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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姑爷”吴文藻 —— 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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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吴门四狗”（冰心戏称同龄属狗的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师母就是这样的人，徒弟们也只好认了。
吴文藻在中国的学术地位直追胡适，在他之前只有 “ 社会调查 ” ，没有 “社会学调查”。
冰心这样戏谑自己的丈夫吴文藻：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来真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这诗给清华的校长梅贻琦看了，被梅校长加了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冰心只好自认“作法自毙”。
这是1939年的事，冰心和吴文藻住在呈贡。吴文藻是云南大学教授；冰心在家带孩子，当作家。梅贻琦在西南联大。
吴文藻真是“傻姑爷”、书呆子。这宝塔诗的前三句：“马、香丁、羽毛纱”的故事就足以证明：
抗战前，在北平，冰心和吴文藻的孩子还小，不会说萨其马（一种点心），只会说“马”。一天，他们夫妇上街，冰心让吴文藻去给孩子买萨其马。由于吴文藻平时不太关心家务，到了点心铺，就向送货员“买马”，闹了笑话。
“香丁”,则是冰心故意捉弄吴文藻。一天，冰心和婆婆在花园赏丁香花。婆婆让冰心把吴文藻从书房里也叫出来一同赏花。吴文藻来了，却不知道赏的是什么花。就问：“这是什么花？”冰心忍不住笑答道：“这是香丁。”吴文藻居然点头道：“啊，香丁”。惹得大家都笑了。
“羽毛纱”是冰心要给自己的父亲做件夹袍，需要羽纱，让吴文藻到布店买。吴文藻到了布店却说不出布料的名称来，胡诌说要买“羽毛纱”，又闹了一次笑话。可是这“书呆子”，“傻姑爷”在云大历史上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吴文藻，1901年生，江苏江阴人。五岁上学，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插初中二年级。1923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在新罕布什尔州达特默斯学院学习社会学。1925年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社会学继续深造，并旁及了广泛的人类学知识，得到当时美国许多社会学 、人类学名师的指点，为他终身从事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吴文藻取道欧洲、苏联回国，和冰心一道在燕京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并开展这些学科的研究。
吴文藻非常重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非常重视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他提倡社区研究，主张将社会学和人类学合起来进行研究，并极力主张社会学中国化，他的主张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一次革命，被西方社会学家称作“是社会学的中国流派”。费孝通在谈到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和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总是念念不忘“吴师文藻”先生对自己的指点何影响，不忘这位大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吴文藻在燕京大学和费孝通是师生关系——尽管吴文藻仅比费孝通大9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暂时未受到干扰，但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吴文藻夫妇，觉得在日本占领区一刻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与云南大学联系，表示愿意帮助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对此，正为熊庆来校长求之不得。因为熊庆来早就看到云南这块多民族的土地，看到云南有丰富的人类学、社会学发展的丰富资源；熊校长早就提倡云南大学要结合云南的特点，充分利用云南地方资源开展教学、科学研究，为云南地方服务，而苦于无良师。
1938年11月，吴文藻夫妇取道天津、上海、经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吴文藻来到云大，帮助云大建立社会学系。同时，云大与燕京大学合作，利用庚款的资助，又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开展社区实地调查。吴文藻任社会学主任并亲自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吴文藻走后，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便由费孝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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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出自 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
吴文藻是个很厉害的人。1943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到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 的六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 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 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1945年8月14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 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1945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 时，1946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 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 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 和吴冰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媳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事我都写在1946年10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 11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 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 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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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行为科学”经常与“社会科学”相混淆。这两个领域互相有关联，都涉及人类的行为过程，但是对行为研究的尺度不同。
行为科学研究社会系统内有机体内部或有机体之间的决策过程和交流策略，包括心理学等；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层次，及其对社会过程、社会组织的影响，通常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公共卫生、人类学和政治学等（E. D. Klemke, R. Hollinger and A. D. Kline, eds., 1988)。
行为科学最常见的的研究内容：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
行为科学是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学派，泰罗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的“科学管理”制度。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许多学者探索比泰罗制先进的管理办法，他们进行种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验，试图改变劳动条件的办法找到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其结果证明：企业中人的因素比物的因素更重要，工人并不是只关注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是有感情、有理智的“社会人”，职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和心理因素影响的工作情绪。这种理论促进人 们去研究人群关系，研究如何激励“士气”，如何创造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以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由此看来，行为科学对泰罗制来说无疑是进一步的发展。
