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原吉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五朝老臣，他以犯颜直谏著称。

        就在朱棣去世的1424年，夏原吉官复户部尚书。他向新上任的仁宗皇帝朱高炽提出了放开银禁交易的建议。如果这一建议得到批准，这将是明朝货币史上的一场重大变革。

　　明朝前期，纸钞的价值稳定，金银、铜钱、纸钞三种货币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说，明朝时，中国的市场存在着两种货币系统，一种是作为日常买卖使用的铜钱和白银系统，一种是作为交税使用的纸钞系统。

　 　在银铜没有上升到交纳税赋功能之前，纸钞的作用就是交税，还包括应付关卡和作为政府的官俸。大明宝钞始印于1375年，从一开始就被明政府推到了本位货 币的地位，这是仿效元朝的做法（从元世祖开始至1287年，元政府一直发行和使用纸币--至元宝钞，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但大明宝钞贬值， 民间重钱轻钞，明太祖不得不在1395年下令禁用铜钱，并限令军民、商人在半月之内，将所有铜钱收官，依数换钞，并下令"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者，罪 之"。

　　1398年，因杭州诸郡不论货物贵贱，一概以金银定价，"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明政府再次颁布禁止以金银交易的命令。为 增加纸钞的政府信用和减少官方对粮食的需求，1402年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官俸六成为粮食，最低级的官员只收到两成，其他官俸则发放纸钞。后来，在都督府和 都指挥使司、各省和诸王的封地完全领取稻米作为薪俸的官员，也部分接受了纸钞。

　　1405年7月，郑和第一次率队下西洋。在下西洋之 初，明政府大量使用纸钞作为交换货币，但伴随着纸钞贬值，外国使团不再收取纸币作为官方交换物，明政府不得不在1408年开铸永乐通宝，且做工精良。同 年，明政府以强硬的姿态再次申明严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即处以死刑。第二年，明政府"又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钱"。

　　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明政府对铜钱的政策泾渭分明：在对外贸易中可以使用，但在国内禁止。铜钱与兵器、丝绸、陶瓷、黄历以及儒家伦理经典、六经、诗词传记、医学针灸等著作一道，被郑和船队带到西洋广加赠赏，交换贡品。

　 　当国内收藏界还惊诧于永乐通宝钱币在国内出土为数不多，甚至在许多明清时期的窖藏钱币中也不见一枚时，在南海和海外却有大宗的发现。从日后印度尼西亚、 日本、越南等国及南海出土了大批永乐通宝钱币的情形来看，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堪称是中国货币在亚非大陆的推广史。明朝在当时的世界地位，决定了明朝铜钱与 其前代的铜钱一样，在600年前是亚非贸易尤其是东南亚贸易的硬通货。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客观上是近现代中国货币走向亚非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官方推广。

　　明政府纸钞购买信用力的下降，加速了铜钱的铸造和外流。作为纸钞、铜钱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伴随纸钞的贬值、铜钱在郑和下西洋中的透支和在国内市场的缺位，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

注：中国并不怎么产白银，大部分白银产自美洲。白银作为中国的主币，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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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这前后，美洲和日本都发现了大量银矿。16世纪40年代，西属美洲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银矿，1554年，一种便宜、简单使用水银和盐以提炼低含银量矿石的炼银法--汞齐化法诞生，自此，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大量增加。

　　因白银提纯技术的提高，在此前后，秘鲁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猛增到原来的3倍，随后又增至5倍；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至16世纪末，日本发现大量银矿，"灰吹法"的白银冶炼方法也由中国传入日本。

　 　到嘉靖年间，江南行省以法令的形式规定田赋用白银缴纳，而广东自1450年起，就已采用了部分徭役折成白银的形式。16世纪初，大臣桂萼提出了赋役新构 想：将杂役、正役和两税（即夏粮和秋粮）合而为一，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这一设想被后人概括为"一条鞭法"。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明朝名臣南海人 庞尚鹏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琼山人海瑞在南直隶地区先后推行"一条鞭法"，东南沿海遂成为全国较早实施新赋役法的地区。

　　隆庆元 年（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铜钱在与白银的较量中已经完全处于下风。货币税收的份额 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税制从1465年的户口、食盐等钱钞各半兼收的局面，进而演变成1581年完全用白银交纳的张居正"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能得到推行，就是因为经过多年经营，晋北边疆防区各类屯田--军屯、民屯、商屯皆有增长。首辅大臣张居正将大部分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折成银两 缴纳，取代陈旧而复杂的赋税制度，并向全国推广，最终使得白银成为明朝的税收和贮备货币。一条鞭法标志着，我国税法由税人向税物、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 化。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而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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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时，积极推行“外示羁縻，内修战备”的方针，重视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张居正曾目睹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 俺答军队围困北京时所暴露出来的国防虚弱，军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内心深有感触。有鉴于此，待他执政后，“殚心尽力”，决心对边防进行一番整顿。

        张居正一面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屯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

       在选任边将时，张居正知人善任，他所重用和信赖的一批守边将领，大都英勇善战，效忠王朝，并为保卫边防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蓟州一带，他任用戚继光镇 守，练就守边的精兵，修筑了沿边防线的“空心敌台”，还因地制宜地练习车战战术，保卫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沿线的边防。历史家称赞戚继光镇守 蓟州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戚继光也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万历十一年（1583)，当戚继光移镇广东时，陈第赋诗送 别，诗云：“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反映了边境人民对戚继光保境安民功绩的景仰和舍不得让他离去的深情厚意。

        在辽东，张居正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战能力高强，善于指挥御敌，威望甚高。在他镇守辽东期间，曾多次平息东北少数民族的进犯，保卫了东北边境的安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线，西至延绥、宁夏一带，张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王崇古对俺答所部采取的安抚睦邻政策，获得了重大的成绩，使蒙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好互市，相安无事。

       当时朝廷有一部分官僚反对和俺答设市贸易，说这是媾和示弱。但是张居正力排众议，坚持正确的主张。他据理力争，反驳说：“让俺答入贡通好，开设边境 市场，使边民互通有无；限立期限，指定地点，严加管束，这不但没有坏处，反可使边境安定，屯田耕牧，阻止塞外其他部落的侵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调援边塞的 大批粮食，有什么不好呢？”

        由于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协同筹划，使王崇古在边塞得以顺利执行睦邻政策，在大同、宣府附近设市贸易。当时规定每年限期一月，蒙族人民可以用金银、牛 马、皮毛和汉族人民交换绸缎、布匹、铁锅、铁釜等物品。双方各派军队驻守保护，从此边境相安无事。对此，张居正在《九塞称臣》一诗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幕 南秋色静王庭，月满边关夜不扃。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屯田督护休乘障，破虏将军早勒铭。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

 

       “月满边关夜不扃……九重端拱万方宁”，并非张居正的无端夸饰。据《明史》记载：东起延永，西抵嘉峪关的边境千里防线，“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什七”，从而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注：雇佣军队或者职业军队，他这种办法能打得过蒙古，打不过满清。在欧洲，瑞士也是很牛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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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爱德华三世也是很早就建立了职业化军队。到了 1415 年的阿金库尔战役，震惊欧洲大陆。

       清政府比较幸运的是在云南发现了铜矿，其实中国根本就不是银作为主币的，而是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