及科学家牛顿的亲密朋友。人们一方面无法否认，这位谨慎的英国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也不愿意过多研究他那寡淡无味的著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洛克的后人拉乌雷斯（Lovelace）伯爵将洛克的大量遗物公之于众，其中包括很多手稿、笔记和通信，使洛克一下子呈现出一副完全不同的面孔，在洛克研究界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也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洛克的兴趣。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通过解读其中的《论自然法》，特别是对其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的仔细推敲，得出结论说，洛克并不像自由主义者们所崇拜的那样高尚（或肤浅），而是骨子里与邪恶的霍布斯一样，只不过以非常含蓄的语言传达了相同的思想而已。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约翰·童恩（John Dunn）则把他早年文稿中一些矛盾和幼稚的说法归结于青年洛克的思想不成熟。他通过分析对勘洛克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稿，得出了和施特劳斯完全不同的结论：洛克不仅和霍布斯完全不同，而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充斥了他的著作的基督教说法。同样一批材料，为什么会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在这批档案中，虽然《论自然法》相对较长、较系统，而且可以补充两篇《政府论》，但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一系列有关宗教宽容的文稿。其中有两篇《政府短论》，一篇是英文的，一篇是拉丁文的（我们分别称为《英文短论》和《拉丁文短论》），应当是青年洛克的习作，讨论的都是宗教宽容问题，而且其中的论调都与后来那封著名的《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完全相反：早年的洛克竟然是完全反对宗教宽容的。只是稍后写的一篇《论宗教宽容》小文（后文称为《宽容短论》），才变得支持宽容了，而此文的写作时间，恰好是在洛克加盟自由派领袖、辉格党的创建者沙弗茨巴利（Shaftesbury）伯爵的集团之后不久。这几篇文稿的发现不仅让人们对洛克的思想转变发生了兴趣，甚至使人质疑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真诚。难道，洛克仅仅是因为投身到了自由主义的权贵的阵营，才开始鼓吹自由主义和宽容论吗？如果他的那套自由主义思想只不过是迎合沙弗茨巴利伯爵的官样文章，这位御用文人提出的那点思想又有什么价值呢？

注：现实是，人民大众大多是愚蠢的，休谟著《英国史》的时候，就受到辉格党的攻击。

　　但施特劳斯和童恩都没有怀疑洛克思想的真诚，他们更多看到的，是洛克思想的复杂性，或者说，整个现代自由主义的复杂性。虽然童恩指出，洛克究竟是先加入了自由主义集团才改变了立场，还是先改变了立场才加入的这个集团，仍然是个无法确定的问题，但他相信，成熟的洛克所表达的那些观点，不是用应景文章就能写出来的。因此，重要的不是猜测他如何发生了这个转变，而是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两位政治思想史大师虽然得出的结论迥异，但他们对待洛克的态度是一致的，即，无论洛克的这种思想变化是怎样发生的，都不能归为简单的见风使舵。在他那看似简单的自由思想背后，其实有着很不简单的考虑。洛克思想的多重面相，反映的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多重面相。只不过，两个人对这种复杂性的理解完全相反。施特劳斯认为，表面上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洛克，其实要把他的自由主义政府建立在和霍布斯的一样低下的人性基础上；但童恩所看到的复杂性是，在洛克那看似很世俗的自由主义政治背后，其实有着比较深的神学考虑。显然，他们所关心的都不只是洛克本人，而是如何重新理解现代西方的自由政治。它究竟只是一种精致的霍布斯主义，还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种现代形态？它是对人的自然本能的一种满足和控制，还是有着更高贵和神圣的考虑？

　　除了施特劳斯和童恩之外，拉乌雷斯档案造就的又一个重要成果，是毛里斯·克兰斯顿（Maurice Cranston）的《洛克传》。克兰斯顿不仅详细研究了拉乌雷斯档案中的洛克文稿，而且厘定了洛克的藏书、账单，和别的大量遗物，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了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浮沉、思想发展，以及生活变迁，成为现代任何一个洛克研究者必读的经典著作。

　　依照克兰斯顿的描述，洛克不仅不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而且精明谨慎得近乎敏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投机”描述，但在成为沙弗茨巴利伯爵的家庭医生后，洛克的确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从此在身份上和思想上都别无选择地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这给他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好处。沙弗茨巴利伯爵领导的辉格党坚决主张把天主教驱逐出英国政坛，因而与左右摇摆的查理二世发生了很多冲突。特别是在天主教徒约克公爵即位成为詹姆斯二世之后，沙弗茨巴利支持的蒙茂斯公爵叛乱被镇压。沙弗茨巴利死后，洛克也遭到监视，只好颠沛流离，到了荷兰。直到光荣革命，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从荷兰到英国继承王位，洛克与玛丽女王同船回到了英国。随后，他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人类理解论》，一举成为著名的哲学家；而他的《政府论》上下篇和《论宗教宽容》也相继匿名出版。虽然这些著作的作者是约翰?洛克这件事很快就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洛克始终守口如瓶，直到死前不久才承认自己写了这些书。

