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原来是侯孝贤和法国人，怪不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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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
长长的站台 漫长的等待
长长的列车 载着我短暂的爱
喧嚣的站台 寂寞的等待
只有出发的爱 没有我归来的爱
哦 孤独的站台
哦 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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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原本会是贾樟柯的首部长片，导演实际上早在1995年就已经开始写作剧本了。电影需要大量的篇幅来描绘1980年代中国不可思议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贾樟柯很清楚，单靠香港投资者胡同制作提供的区区20万资金，以及强射线广告公司——山西当地的一个广告公司——承担影片剩余的预算，根本不可能拍摄这部电影。贾樟柯转而开拍一部小规模的电影，也即《小武》（《小武》最终的拍摄成本，包括后期制作，接近38万元）。在《小武》获得影评人的称誉后，贾樟柯和合作者始能找到资金最终开拍《站台》。这一次，贾樟柯的资金来源相当分散，除了香港的胡同制作，T-Mark，这家由著名演员、导演兼制作人北野武（别名“比特武”[Beat Takeshi]）经营的日本制作公司成了主要的出资人。贾樟柯之所以选择T-Mark作为合作伙伴，部分在于他考虑到制作人市山尚三 有长期与台湾导演侯孝贤（贾樟柯的电影偶像之一，他从侯孝贤那儿汲取了许多创作灵感）合作的关系。除了香港和日本方面的资金，《站台》还接受了法国外交部提供的70万法郎的补助金。为了避免重蹈《小武》（在内地被禁映）的覆辙，贾樟柯还与北京和上海的电影制片厂商谈双方协作拍片事宜。为了改变电影局眼中的（非法）身份并获得电影制作许可证，《站台》必须和一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合作。尽管谈判初始时令人期待，但事实证明北京和上海的电影制片厂都无力改变贾樟柯的身份——这最终表明电影无法在中国做商业发行，《站台》将永远不能离开站台。
正如制作团队由一群不同的国际投资者构成，《站台》的影院观众同样几乎全由海外观众构成。
尽管相比前一部作品，贾樟柯的这部电影有较充裕的预算，然而考虑到《站台》的史诗片规模，资金仍然显得紧张。在演员阵容上，贾樟柯主要从他自己的合作者和 朋友圈中选人。文工团负责人老徐由前卫诗人西川扮演，演员宋永平和梁景东还兼任美术顾问，而从副导演顾峥（也是电影的文学策划）到顾问林旭东在内的所有剧 组成员，几乎都在片中扮演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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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大的，和更小的都不好弄，中不溜的最好弄。
原来是侯孝贤和法国人，怪不得。很多人因为文革的原因对法国天生的反感，殊不知法国是社会学的故乡。卸铃还需系铃人，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在现代国家长期演进中，“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发展占据了中心位置。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曾有过好多部成文“宪法”这样的“根本性大法”。然而，这些成文的“根本性大法”的数目似乎同它们的有效性以及为人民所接受的程度并不成比例。我认为，同成文宪法这样的“根本性大法”相比较，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也许更为重要。
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包括了什么？人们对它们是如何理解的？它们又具有何种力量和影响？在很长的时间里，英国并没有成文宪法。十八世纪的一位政务家曾写道，英国的未成文宪法是这样产生的：“一些由某种急迫的权宜之计或私人利益所导致的偶然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合起来并得到强化，从而成为习惯法。”正是这种“习惯法”，早在它导致了成文法律形成以前很久，便“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并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即便在今天，英国仍然存在着无数的议会立法和其它种种法规，其宪法并不是由任何单一的文件所构成的。如果我们对“宪法”这个词作更为广义的解释的话，那它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们思考政治体制应当是什么或应当如何予以组织的精神模式。
成文或未成文的宪法是可以并存的。美国自1789年立国以来，便有着一部成文宪法。然而，美国宪法所包含的内容却超越了宪法的文本。最高法院通过对于宪法的阐释，在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则上形成了一种语境和氛围，而人们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来理解宪法的原始文本的。一位权威人士宣称，他发现了一部“看不见的宪法”，而这指的是人们在宪法文本的潜在涵义上所达成的不成文的共识，以及经常会影响到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的种种价值观念。在这位权威人士看来，这部“看不见的宪法”加强了诸如“民主的代表性”之类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政府的统治必须以来自人民的赞同和认可为其基础，任何形式的专权便都是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我对于“建制议程”的理解，部分来自于英国模式。在英国历史上的平常时期，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不成文“宪法”，这是由已成为人们共识的关于政府“恰当的”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规则所构成的。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种共识是稳固的。公众的行为——包括权力掌控者的行为——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在社会和政治陷于不稳定状态的时期，关于宪政的共识便会在“议程”上采取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从字面上来说，也就是制定一种通常会包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的行动计划。这样的“议程”，通过对于未来的理性思考，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未来发展的新设想。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它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因为它所提出的，是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合法性秩序的替代性选择。一旦它被公民的相当一部分所接受，以这种形式付诸实施的不成文宪法便可以拥有巨大的力量，并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呢，诺，就是这样。That‘s all