吴文藻在中国的学术地位直追胡适，在他之前只有 “ 社会调查 ” ，没有 “社会学调查”。
冰心这样戏谑自己的丈夫吴文藻：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来真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这诗给清华的校长梅贻琦看了，被梅校长加了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冰心只好自认“作法自毙”。
这是1939年的事，冰心和吴文藻住在呈贡。吴文藻是云南大学教授；冰心在家带孩子，当作家。梅贻琦在西南联大。
吴文藻真是“傻姑爷”、书呆子。这宝塔诗的前三句：“马、香丁、羽毛纱”的故事就足以证明：
抗战前，在北平，冰心和吴文藻的孩子还小，不会说萨其马（一种点心），只会说“马”。一天，他们夫妇上街，冰心让吴文藻去给孩子买萨其马。由于吴文藻平时不太关心家务，到了点心铺，就向送货员“买马”，闹了笑话。
“香丁”,则是冰心故意捉弄吴文藻。一天，冰心和婆婆在花园赏丁香花。婆婆让冰心把吴文藻从书房里也叫出来一同赏花。吴文藻来了，却不知道赏的是什么花。就问：“这是什么花？”冰心忍不住笑答道：“这是香丁。”吴文藻居然点头道：“啊，香丁”。惹得大家都笑了。
“羽毛纱”是冰心要给自己的父亲做件夹袍，需要羽纱，让吴文藻到布店买。吴文藻到了布店却说不出布料的名称来，胡诌说要买“羽毛纱”，又闹了一次笑话。可是这“书呆子”，“傻姑爷”在云大历史上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吴文藻，1901年生，江苏江阴人。五岁上学，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插初中二年级。1923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在新罕布什尔州达特默斯学院学习社会学。1925年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社会学继续深造，并旁及了广泛的人类学知识，得到当时美国许多社会学 、人类学名师的指点，为他终身从事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吴文藻取道欧洲、苏联回国，和冰心一道在燕京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并开展这些学科的研究。
吴文藻非常重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非常重视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他提倡社区研究，主张将社会学和人类学合起来进行研究，并极力主张社会学中国化，他的主张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一次革命，被西方社会学家称作“是社会学的中国流派”。费孝通在谈到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和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总是念念不忘“吴师文藻”先生对自己的指点何影响，不忘这位大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吴文藻在燕京大学和费孝通是师生关系——尽管吴文藻仅比费孝通大9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暂时未受到干扰，但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吴文藻夫妇，觉得在日本占领区一刻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与云南大学联系，表示愿意帮助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对此，正为熊庆来校长求之不得。因为熊庆来早就看到云南这块多民族的土地，看到云南有丰富的人类学、社会学发展的丰富资源；熊校长早就提倡云南大学要结合云南的特点，充分利用云南地方资源开展教学、科学研究，为云南地方服务，而苦于无良师。
1938年11月，吴文藻夫妇取道天津、上海、经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吴文藻来到云大，帮助云大建立社会学系。同时，云大与燕京大学合作，利用庚款的资助，又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开展社区实地调查。吴文藻任社会学主任并亲自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吴文藻走后，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便由费孝通主持。
××××××××××××××××××××××××××××××××××××××××××××××××××××××××××××××××××××××
故事出自 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
吴文藻是个很厉害的人。1943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到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 的六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 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 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1945年8月14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 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1945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 时，1946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 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 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 和吴冰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媳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事我都写在1946年10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 11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 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 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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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行为科学”经常与“社会科学”相混淆。这两个领域互相有关联，都涉及人类的行为过程，但是对行为研究的尺度不同。
行为科学研究社会系统内有机体内部或有机体之间的决策过程和交流策略，包括心理学等；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层次，及其对社会过程、社会组织的影响，通常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公共卫生、人类学和政治学等（E. D. Klemke, R. Hollinger and A. D. Kline, eds., 1988)。
行为科学最常见的的研究内容：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
行为科学是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学派，泰罗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的“科学管理”制度。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许多学者探索比泰罗制先进的管理办法，他们进行种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验，试图改变劳动条件的办法找到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其结果证明：企业中人的因素比物的因素更重要，工人并不是只关注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是有感情、有理智的“社会人”，职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和心理因素影响的工作情绪。这种理论促进人 们去研究人群关系，研究如何激励“士气”，如何创造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以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由此看来，行为科学对泰罗制来说无疑是进一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