　　洛克精明谨慎的性格，不仅给那些怀疑他的思想真诚的人提供了借口，似乎也成为寻找他所谓“隐微的教导”的理由。不过，谨慎小心并不等于鬼鬼祟祟，精明也不等于虚假，政治斗争的复杂未必只会带来藏头露尾的无奈。对洛克的所有这些新发现，确实使我们不能简单接受很多固有的标签，但也不应该使学问变得更加素隐行怪。

　　比如，把洛克简单当成一个宗教宽容的支持者，确实已经显得非常肤浅，但若以为他那主张宽容的主张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是他的宽容主张完全随着政治的风向变化，则是矫枉过正了。

　　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二百年，对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建构和精神气质都有着根本的塑造作用。而在这风云激荡的二百年中，教派之争始终是英国的一个核心问题，从亨利八世成立圣公会开始，到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登基结束。而思想史上的很多著名人物，像托马斯·莫尔、理查德·胡克、约翰·弥尔顿、托马斯·霍布斯、艾萨克·牛顿、约翰·洛克等，都以不同方式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种宗教之争。洛克和牛顿这对朋友是这些人物中的最后两个，分别在政治理念和科学观念上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与其说洛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如说他一方面为解决英国二百年的宗教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案，同时以自由主义政府终结了这些思想巨人的努力。正如教派之争是这二百年的英国问题的一个集中反映，洛克对宗教宽容问题的反复思考，也是他的思想努力的一个集中反映。

　由此就不难看出，虽然宽容论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解决，但无论就英国政治的现实层面而言，还是就洛克的理论解释而言，问题的焦点从来都不只是究竟是否应该宽容，而是如何处理天主教、圣公会、清教等新教派别之间的政治关系。而洛克虽然在是否宽容上几经变化，但他的立场和目的一直没有变，即，如何从根本上把天主教赶出英国。

　　我们若仔细看当时的英国政治，詹姆斯二世并不是一个尤其反对“宗教宽容”的国王。甚至可以说，在斯图亚特诸王中，詹姆斯二世在宗教问题上算得上相当开明的一个。他在1687年颁布的诏令明确主张宗教宽容。但洛克所属的辉格党集团还是在第二年推翻了他的统治，迎立他的荷兰女婿。詹姆斯二世之所以遭到反对，根本上并不在于他是否主张宗教宽容，而在于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英国人之所以在1688年推翻他，就是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从而有可能把这个天主教王朝延续下去。

　　早年的洛克主张对天主教实行更加严厉的手段，要求国家直接插手宗教事务。而在加入沙弗茨巴利集团后，他虽然在《宽容短论》中就表达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但对天主教的态度始终没变。洛克在文末清楚地指出，无论宽容还是不宽容，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驱逐天主教对英国政治的干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有必要团结新教各个教派，甚至那些宗教狂热分子。

　　若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洛克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主义者。宗教宽容的想法，与其说出于一种自由的理念，不如说出自对现实情况的深思熟虑和精明判断。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洛克与霍布斯都可以归为政治现实主义者，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的思考目的，而不像菲尔默那样，顽固地以某种理念来衡量现实政治的是非成败。甚至可以说，洛克比霍布斯的现实主义更加彻底，因为，霍布斯是从他的一套物理学和心理学观念，推出了自己的政治学说，而洛克是从一个现实的目的出发，回过头来寻找相应的理由和解释，因而就会出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达到同一种政治目的的情况。

　　不过，更彻底的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更彻底的投机主义或相对主义。真正能想得开的人，也往往更清楚德性与价值的意义。我们更应该相信洛克自己一再的声明，即他并不是一个隐蔽的霍布斯主义者。而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施特劳斯最看重的自然法问题。早在《拉丁文短论》中，洛克在主张对宗教问题不该宽容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法律结构：神法，即道德法，包括制定法（即各种明确的诫命）和自然法，是最高的；其次是人法，即世俗国家的法律；再其次是兄弟法，或友爱之法，即各个宗教团体之内的制度法规；最后是私人法，是每个人给自己定的法律，包括道德自律和私人发的誓。在这四个层次中，较低一级的法应该服从更高一级的法，而上一级法律有权插手下一级法律，因而人法不能违背神法，兄弟法不能违背人法，私人法不能违背此人所属的教会的兄弟法。正是因此，洛克认为，国家大法虽然必须服从自然法，但各个教会内部制定的法律必须服从国家法律，而且国家有权力干预它。这就是当时的洛克反对宗教宽容的理论依据。

