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比较成本原理，主要是着眼于一国如何“现在”有效地参与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并没有把比较优势的转变问题纳 入到分析视野中来。显然，李嘉图是以英国这个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为背景来提出问题的，对于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来说，比较成本原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是有利 于其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然而，当从后进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时，基于李嘉图比较成本的比较利益，往往有可能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最早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深刻批评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当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如何 合理地参与国际贸易。李斯特明智地指出，参与国际贸易时不能只考虑通过交换来在眼前获得更多的财富，更要关注对本国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影响，财富的生产力比 财富本身重要得多（李斯特，1928）。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也逐步注意到静态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批评。 Krugman(1991)指出，根据现存的静态比较优势来选择相应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一个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扩大专业化生产而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即 通过扩大传统产品的生产去交换到国外先进的产品，短期内也可以增加可消费的商品数量。但由此而失去的却是培育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机会，即放弃了自身在新 兴产业的投资与发展，进而陷入“一步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

 
注：克鲁格曼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比较 “接地气” 。中国舆论为什么批评格鲁格曼，长期以来无法理解。

　　正是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多地关注从动态角度来考虑对比较优势的选择，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经济学家的文献中（比如，Krugman, 1987；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是指一国在将来某个时点上可以获得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在未来某个时点上能够具备或实际拥有的比较优势 （Redding,1997）。在一定的意义可以说，动态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所表示的既是一种结果，更可以看作是一种为了获得未来比较优势的过程。虽然目前 为止国外经济学还没有给关于动态比较优势的严格的，获得广泛接受的定义，但动态比较优势观念正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通过“干中学”等途径能加速一国知识的生产和积累，从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Krugman（1987）用“干中学”的 分析框架来具体地阐述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路径。Krugman指出国际贸易会扩大后进国家的市场规模，同时会通过市场竞争和示范效应，知识外溢等 途径，使后进国家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学习到新的知识和经验。通过“干中学”的这一过程，后进国家在生产新产品方面的经验和知识逐步地积累起来， 到一定程度后，后进国家的比较优势模式就会发生转变。

 
注：唉。。

　　与通过“干中学”来获得知识的外溢不同，其他经济学家更愿意把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看作是一种内生的过程。Romer(1990)提出，知识 的产生不是一个意外的过程，而是在研发方面进行专门投资的结果。厂商之所以愿意对研发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是因为由此获得的知识可以增加新产品的种类、提高 生产率，进而在市场上获得较高的垄断收益。通过研发投入获得的知识积累，很大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一国内在的生产要素禀赋状况，进而决定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 比较优势地位。

 

　　Aghion & Howitt(1992)则将垂直创新纳入到技术创新导致比较优势转换的内生路径中来。根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垂直创新是指在某个产品的生产上用 一种新技术来替代旧技术，或应用新技术的产品将旧产品淘汰，拥有新技术的厂商剥夺旧厂商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市场利润。同时，出于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厂 商会不断地投资创造新技术，而新技术的应用会提高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效率，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日益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后进国家通过 这种创造性破坏来获得竞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注：很多人蔑视外生性的“干中学” ，但是早期你得有投入啊，钱呢。

　　从早期单纯的静态分析到越来越多地重视动态分析，表明比较优势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在不断地发展。概括起来看，动态比较优势概念的出现对经 典比较优势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需要对比较优势进行选择和培育，把知识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分析了比较优势模式转变的路径，在宏观 经济管理层次上提出了推动比较优势转变的政策选择。当然，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些基本的假定还有待于现实生活来检验和补充，特别是需要真正立足于发展中国 家背景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总结。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实际经验也许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比较优势的选择和培育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俞来俞重要的全局性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日益加 大，选择怎样的比较优势模式不仅直接关系到出口贸易的增长潜力和经济效益，更会对内部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既给中国经济 提出严峻挑战的现时，也提供新的重大机遇。应当看到，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主要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因此，对中国来说，立足于动态比较 优势才能有真正的未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方面的进展和经验，更是值得我们特别地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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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显的比较劣势到初步形成比较优势，我国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经 历了一个相当显著的转换过程，而且这一转换是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的。1985年，我国机电产品的净出口指数为-0.83，与极限值-1已经相当接近。整体 上看机电产品基本上不具有出口竞争力。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却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因而其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以较快的速度向0 值收敛。到1997年机电产品的净出口指数首次转变为零，表明先前存在的明显比较劣势已经改变。在随后年份中机电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就维持在0-1的 正数区间波动，并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2004年之后机电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上升的速度开始加快。

