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向好不是因为出了天才，是岁月的结果。

       前面说到，从咸丰开始，中国的财政能力不断增强，但是到了甲午，整个货币乱掉了。（  甲午之前，白银兑英镑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能够建汉阳钢铁厂那样的大项目。）

       民国时期更是不堪，非常混乱，各地都在发纸币。

       那时候的纸币繁杂多样,使人眼花瞭乱。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印发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所谓法币。山西也有阎锡山印发的四种货币,即山 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同时各县都设立有县银号,发行县银号的票子,在本县流通。此外县里的商号经县商会批准,也可以 发行票子,在附近流通。

        当时在农村流通的另一种辅币是鸡蛋。旧社会农民生活贫困,妇女们要买点针线、油盐酱醋都没有钱,好在家家养鸡,一颗鸡蛋的售价相当于一个铜板,所以卖针线 的货郎担子和杂货铺的老板都乐意接收鸡蛋。鸡蛋也成为农村市场上的“流通券”。

        沁县商号发行的钞票也有叫贴字的,是石印的长方形,写着“壹仟文”或“两仟文”。票面中间留有空白的方格,商号发行票子时,在钞票中间的空白处盖上自家的 图章,即可在市面流通。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经常发现有假的。因当时山西从事印刷业的以榆社人为多,故只要发现假票子,人们就会说是榆社人干的。

        山西省银行于1919年开始发行钞票,至1930年共发行7500余万元。中原大战,阎锡山被蒋介石打败,逃往大连。阎逃走时,对山西省银行的票子应如何 善后置于不顾,将省银行库存银元全部提走,供他安置部属和外逃使用,致使省钞发毛贬值,一元省钞跌至市值五分钱。市场上白洋一元可换省钞30元。后来阎锡 山乘日军拟发动“九一八”事变之际,估计蒋介石无力他顾,潜回太原,再次在山西执政。他指令省银行发行新钞,以新换旧,一元新钞可兑换旧钞20元。省钞贬 值,山西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其中以典当业损失最为严重。那时山西全省有典当行600余家,受省钞贬值影响关门的就有300多家。

        阎锡山指令省银行第二次发行货币时,怕老百姓不相信,在票面上印着“兑现券”三个字。加上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晋北盐业银号也都大量发行货币,至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时止,山西四银行共发行新钞4500余万元。日军侵占太原后,阎锡山逃往晋西时,将省银行库存黄金银元都带走,再次对流散 在人民手中的晋钞置之不顾,兑现券无现可兑,就自行消失,再次成为废纸。

       阎锡山退到晋西后,1938年5月间因经费短缺,又令省银行第三次发行省钞。计有一元、五元票(人称二花脸)、十元票(大花脸)三种,派人用这 种钞票到农村大肆收购粮食,促使物价暴涨,一石小麦由售价15元涨到300元。人民拒绝使用新省钞,阎锡山只好于1940年下令停止发行。

       接着再说蒋介石的法币。蒋介石于1935年11月4日宣布中央银行等四行发行的票子为法币。由于滥发货币,致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蒋介石所 在的南京,1948年一碗浇肉面卖到7500元,一根油条卖到500元。法币存在不下去了,蒋介石又于1948年换发金元券。初定发行金额是20亿元,并 以金元券在全国强制收兑人民手中的金银和外币。规定金元券200元换黄金一两,三元金元券换白银一两,二元金元券换银元一枚。蒋介石用强制手段短期内搜刮 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万两,银元230万枚,各种外币计数千万。金元券大量增发,由原来的20亿元达到1303046亿元,票面由10万、50万、 100万升到500万,金元券滥发导致通货膨涨,促使物价猛涨。以1948年物价与1947年同期相比,物价涨了500万倍,最后达到1000万倍。

       解放战争时期,我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将盘踞在长春的国民党郑洞国部队围困起来,城内粮食奇缺,郑洞国发行军用流通券,强制民间使用,市场上一袋高粱米的售价由500万元、1000万元,最后涨到2亿元。

        顺便也谈谈伪币。七七事变后日军首先占领我平津及华北地区,在北京建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为了掠夺我国资源,日伪在北京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 发行伪钞,在华北地区流通。票面上刻有孔子像,自称金票,但群众却叫它鬼票。开始我们对敌伪组织维持会和伪币都是采取坚决打击和取缔的态度,对维持会要摧 垮,对伪币要禁用。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灵活态度,对村级维持会采用派人打入内部,实行两面政权,争取为我们办事,对伪币在根据地和游击区禁止流通,但 对敌占区则许可使用。我们也利用伪币购买我根据地所缺少的医疗器械、药品、通讯器材和办公用具等。根据地的一些产品经经济部门审核批准,如沁源的麻皮、左 权的核桃等也可以向日伪地区推销,换取部分伪钞,以便到敌占区购货。

注：日本人真逗，还搞尊孔教育，呵呵    这都是八仙过海，能人真多。

　    自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学校废除读经以来，只在袁世凯当皇帝那几天恢复了一下，此后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不管他们怎样鼓吹尊孔复古，还是无力全面在学校恢复读经。

　　日本帝国主义可就不同了，他们是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以武力作后盾，与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密切配合，作为一项基本战略通过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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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很长时间，中国人才认识到，货币和金银无关，和货币发行量有关系。

       再后来，弗里格曼的研究也出来了。美国也废除了金本位。

       其实中国人并不信 凯恩斯，而是信弗里格曼，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经验，呵呵

       一般中国人批判谁，就会照谁说的做，象  弗里格曼、克鲁格曼 ，自己感受一下。

        特别注意的是，央行也不能完全控制现实中货币流通的数量。货币政策最有效的用途反而在于作为一种稳定工具，而不是成为调节经济远离衰退和过度通货膨胀的油门。也许，中央银行更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宏观风险管理者。

        说白了，央行就是为了抓投机倒把的。



注：太平天国以前，清政府的财政比较稳定，是 “征农” ，太平天国以后，开始 “征商”，财政能力不断增强。货币赋税财政比劳役征发和实物赋税具有很多优越性。

      “征商”的结果是妨碍商品经济发展，说白了就是妨碍民营经济发展，只能发展 “官办企业”  了。



扩展阅读：

重商主义与厘金

http://www.aswetalk.org/bbs/blog-663-392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