　　虽然这只是早年洛克的理论，其中却透露出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一贯看法。比如，对于自然法的观念，洛克就始终没有像霍布斯那样理解，而是继承了中世纪以来的传统，特别是有着胡克的极大影响，把它当作神法，即道德法，的一部分。成熟期的洛克虽然没有再明确谈这样一个四层的法律结构，但他在中期的《人类理解论》和晚年的《保罗书信诠释》中都有过类似的法律分类，虽然与此并不完全相同，但除去很少再提私人法之外，其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即使我们不把这个结构当作洛克思想的基本架构（像神法－自然法－人法是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基本架构那样），它至少揭示了洛克的重要倾向。这个倾向并没有随着洛克对政治与宗教的具体态度的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晚年的洛克长期住在伦敦附近的小镇奥兹，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对保罗书信的解读中。牛顿应该是他这个时期交往最密切的朋友之一，而他当时对圣经的兴趣也非常浓厚，经常与洛克讨论对一些段落的理解。两个人或许都感到，要使他们提倡的自由和理性成为一种可以依赖的生活方式，必须在经典中寻求更多的支持。洛克一定知道，无论他在《人类理解论》中的讨论，还是对自由主义政府的设想，都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和漏洞，而对新约的诠释，或许能够帮他找到理性思考所无法找到的答案。毕竟，要使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成为可能，还要依赖人与上帝的关系。

　　可惜的是，《保罗书信诠释》未竟其功，洛克就离开了人世。他为自己写的拉丁文墓志铭或许能够帮我们理解他对自己和他所设计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评价。试译如下：

　　“过路的人，请停一下。这里躺着的是约翰·洛克。你要问他是怎样一个人，答案是，他安于中道。他被培养为一个学者，就以献身真理为业。你可以从他的文字中读出这一点；你要想知道他更多的事情，这些文字也可以忠实地告诉你，强过墓志铭中这含糊的悼词。如果他有点德性，那也实在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更难以成为你的榜样；至于他的罪过，就埋葬了吧。德性的榜样，你可在福音书里寻找；罪过的榜样，最好没有；而必朽的榜样，这里当然有（这会于你有益），而且哪里都有。他生于公元1632年8月29日，死于公元1704年10月28日。刻铭以记，但这碑铭也将速朽。”

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也就是1931年9月21日英国放弃英镑金本位。这个事件之所以不突出，是因为被更大的事件盖住了。

       实物货币的金本位对于后发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用廉价劳动力买不了多少高智力产品，因为根据供需法则，你需求的越多，它就涨价了。而廉价劳动力产品因为供应的多，就跌价。

      如果说以前西欧的工资高，是因为金银比较多的话，工业革命后就变成了高智力产品的垄断地位 —— 有钱且聪明。

      直到挑战者的出现，说起来中国应该大力感谢德国，终结了英镑霸权。

      二战时期主要工业国的竞争也顺道感谢一下吧，经济危机下，竞相脱离金本位，廉价贱卖工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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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一篇：辉格史观

       所谓“辉格史学”(Whig history)，本义是指以英国辉格党(大约1860年以后称为自由党)的观点解释历史。辉格史学家将自己的信仰、实践和制度看作前人信仰、实践和制度的目标，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再现历史进步的征程，重点则集中在那些为现在预先作准备的过去的发展。巴特菲尔德在《辉格史观》(1931年)一书中给辉格史学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定义：“许多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著作的一种倾向，目的在于赞扬已经胜利的革命，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便写出的历史即便不是对现在的赞颂，起码也是认可。”

        这种辉格史学的主要失误在于，全力注意表面上是现代的观念和运动，而不管它们在其所处时代的重要性，同时对一切相反的潮流拒绝作历史的理解。

        辉格科学史像辉格政治史一样，以其粗糙的形式退化为一部英雄（即推进了与科学知识的现状相一致的那些观念的人）与恶魔斗争的故事。

       对这种事要宽容一点，人民群众造假和胡说八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不过以前上学交钱的就亏了，白交钱，没学到真东西，还被骗了，呵呵

       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这些 “人民之友” 是一些伟大人物，例如牛顿和洛克

       其实现在我已经懒得说这种问题了，“只会老老实实，不会乱说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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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崛起还是有其自然条件的背景，海军不象陆军，不用进行无限战争。象德国的“总体战”，英国永远不会搞这个的。

        所以，它才有条件对王权进行限制，币值稳定，国王要发动战争，需要国会同意，进行举债。

        小政府、大民众

        法国，纯粹就是胡弄，那是因为财政破产，处处崩溃，找一个道德借口，进行抢劫罢了。

        事实上，也是从拿破仑战争开始，“总体战”才进入到欧洲各国的视野。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英国人还是很牛叉的，它不搞特别过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