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鲁迅的地位，这是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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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是不苛求前人的。象柏拉图的地位不是还在哪儿呆着的嘛
鲁迅留日是公费还是自费，这是一个问题。
周作人曾说，鲁迅是“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据查，江南督练公所设立于1905年初，不可能在1902年核送鲁迅留日的。所以当以鲁迅自述由“两江总督派赴日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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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在日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中存有关于鲁迅等人留日的几份公函（据北冈正子《鲁迅弘文学院的入学》，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11期）：
一份是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事务代理岩崎三雄的通知公函：
“函第八二号（明治卅五年三月二十日接受）
南京陆师学堂俞总办带领留学生来日出发之件
江南陆师学堂俞总办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此次奉两江总督之命，兼来日视察学务，带领该学堂毕业生二十二名，矿务学生六名，同随行人员，教习罗良监、王继美、翻译森村要、文案陈贞瑞、陈衡恪等将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南京出发，于本月二十九日左右乘坐该港起航的邮船会社的轮船来日。故，到达东京时希望有关方面给予方便一事已由天野南京文馆主任作了具体汇报。敬请酌情予以照料。
此致
敬礼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一号于上海
总领事馆事务代理
俞明震是1901年2月出任“南洋陆师学堂总办”一职的（据1901年2月3日上海《中外日报》 ）。
明治三十五年即是 1902年。
他是很早的一批留学生。
“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很正常，倒不必苛求什么。至少我们知道他学习确实不跟趟，然后转跟章太炎学国学了。
胡适不也是如此，从农学到哲学，到国学。
但问题是章太炎是社科类的NO.1 , 至少在批章太炎的时候，鲁迅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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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 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 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
注：真正后来者有本事的，就是胡适、严复，但他们都是在章太炎的框架下出成果的。章太炎算是思想家吧。
鲁迅和胡适一样，都是学老外的东西学不了，又转回到中国的东西上了。
比较可喜的是，它们在文字学上有了突破，整理国故运动能够展开。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学术比较厉害，例如洪堡。
但不论怎么说，他们是前辈。
诚如胡适与顾颉刚所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 ，“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
在治学方法上，胡适指出：“考据之学，其能卓越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以经解经’之法，虽以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 这种认识无疑也是来源于清代朴学对小学功底的强调。
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清代朴学的好感，同时也不讳言承受了其遗泽。如傅斯年便承认：“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 。后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径直号召同人“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 。而胡适也说自己“深受近 三百年来中国古典学术的影响” 。他甚至坦言：“我是崇拜高邮王氏夫子的一个人。” 顾颉刚也表示：“我爱好他们的治 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到晚年，他仍说：“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 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至于他在 1923年与郑振铎、周予同、王伯祥、叶圣陶等人成立的同仁团体，则更直接以“朴社”命名，以示承继“朴学”之意。此外，梁启超同样申明：“吾以为有一重 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 ‘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同时，他还自认“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
事实上，当时的学术界也普遍将“整理国故运动”视为清代朴学的后劲。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就写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 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魏建功也在1926年所撰写的《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中说：“我相信顾颉刚……他的方法……与清代经师的治 学并不有什么迳庭的地方。” 时至1928年，美国学者恒慕义更是在撰写《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时，系统回溯了“整理国 故运动”的渊源。他说：“这实在是一种旧的运动，他的开始一直要回溯到十七、十八两世纪间极为兴盛的‘汉学’家，这一个学派的目标就在于用学者的客观的态 度来批评经籍的原文，推翻主观的宋学。可惜的是，……这种批评的运动随即完全停止。……不过在最近十年里面，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 学的方法方面发表了许多著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
