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商人有点坐不住了，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解散”，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们却担心这会对自己的生意、甚至对帝国的维稳产生不良的影响。

       这 是1831年，广州的行商伍受昌等上书广东地方政府，认为之前的中英贸易能够有序进行，就是在垄断之下“由大班管束，是以事有专责，历久相安”，如果“公班”(即东印度公司)“散局”，会出现混乱局面，建议中国政府及早联络英国国王，“仍应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 史》)

       其实，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没有“散局”，只是其贸易垄断权已经明确了要在3年内终结，而改行自由贸易。显然，这样的改变，令习惯了与一个“组织”打交道的中国商人担心，在面对无数个英国小公司甚至个体户时，实在会麻烦多多。

       这种操心，后来看似乎多余。

       1834年4月22日，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被正式废除，英国政府给予所有英国臣民在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之间自由经商的权利。

       闸门一开，大量英国商人——— 他们被称为“港脚商”(The  Country  Trader)———从之前的游击队一跃而成中英贸易主力军，涌入了中国。在广州的英国公司，从1833年的66家猛增到1837年的165家(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通商》)。

       中 国商人们随后发现，对付失去了“组织”的英国商人，要比对付有着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容易得多。这些英国商人各自为战，“被遗弃得像是一个没有牧人的羊 群”，原本就掌握着定价权的中国商人———这种定价权要到1870年代苏伊士运河开通及轮船取代帆船才改变——— 趁机涨价，中国丝、茶等大宗产品的出 口，呈现了量价齐涨的双增长。仅茶价的增幅，从25%一路上升，足足涨了55%，而中国产品的质量，却不断下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英国方面没有了垄断，但中国的行商却垄断依然。此消彼长下，英国商人们发现要向中国出口产品，实在是过于艰难了：他们在中国的垄断商面前毫无讨价还价的优 势，而且英国商品要进入内地市场，税负过重，无法盈利。与其相对比的，是中国茶叶在英国依然有着极大的“刚性需求”，甚至依然关系到英国社会的维稳大局。

       如此局势下，英国商人日益处于下风。堤内损失堤外补，趋利避害的本能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发挥到了极致：英国商人们大规模地走私鸦片，“干得非常起劲，以至不 顾天朝的拼命抵制”，这年也因此被马克思称为“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而此前的东印度公司，至少在公司层面严格禁止这类行为。拥有垄断权的中 国商人，在享受着痛宰英国“羊”的快感时，大清国却日益陷入到了鸦片的包围之中。

      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消失，促使英国必须派出外交人 员，保护并管理在华的英商。贸易层面上的中英关系，自此从中国行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半官方关系”，变成了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官方关系，贸易不再仅仅是 成本与利润的权衡，而掺杂进了更为复杂的国家利益、尊严，最后酿成激烈的冲突。这倒似乎应验了东印度公司之前的担忧：自由贸易仅会增加中英两国政治上的冲 突，绝无商业上的利益。

注：公班衙 英文company及法文compagnle的音译。即“公司”。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及南洋华侨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吧城（雅加达）办事处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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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干的事，栽赃给东印度公司，呵呵

       先进而有钱就要挨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