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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对华长期贷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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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高储蓄来自高投资，要明白，万事开头难。日本低息贷款贯穿了中国的工业化阶段。70年代的大事就是石油危机，美元脱离金本位，石油价格暴涨。中国改开的时机选的真好，一点都没耽搁。
我们是没有那么多外汇让中国人都看上电视的，而且我们还在给非洲贷款。
彼时，美国因国内法律限制和财政紧张，尚无对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之意，但却十分关注日本的动向，对日本先行一 步对华贷款颇有微词，甚至在1979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援助政策规划会议上发难：警告日本，若不在对华日元贷款中采用“非束缚性”方式，将有可能 导致新一轮日美经济摩擦。所谓“非束缚性”，是指日本贷款给中国，中国可以用这些贷款向美国等国家采购，而日本不得阻拦。
我们刚改开的时候，美国没什么钱，就日本和德国这些新兴国家有钱。
基本上我们一直没有缓过来，911 的时候，还在向俄罗斯订购su 30 呢，2002 年石油就复苏了。2005年，中国饮食结构发生变化，2006年美国连续加息抑制通胀。到2008 年的时候，日本对华贷款停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数额曾一度占中国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投资额度的20%以上。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使用的还是机械式的电话交换机，容量非常有限，远远无法满足老百姓的通讯需要。而当时引入国外程控电话交换机价格非常高，一个3万门 的交换局，光设备投资就要大约4000万到7000万人民币之间，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中国后来利用日元贷款购买了很多程控电话交换机，这样一下子就增加 了安装电话的容量。”谈起这些变化，金熙德表示，日元贷款在中国通信发展的起步阶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无可否认”。
华为也有日元贷款的一份功劳。
注：日元低息贷款这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2008年以前的数据都不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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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49岁的刘志诚与时任国家建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荃，被派往东京进行培训，学习ODA项目的资金来源、贷款程序、项目选择、贷款条件、采购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那时候真是一无所知，”刘志诚并不讳言当时对于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当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网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新干线、繁华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礼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让他觉得非常震撼。
“我当时满心就一个念头：我们落后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迎头赶上？时不我待啊。”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刘志诚几乎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搭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往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参观考察松下、岛津、丰田等大型企业。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日本人的勤劳都让他感慨不已：“我在一个渔业加工厂，看到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将一筐筐鱼往流水线上搬，井井有条……这个民族实在是太勤劳太能吃苦了。”
正是这段经历使刘志诚和他的同僚们对ODA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他们深知日元贷款对于彼时中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意义。
最初全权负责此事的是国家外资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刘志诚是他的副手。他们经过繁琐的程序与往来奔波，终于落实了第一年500亿日元的贷款，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又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与困难。
“最主要的困难，一是国内配套资金不足，中方不断改变计划，将双方确定的首批六个项目改为四个；二是一些领导认为借钱就是把钱引进国内使用，而不是用来买技术装备以加快国内建设……”刘志诚回忆说。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繁琐，让具体操作此事的人们日以继夜地操劳。1982年的一天，谢北一倒在了办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的……”刘志诚提及此事，神情黯然。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当时从高层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碍被一一解决，合作之势无可阻挡。
多年之后，竹内克之，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驻中国首席代表，回忆起那段岁月，也是百般感慨：“80年代初，我在考察黑龙江省的火车制造厂时，接到中国政府希望我们马上去山海关的请求。到达现场后，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双方找到了解决办法，赶在项目竣工前解决了问题。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令人怀念。”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民间的声音都是一边倒的，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学者金熙德说：“但在补偿心理之外，他们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对长期进口中国能源给予厚望，这是对华日元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此，从1979年到1983年，这批日元贷款，全部投向了涉及煤炭开发的六个运输项目；这些项目，无一例外地和对日能源出口有关。在石油危机反复发作、日本频频感受着能源阵痛的年代，对华ODA对增加日本能源保障的意义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作为对华ODA主要提供国，日本还是赢得了中国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时之间，“中日友好”成为从官方到民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世世代代”的说法也频繁出现。而在这股大潮流中，还夹杂着日本遗孤归国、昔日老兵忏悔，以及三千青年学生访华的动人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民间的浪花，也不断烘托着这个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氛围中，1984年3月，为期六年、总额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ODA贷款协定顺利签署了；此后，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许诺了第三次、为数8100亿日元的贷款项目。值得重视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这些贷款全部流向了中国的基础建设项目。