注：这很厉害，一下子把中国的学术传统推进到 十七、十八世纪，可不是开玩笑的。 顾炎武（1613年—1682年）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考证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同源。
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
鲁迅留日是公费还是自费，这是一个问题。
周作人曾说，鲁迅是“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据查，江南督练公所设立于1905年初，不可能在1902年核送鲁迅留日的。所以当以鲁迅自述由“两江总督派赴日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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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在日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中存有关于鲁迅等人留日的几份公函（据北冈正子《鲁迅弘文学院的入学》，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11期）：
一份是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事务代理岩崎三雄的通知公函：
“函第八二号（明治卅五年三月二十日接受）
南京陆师学堂俞总办带领留学生来日出发之件
江南陆师学堂俞总办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此次奉两江总督之命，兼来日视察学务，带领该学堂毕业生二十二名，矿务学生六名，同随行人员，教习罗良监、王继美、翻译森村要、文案陈贞瑞、陈衡恪等将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南京出发，于本月二十九日左右乘坐该港起航的邮船会社的轮船来日。故，到达东京时希望有关方面给予方便一事已由天野南京文馆主任作了具体汇报。敬请酌情予以照料。
此致
敬礼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一号于上海
总领事馆事务代理
岩崎三雄（印）
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殿下”
××××××××××××××××××××××××××××××××××××××××××××××××××××××××××××××××××××
还有一份是当时清国驻日本公使蔡钧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公函：
“受第四五四二号（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十一号接受）
拜启陈者本大臣兹准南洋咨派矿务毕业学生六名来东研究矿学该生等均系初到为谙
贵国语言文字拟先入
宏文学堂肄业俟其通晓语言文字后再行送入别校相应开列名单送请
贵大臣查照即希
费神转送入学肄习是为至荷专泐奉恳顺颂
日祉
大日本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阁下
蔡钧谨具 中三月初四（印）
第三十一号
南洋派遣矿务学生
计开
徐广铸
顾 琅
周树人
张邦华
刘乃弼
伍崇学”
××××××××××××××××××××××××××××××××××××××××××××××××××××××××××××××××××××
还有一份是当时外务省政务局长给接受留学生的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发出的通知公函稿：
“送一Ο八号（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起草 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发遣）
山座政务局长致嘉纳治五郎
关于清国南洋派遣矿务学生入学弘文学院之通知
清国南洋派遣之计开徐广铸、顾 琅、周树人、张邦华、刘乃弼、伍崇学等六名矿务学生已抵东京。在日清国公使已向我方提出请求、希望先让留学生入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将其送入其他学校学习。望谅察该事后，考虑安排留学生入校。特告此事。”
再一份是当时外务省大臣发给清国公使回复的草稿：
“送一二号（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起草 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发遣）
小村外务大臣致在日清国公使
关于清国南洋派遣矿务学生入学弘文学院一事之答复
信函敬复。贵方本月十一日第三十一号希望南洋派遣来的留学生入宏文学堂学习语言文字而后转入他校学习内容之贵函已收悉。因该事于弘文学院有关，故速向嘉纳学院长转达了贵方之愿望。并恳望院长同意留学生入学。敝人再次一并向阁下致敬。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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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弘文学院到底学了些什么，应该说还是以日语为主的。据明治37年嘉纳签发的鲁迅毕业证书记载，“从明治35年4月至本年4月，在本学院修习日本语及 普通速成科并毕业”。可见“修习日本语”是首要的，当然鲁迅还学了很多其他的科目如师范科的算术、博物、物理、化学、体操等等。还曾经入嘉纳的“讲道馆” 学习柔道。
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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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份是当时清国驻日本公使蔡钧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公函：
“受第四五四二号（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十一号接受）
拜启陈者本大臣兹准南洋咨派矿务毕业学生六名来东研究矿学该生等均系初到为谙
贵国语言文字拟先入
宏文学堂肄业俟其通晓语言文字后再行送入别校相应开列名单送请
贵大臣查照即希
费神转送入学肄习是为至荷专泐奉恳顺颂
日祉
大日本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阁下
蔡钧谨具 中三月初四（印）
第三十一号
南洋派遣矿务学生
计开
徐广铸
顾 琅
周树人
张邦华
刘乃弼
伍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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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份是当时外务省政务局长给接受留学生的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发出的通知公函稿：