所以说，亨廷顿在某些方面其实是正确的，虽然他只说到了一些 “表皮”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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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站台 漫长的等待
长长的列车 载着我短暂的爱
喧嚣的站台 寂寞的等待
只有出发的爱 没有我归来的爱
哦 孤独的站台
哦 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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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原本会是贾樟柯的首部长片，导演实际上早在1995年就已经开始写作剧本了。电影需要大量的篇幅来描绘1980年代中国不可思议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贾樟柯很清楚，单靠香港投资者胡同制作提供的区区20万资金，以及强射线广告公司——山西当地的一个广告公司——承担影片剩余的预算，根本不可能拍摄这部电影。贾樟柯转而开拍一部小规模的电影，也即《小武》（《小武》最终的拍摄成本，包括后期制作，接近38万元）。在《小武》获得影评人的称誉后，贾樟柯和合作者始能找到资金最终开拍《站台》。这一次，贾樟柯的资金来源相当分散，除了香港的胡同制作，T-Mark，这家由著名演员、导演兼制作人北野武（别名“比特武”[Beat Takeshi]）经营的日本制作公司成了主要的出资人。贾樟柯之所以选择T-Mark作为合作伙伴，部分在于他考虑到制作人市山尚三 有长期与台湾导演侯孝贤（贾樟柯的电影偶像之一，他从侯孝贤那儿汲取了许多创作灵感）合作的关系。除了香港和日本方面的资金，《站台》还接受了法国外交部提供的70万法郎的补助金。为了避免重蹈《小武》（在内地被禁映）的覆辙，贾樟柯还与北京和上海的电影制片厂商谈双方协作拍片事宜。为了改变电影局眼中的（非法）身份并获得电影制作许可证，《站台》必须和一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合作。尽管谈判初始时令人期待，但事实证明北京和上海的电影制片厂都无力改变贾樟柯的身份——这最终表明电影无法在中国做商业发行，《站台》将永远不能离开站台。
正如制作团队由一群不同的国际投资者构成，《站台》的影院观众同样几乎全由海外观众构成。
尽管相比前一部作品，贾樟柯的这部电影有较充裕的预算，然而考虑到《站台》的史诗片规模，资金仍然显得紧张。在演员阵容上，贾樟柯主要从他自己的合作者和 朋友圈中选人。文工团负责人老徐由前卫诗人西川扮演，演员宋永平和梁景东还兼任美术顾问，而从副导演顾峥（也是电影的文学策划）到顾问林旭东在内的所有剧 组成员，几乎都在片中扮演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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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大的，和更小的都不好弄，中不溜的最好弄。
原来是侯孝贤和法国人，怪不得。很多人因为文革的原因对法国天生的反感，殊不知法国是社会学的故乡。卸铃还需系铃人，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在现代国家长期演进中，“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发展占据了中心位置。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曾有过好多部成文“宪法”这样的“根本性大法”。然而，这些成文的“根本性大法”的数目似乎同它们的有效性以及为人民所接受的程度并不成比例。我认为，同成文宪法这样的“根本性大法”相比较，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也许更为重要。
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包括了什么？人们对它们是如何理解的？它们又具有何种力量和影响？在很长的时间里，英国并没有成文宪法。十八世纪的一位政务家曾写道，英国的未成文宪法是这样产生的：“一些由某种急迫的权宜之计或私人利益所导致的偶然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合起来并得到强化，从而成为习惯法。”正是这种“习惯法”，早在它导致了成文法律形成以前很久，便“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并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即便在今天，英国仍然存在着无数的议会立法和其它种种法规，其宪法并不是由任何单一的文件所构成的。如果我们对“宪法”这个词作更为广义的解释的话，那它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们思考政治体制应当是什么或应当如何予以组织的精神模式。
成文或未成文的宪法是可以并存的。美国自1789年立国以来，便有着一部成文宪法。然而，美国宪法所包含的内容却超越了宪法的文本。最高法院通过对于宪法的阐释，在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则上形成了一种语境和氛围，而人们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来理解宪法的原始文本的。一位权威人士宣称，他发现了一部“看不见的宪法”，而这指的是人们在宪法文本的潜在涵义上所达成的不成文的共识，以及经常会影响到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的种种价值观念。在这位权威人士看来，这部“看不见的宪法”加强了诸如“民主的代表性”之类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政府的统治必须以来自人民的赞同和认可为其基础，任何形式的专权便都是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我对于“建制议程”的理解，部分来自于英国模式。在英国历史上的平常时期，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不成文“宪法”，这是由已成为人们共识的关于政府“恰当的”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规则所构成的。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种共识是稳固的。公众的行为——包括权力掌控者的行为——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在社会和政治陷于不稳定状态的时期，关于宪政的共识便会在“议程”上采取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从字面上来说，也就是制定一种通常会包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的行动计划。这样的“议程”，通过对于未来的理性思考，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未来发展的新设想。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它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因为它所提出的，是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合法性秩序的替代性选择。一旦它被公民的相当一部分所接受，以这种形式付诸实施的不成文宪法便可以拥有巨大的力量，并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呢，诺，就是这样。That‘s all
所以说，亨廷顿在某些方面其实是正确的，虽然他只说到了一些 “表皮”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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