从这里开始，日元贷款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贷款毕竟是贷款、还需要付息偿还的话，那么，对华ODA清单中的无偿援助，则让一些中国人感念至今。从1981年开始，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四个领域的98个项目，也成为ODA的组成部分。此后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1297亿日元，大约占ODA总额的4%。
然而，签署第三次贷款协定后不久，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鸡肋之困
1989年夏，中国遭受西方数国的制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间。在各种制裁手段中，包括了对华ODA：日本单方面宣布冻结ODA项目。
尽管如此，日方并未彻底断绝对华ODA之路。那一年，刘志诚没有去日本进行例行签约，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畠中笃来北京。“那年复兴门到八王坟地铁开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贷款。畠中笃出席了开工典礼，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刘志诚说。
但在之后，日本对华ODA之路愈加不畅。1992年6月30日，当西方世界纷纷对中国解冻、中国更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之际。这一天，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签发了《ODA大纲》，这份政府文件规定，此后ODA将附加政治条件，包括“人权状况”等因素将成为ODA的“基本考量”。对此，金熙德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体的开发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领先的开发援助型’转变。”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曾数次以ODA为要挟，已经让中国人对日元贷款产生“鸡肋”之感。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对ODA的非议也越来越多。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对华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1979年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截止目前，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32000亿元。
2001年，曾任《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局长的古森义久，发表题为《北京用日本的援助击败大阪申 奥成功》的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援助政策：“过去的20多年里，日本对北京投入了约4000亿日元的巨额援助，使其基础设施焕然一新。对大阪市民来说，最 具讽刺意义的是，自己交纳的税金却成了导致申奥失败的工具。”
我们是没有那么多外汇让中国人都看上电视的，而且我们还在给非洲贷款。
彼时，美国因国内法律限制和财政紧张，尚无对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之意，但却十分关注日本的动向，对日本先行一 步对华贷款颇有微词，甚至在1979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援助政策规划会议上发难：警告日本，若不在对华日元贷款中采用“非束缚性”方式，将有可能 导致新一轮日美经济摩擦。所谓“非束缚性”，是指日本贷款给中国，中国可以用这些贷款向美国等国家采购，而日本不得阻拦。
我们刚改开的时候，美国没什么钱，就日本和德国这些新兴国家有钱。
基本上我们一直没有缓过来，911 的时候，还在向俄罗斯订购su 30 呢，2002 年石油就复苏了。2005年，中国饮食结构发生变化，2006年美国连续加息抑制通胀。到2008 年的时候，日本对华贷款停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数额曾一度占中国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投资额度的20%以上。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使用的还是机械式的电话交换机，容量非常有限，远远无法满足老百姓的通讯需要。而当时引入国外程控电话交换机价格非常高，一个3万门 的交换局，光设备投资就要大约4000万到7000万人民币之间，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中国后来利用日元贷款购买了很多程控电话交换机，这样一下子就增加 了安装电话的容量。”谈起这些变化，金熙德表示，日元贷款在中国通信发展的起步阶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无可否认”。
华为也有日元贷款的一份功劳。
注：日元低息贷款这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2008年以前的数据都不能用了。
××××××××××××××××××××××××××××××××××××××××××××××××××××××××××××××××××
1980年4月，49岁的刘志诚与时任国家建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荃，被派往东京进行培训，学习ODA项目的资金来源、贷款程序、项目选择、贷款条件、采购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那时候真是一无所知，”刘志诚并不讳言当时对于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当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网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新干线、繁华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礼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让他觉得非常震撼。
“我当时满心就一个念头：我们落后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迎头赶上？时不我待啊。”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刘志诚几乎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搭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往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参观考察松下、岛津、丰田等大型企业。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日本人的勤劳都让他感慨不已：“我在一个渔业加工厂，看到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将一筐筐鱼往流水线上搬，井井有条……这个民族实在是太勤劳太能吃苦了。”
正是这段经历使刘志诚和他的同僚们对ODA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他们深知日元贷款对于彼时中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意义。