“送一Ο八号（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起草 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发遣）
山座政务局长致嘉纳治五郎
关于清国南洋派遣矿务学生入学弘文学院之通知
清国南洋派遣之计开徐广铸、顾 琅、周树人、张邦华、刘乃弼、伍崇学等六名矿务学生已抵东京。在日清国公使已向我方提出请求、希望先让留学生入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将其送入其他学校学习。望谅察该事后，考虑安排留学生入校。特告此事。”
再一份是当时外务省大臣发给清国公使回复的草稿：
“送一二号（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起草 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发遣）
小村外务大臣致在日清国公使
关于清国南洋派遣矿务学生入学弘文学院一事之答复
信函敬复。贵方本月十一日第三十一号希望南洋派遣来的留学生入宏文学堂学习语言文字而后转入他校学习内容之贵函已收悉。因该事于弘文学院有关，故速向嘉纳学院长转达了贵方之愿望。并恳望院长同意留学生入学。敝人再次一并向阁下致敬。
此致
敬礼”
××××××××××××××××××××××××××××××××××××××××××××××××××××××××××××××××××××
鲁迅在弘文学院到底学了些什么，应该说还是以日语为主的。据明治37年嘉纳签发的鲁迅毕业证书记载，“从明治35年4月至本年4月，在本学院修习日本语及 普通速成科并毕业”。可见“修习日本语”是首要的，当然鲁迅还学了很多其他的科目如师范科的算术、博物、物理、化学、体操等等。还曾经入嘉纳的“讲道馆” 学习柔道。
俞明震是1901年2月出任“南洋陆师学堂总办”一职的（据1901年2月3日上海《中外日报》 ）。
明治三十五年即是 1902年。
他是很早的一批留学生。
“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很正常，倒不必苛求什么。至少我们知道他学习确实不跟趟，然后转跟章太炎学国学了。
胡适不也是如此，从农学到哲学，到国学。
但问题是章太炎是社科类的NO.1 , 至少在批章太炎的时候，鲁迅是革命的。
××××××××××××××××××××××××××××××××××××××××××××××××××××××××××××××××××××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 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 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
注：真正后来者有本事的，就是胡适、严复，但他们都是在章太炎的框架下出成果的。章太炎算是思想家吧。
鲁迅和胡适一样，都是学老外的东西学不了，又转回到中国的东西上了。
比较可喜的是，它们在文字学上有了突破，整理国故运动能够展开。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学术比较厉害，例如洪堡。
但不论怎么说，他们是前辈。
诚如胡适与顾颉刚所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 ，“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
在治学方法上，胡适指出：“考据之学，其能卓越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以经解经’之法，虽以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 这种认识无疑也是来源于清代朴学对小学功底的强调。
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清代朴学的好感，同时也不讳言承受了其遗泽。如傅斯年便承认：“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 。后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径直号召同人“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 。而胡适也说自己“深受近 三百年来中国古典学术的影响” 。他甚至坦言：“我是崇拜高邮王氏夫子的一个人。” 顾颉刚也表示：“我爱好他们的治 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到晚年，他仍说：“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 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至于他在 1923年与郑振铎、周予同、王伯祥、叶圣陶等人成立的同仁团体，则更直接以“朴社”命名，以示承继“朴学”之意。此外，梁启超同样申明：“吾以为有一重 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 ‘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同时，他还自认“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
事实上，当时的学术界也普遍将“整理国故运动”视为清代朴学的后劲。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就写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 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魏建功也在1926年所撰写的《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中说：“我相信顾颉刚……他的方法……与清代经师的治 学并不有什么迳庭的地方。” 时至1928年，美国学者恒慕义更是在撰写《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时，系统回溯了“整理国 故运动”的渊源。他说：“这实在是一种旧的运动，他的开始一直要回溯到十七、十八两世纪间极为兴盛的‘汉学’家，这一个学派的目标就在于用学者的客观的态 度来批评经籍的原文，推翻主观的宋学。可惜的是，……这种批评的运动随即完全停止。……不过在最近十年里面，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 学的方法方面发表了许多著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
注：这很厉害，一下子把中国的学术传统推进到 十七、十八世纪，可不是开玩笑的。 顾炎武（1613年—1682年）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考证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同源。
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