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搞计划经济时，受到了印度的帮助。Mahalanobis  当过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主席。苏联那个统计很复杂，咱们国家当时的力量就搞不定，都是泥腿子，谁懂这个。为了面子，老受苏联老大哥使唤也不是事，削足适履，引进外援呗。外援从哪儿来，第三世界国家，亚非拉兄弟。

        1955年底，弗里德曼受美国政府委派，到印度参加国际援助，担任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当时印度有一个计划委员会，实际负责人是玛哈兰诺比斯（P. C. Mahalanobis），印度统计研究所所长，也是一位知名数学家。该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就是尼赫鲁总理，由此可见其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对于印度的这种 状况，弗里德曼在书中写道：“数学家 (无论他是纯数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或是统计学家) 都倾向于主张推行中央计划经济。首先，数学问题不是对就是错，而‘一流’数学家都会同意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第二，有些人的数学才能在年龄很小时就表 现出来。结果有着超常规数学才能的人年轻时就得到重用，因此一般都很自信。当进入经济学领域时，他们继续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他们有能力找到 答案。”

        弗里德曼揭示了数学大规模侵入经济学之后所导致的后果，那就是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数学家心灵”（mathematician mind）的经济学家。这种数学家心灵的根本问题，就是一种为许多西方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理性的力量，实则为“理性的自负”。具有数学家心灵的 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可以运用统计技术，统计出全社会的供给和需求，计算出什么样的价格水平，可以使供需达到平衡。因而，计划经济在他们眼里就成了最为理想 的经济模式。

        印度的文官制度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国家干预主义印象。他说：“这是一个精英群体，几乎所有人都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他们在人数上很少，但 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与独立性。”剑桥大学恰好是凯恩斯的大本营。凯恩斯去世后，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成为剑桥大学凯恩斯学派的领导人。在去印度之前，弗里德曼恰好去过剑桥大学，他发现，在剑桥大学的经济学系，“占主导地位的人主张中央控制 和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惟一办法”，只有少数人才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人在不受政治控制之束缚的状态下 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可以设想，由这里毕业的印度学生，当然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于是，印度的官员们提供了政府干预的意志和权力，而那些 有着“数学家心灵”的经济学家们则提供了“理性”的计划技术。这样就使印度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

        对于计划经济以及以“计划标榜自身”的社会主义，弗里德曼是坚决反对的。在《自由选择》里，弗里德曼指出：“凡是个人自由的成分较大，普通公民的物 质享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人民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凡是国家严密控制其公民经济活动的地 方，也就是说，凡是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那里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缚，生活水平低下，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普通公民成了实现国家目 标的工具。”

        1929-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危机中，各国相继采取了各种“国有化”或“国家管制”的反危机措施。其中以美国的罗斯福“新 政”最典型，其核心是全面实施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以恢复金融信贷系统，消除生产过剩，扩大社会福利，减少失业人数，缓和阶级矛盾。罗斯福新政在短 期内就迅速控制了美国经济的混乱局面，似乎在实践上证明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巨大成功。于是凯恩斯主义也就获得其发展的历史机遇。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有效需 求论”，即一国经济之兴衰变动都源于社会“有效需求”之是否充分。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周期性的衰退和大量失业的存在是“有效需求” 不足引起的，要消除这种状况，就必须由国家来管理有效需求，进而引伸出一整套以财政政策为重点，以相应的货币政策为辅助的方法与措施。

        对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弗里德曼则认为，经济危机并不是由市场造成的，相反是政府管理货币的失败。它听任货币供应的急剧减少而袖手旁 观，以至于“货币崩溃”从而引起了经济崩溃。他在《自由选择》第三章里分析了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并阐述他的相关思想，所得出的结论与凯恩斯截然相反。

        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弗里德曼就一直在宣扬“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他非常赞同美国建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的观点：“管得最少的 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弗里德曼也大力倡导有限政府，“政府虽本意善良地试图调整经济，立法约束道德，或帮助特殊团体，代价却是低效率，缺少创新和丧失自 由。政府应是裁判，而非积极参与者。”20世纪50年代中有段时间，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被人们视为荒诞不经，像杜克大学这样的名校图书馆甚至连其著作都不 摆放在书架上。那时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非常盛行，人们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而今，弗里德曼的观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就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如果把 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的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菲律宾前独裁者马科斯就是一个明证。弗里德曼指出：“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 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加同他的预想不相干的私人利益。”也就是说，政府或许真的想增进公共福利，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牵 引，最终增进的却是私人利益，或者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大小官僚的利益。

注：人性永不眠，哈哈

       在这本回忆录中，弗里德曼非常谦虚地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幸运”，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等等。如果 单独分析弗里德曼的思想，我们或许就会很简单地认同他的归因，因为个人的思想理论无疑是与其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然而，把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结合起来对比分 析，笔者发现决不可如此简单地归因，因为这两位针锋相对的大人物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说，是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那么为何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主张受到 那么久的孤立、嘲讽和冷遇？如果说是当时经济思想的影响，可当时正是凯恩斯主义的主导时期。

       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够跳出凯恩斯主义的窠臼，他的回忆录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以答案。弗里德曼虽然精通数学，但他与凯恩斯主义的信徒不同。他能够看到“数 学家心灵”的局限，能够超越“数学家的心灵”来看待经济现象，能够对人类的理性自大始终保持反省和警惕。这就是弗里德曼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