最初全权负责此事的是国家外资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刘志诚是他的副手。他们经过繁琐的程序与往来奔波，终于落实了第一年500亿日元的贷款，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又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与困难。
“最主要的困难，一是国内配套资金不足，中方不断改变计划，将双方确定的首批六个项目改为四个；二是一些领导认为借钱就是把钱引进国内使用，而不是用来买技术装备以加快国内建设……”刘志诚回忆说。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繁琐，让具体操作此事的人们日以继夜地操劳。1982年的一天，谢北一倒在了办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的……”刘志诚提及此事，神情黯然。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当时从高层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碍被一一解决，合作之势无可阻挡。
多年之后，竹内克之，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驻中国首席代表，回忆起那段岁月，也是百般感慨：“80年代初，我在考察黑龙江省的火车制造厂时，接到中国政府希望我们马上去山海关的请求。到达现场后，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双方找到了解决办法，赶在项目竣工前解决了问题。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令人怀念。”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民间的声音都是一边倒的，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学者金熙德说：“但在补偿心理之外，他们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对长期进口中国能源给予厚望，这是对华日元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此，从1979年到1983年，这批日元贷款，全部投向了涉及煤炭开发的六个运输项目；这些项目，无一例外地和对日能源出口有关。在石油危机反复发作、日本频频感受着能源阵痛的年代，对华ODA对增加日本能源保障的意义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作为对华ODA主要提供国，日本还是赢得了中国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时之间，“中日友好”成为从官方到民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世世代代”的说法也频繁出现。而在这股大潮流中，还夹杂着日本遗孤归国、昔日老兵忏悔，以及三千青年学生访华的动人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民间的浪花，也不断烘托着这个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氛围中，1984年3月，为期六年、总额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ODA贷款协定顺利签署了；此后，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许诺了第三次、为数8100亿日元的贷款项目。值得重视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这些贷款全部流向了中国的基础建设项目。
从这里开始，日元贷款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贷款毕竟是贷款、还需要付息偿还的话，那么，对华ODA清单中的无偿援助，则让一些中国人感念至今。从1981年开始，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四个领域的98个项目，也成为ODA的组成部分。此后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1297亿日元，大约占ODA总额的4%。
然而，签署第三次贷款协定后不久，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鸡肋之困
1989年夏，中国遭受西方数国的制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间。在各种制裁手段中，包括了对华ODA：日本单方面宣布冻结ODA项目。
尽管如此，日方并未彻底断绝对华ODA之路。那一年，刘志诚没有去日本进行例行签约，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畠中笃来北京。“那年复兴门到八王坟地铁开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贷款。畠中笃出席了开工典礼，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刘志诚说。
但在之后，日本对华ODA之路愈加不畅。1992年6月30日，当西方世界纷纷对中国解冻、中国更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之际。这一天，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签发了《ODA大纲》，这份政府文件规定，此后ODA将附加政治条件，包括“人权状况”等因素将成为ODA的“基本考量”。对此，金熙德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体的开发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领先的开发援助型’转变。”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曾数次以ODA为要挟，已经让中国人对日元贷款产生“鸡肋”之感。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对ODA的非议也越来越多。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对华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1979年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截止目前，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32000亿元。
2001年，曾任《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局长的古森义久，发表题为《北京用日本的援助击败大阪申 奥成功》的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援助政策：“过去的20多年里，日本对北京投入了约4000亿日元的巨额援助，使其基础设施焕然一新。对大阪市民来说，最 具讽刺意义的是，自己交纳的税金却成了导致申奥失败的工具。”
“对华ODA是日本媒体长期热心造势的话题。每逢出现中日外交摩擦，媒体总要把对华ODA端出 来炒作一番。……”一位研究者谈到：“他们的主要攻击点，是中国没有‘感恩的表现’；他们还诉诸悲情，强调对中国的援助都来自民间的税金，而承担这一税金 的主体是日本的年轻一代……”
2003年，自由撰稿人青木直人发表文章批判日本对华援助是部分“亲华”政治家对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献金，而中国接受了6兆日元日本国民的“血税”援助，非但不感谢，反而有意向国民隐瞒日本对华援助的真相，并“持续进行反日宣传”。
2005年3月8日，《读卖新闻》甚至宣称，对华ODA有可能“被用于扩充军备”。
至此，对一衣带水、恩怨纠葛的两个国家来说，原本致力于中日和解，加深互助的ODA，反而带来的越来越深的误解。
2007年12月，正是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前夕，中日两国外长签署了最后一次日元贷款换 文。此前，当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对华ODA时，中国副外长武大伟已经表达过了谢意；然而这一天，在尘埃落定的时分，尽管杨洁篪也对它高度评价，日本共同社却 注意到，杨洁篪没有说出“感谢”二字，“显示了双方在认识上的微妙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