　　

　　对机电产品进一步细分后发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明显上升的分别是金属制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机械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四类产品。从 表1中可以看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产品在1992年的净出口指数为-0.07586，到1995年就转为正数，随后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 长，2005年上升到0.527247，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机械制造产品一直是机电产品中比较劣势最大的，1992年机械制造产品的净出口指 数为-0.63，但从2003年起转变为正数，近几年保持着快速的增长。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品净出口指数也经历了从较大的负数向正数转变的过程。不过，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设备等产品，以净出口指数来衡量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在继续下降，这两类产品的比较劣势较20世纪90年代甚至还有明 显的扩大。

       同世界一些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变动轨迹具 有非常明显的转型经济特征。在1992年到2004年期间，发达国家机电产品 出口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态势。比如，德国机电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在0.2以上0.3以下的区间内变化，十多年中没有明显的波动与变化。同一期间英国的 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最高为0.34，最低为0.22，没有大的变化。日本1992年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71，2004年为0.48，逐年平 稳地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荷兰则一直是在接近0 的负数区域内，年度之间没有大的变化。1993年中国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37，到1998年开始转进到正数区间，随后出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在这一期间 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换。虽然整体上说我国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低的，但上升的速度则是发达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为今后进一步强化比较优势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机电产品比较优势模式的快速转变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扩大显然是来源于内生变量积累的推动，

       自主创新与净出口指数的变动之间已经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当我们选择以 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这两个变量来近似地测度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发现相关的回归系数的符号都为正号，这就意味着国内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的积 累对机电产品显示比较优势的上升具有积极的贡献。现实生活中也不难观察到，无论是从企业的微观层次上看，还是从产业的宏观层次上看，近年来国内对自主创新 的重视程度都明显地提高，这具体地表现为研发经费投入连年增长，具有研究开发能力的人力资源数量稳定地上升，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竞争 力增强。应当说，机电产品净出口指数与自主创新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整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带来国际竞争力上升的一个侧影。

注：这事很难说，估计还是扩大再生产，赢利了，再投入研发。当然也可能有 先研发，再到市场上卖赢利的。

        努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来加速自身比较优势模式的动态转变，是后进国家应对经 济全球化竞争的一种共同选择。在我国机电产品从显著的比较劣势到初步具有比较优势的转变过程中，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不仅已经逐步地凸现出来，而且也形成了 自身特殊的内生路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比较优势转换问题也就是如何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逐步形成出口竞争优势。应当说，这个方面的主要难点还 是在如何有效地启动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而使自主创新能力在比较优势的决定中发挥出明显的战略作用。

    　技术和资本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对商品分类时，往往把资 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当作一个特殊类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和技术通常是共生的，相互促进的。具体到我国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变过程来讲，自主创新和资本 积累都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为止应当说是资本积累对比较优势转变的影响程度要超过自主创新。

注：中国人思维比较僵化，认为有钱的都是老地主不干活的，呵呵。其实资本和技术是共通的，一般而言，就是高富帅，有知识且有钱。

       不要以为挣钱就不需要知识了，呵呵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认识有很多种原因，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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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每一个十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加速的增长，这个加速的贸易出口的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这种升级换代如果仅仅是一个规模的增长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俄罗斯、看到了很多资源产品出口国的这种贸易的大幅度增长，但是中国的增长伴随着结构的改善。

        很多人都慨叹 俄罗斯的 “ 去工业化 ” ，问题是它有工业化的能力吗？

        苏联的工业都是政府保护下的工业，一面临市场竞争，就垮掉了。海湾战争以后，产业升级没有资金，很多技术在实验室出不来。

         实际上，就是根本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能力。

         有政府直接发钱补贴，再低效的企业都能干，这种思想其实是废话。如果现在要求企业赢利去补贴财政的公共支出呢？都笑了

         在85年的时候，在中国的初级产品当中，我们占了50%的比重，但是今天我们的初级产品在中国的出口中只有5.4%，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制成品占了出口的94.6%的份额，我们知道全球的比重只有70%，中国的确在为全世界出口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在制成品当中，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超过了一半的份额，我们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将近1/3的比重，这两个比重今天只有德国和日本能够和我们相媲美

       中国最传统的优势产业服装，在2001年中国入市之前中国的服装和其他的经济体一样，出口是平缓的，但是在2001年中国入市之后，中国服装的出口是非常快的，而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仍然保持了原来的平缓的态势。

        今天世界服装的出口中有1/3来自于中国，但是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出口整体份额中，我们由15%降低到10%，服装行业比例的降低源自于我们培育了新兴的产业办公和电子设备，办公和电子设备的出口2001年之前我们在全球还是在后面的，但是2001年中国入市之后我们是突飞猛进、势如破竹，我们这个增长超过了新加坡、超过了欧盟、超过了日本、超过了美国，这种增长态势是让世界非常震惊的。

       1980—2009年世界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比例的变化，在这里仍然能够看到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上升。美国，曾经达到了最高点12%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在2000年以后开始逐步下降。德国在1990年以后开始逐步下降，随着两德统一获取了平稳的增长和整合之后开始有一个平稳的发展。这是日本，如果我们往前再延伸十年的话，日本的增长也是一个直线飙升的态势，但是 1985年随着日元的升值，日元大幅度的升值是的日本的制造从此开始进入一个下滑的阶段，这个下滑是难以回头的。

       韩国的增长虽然很好，但是从韩国的发展和中国的比较能够看到，一个小国的产业发展空间和一个大国产业的发展空间是显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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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机电产品出口这个表就能看出来，日本贷款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跟90年代 俄罗斯 一比较就看出来了。

        对机电产品进一步细分后发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明显上升的分别是金属制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机械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四类产品。

        可以看到，金属制品 1994年就很有竞争力了，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产品在1992年的净出口指数为-0.07586，到1995年就转为正数，随后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 长，2005年上升到0.527247，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贸易竞争力。

       金属制品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是一五期间就投的，只是后来落后了。日本的钢铁早就超过苏联了，中国改开的时候，日本是想转移钢铁产能的。电子也是一样，电子管时代中国就很强，然后晶体管社会是封闭的，到集成电路时代已经落伍了。

        所以说，日本的资金很重要。当然也是以前就有底子。

        反观俄罗斯，海湾战争后，产品想升级，没有资金。技术在实验室出不来。

        其实还有一个事，就是这些出口市场也是现成的，东亚做电子是出了名的，改道而已。

        有了这第一桶金，其它事才能办。多财善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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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年初，日本NEC公司和富士通公司宣布退出中国交换机市场，今后将不再向中国销售交换机产品。然而15年前的NEC公司和富士通公司可 不是这样，当时日本厂商在中国交换机市场的气势正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遥相呼应。富士通曾放言说，要把上海贝尔扼杀在摇篮里面。这个时间段，不要说上 海贝尔这样的合资公司，即使象北电网络、朗讯、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巨头都很有些酢日本厂商。“当时，日本厂商卖得要比其它厂商便宜得多，北美厂商交换机每线 卖300美元，但是日本厂商只要180美元就能搞定。”黄陈宏说。

　　日本厂商在当时很“猖狂”了一段时间。所以其它国家厂商当时在中国卖交换机卖得很郁闷。北电网络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就进来 了，并在1982年就向蛇口工业区出售交换机产品，但是真正的突破口还是到了1988年，此后就曾一度占据了10%的国内市场份额。

　　说起“七国八制”，不得不提起当时对中国经济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政府低息贷款，黄陈宏在总结北电交换机如何寻找到中国市场爆发点的时候，提到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息或者低息国家贷款，在1988年，加拿大给予了中国数亿美元的20年低息贷款。其它国家也大致是这些情况，由于可以节省资金马上建 设，因而在引进这些交换机设备的时候当然是“来者不拘”了。

摘自：http://tech.sina.com.cn/it/t/2002-09-11/102013795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