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9月到10月这时候开始，日本的经济体制急速地置于政府直接统制之下。尽管当时只是出于在中日战争期间作为权宜之计的考虑，结果竟成为以后10余年政府直接统制的发端。如果细究那时匆忙实行经济统制有何历史背景，无论下多大功夫都是徒劳的。因为，第一，这是出于如下现实的紧急要求，即：既要大大增加军需和促进生产力的扩充，又必须防止发生通货膨胀，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在当局既不能紧缩财政支出，也不能为发行公债而提高利率的情况下，采取通常的行政手段来抑制国内需求、减少进口难以奏效，只有下决心实行直接统制，别无选择。但道理并非仅此而已。

       也许可以作为和第一条理由同等重要的第二条理由列举的是，当时批判资本主义体制、否定自由经济的思想，已被许多人接受。当然其原因是多样的。例如，知识分子阶层流行马克思主义思潮，否定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理想化；19世纪2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及其所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人们对这种经济体制产生不信任感；正当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苏联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促使国民经济迅速向前发展，这一事实引起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赞扬；另外，对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计划”经济的成果的过高评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家总体战”的经验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从反对现行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到革新派官僚、少壮派军人和一部分财界人士，都倾向于直接统制经济或计划化的思想基础。军人和青年官僚已在“满洲国”进行计划经济的实验，也是事实。不可否认，这一系列对“计划化”的期待或共识的存在，构成了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毅然实行经济统制的背景。

       其后，1938年初，在第73次通常议会上，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国家总动员法》和《电力国家管理法》。实际上，前者是在军部的推动下、后者是在递信省的推动下分别得到通过的，都不能认为是迫于紧急需要而实行的立法。一般认为，国家总动员是指，在包括“事变”在内的“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国防目的”而“统制、运用人力和物力资源”，为此，政府可以就国民的征用、国民和法人如何配合征用工作、从业人员的使用、雇用、解雇、劳动条件、物资的生产、配给、使用、价格、运费以及保险费等，发布命令。此外，还可以就公司的设立、增资、合并、利润分配、金融机构的贷款等，以及生产设备和运输设备的新设与扩充、卡特尔行为、劳资纠纷等发布命令。尽管人们批评动员法的内容和纳粹的“授权法”如出一辙，但议会最终还是屈服于军部的压力。军部本来就想以这一法律作为适应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国家总体战”的有效手段，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它如愿以偿了。那时，连陆军领导人也不认为“总动员法”为战时经济运行所必需。但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扩大和发展为太平洋战争，这个法律逐渐行使，并以敕令或省令的形式付诸实施。

       统制主义的基本设想是，全国的发电送电设备由“日本发送电”一家公司统一管理，电力公司只负责本地区的配电事业；国家管理电力既可以防止双重投资和过分竞争，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力开发时，也可以调剂地区间的电力供应。当时的全国电力供应状况还没有达到难以维持的地步。近卫内阁的永井柳太郎“递相”，排除了同业界的反对意见，将递信省革新派官僚提出的统制设想付诸实施。

        后来，由于各种外部因素的刺激和统制的内在必要性，统制逐渐加强了。前者包括战争长期化、军需增加，经济环境恶化等。后者是指，有些企业利用统制中存在的漏洞，违反有关规定而一味追求利润，对此必须认真应付。


注：递信省，邮政省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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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太凶残了，呵呵

中国传统（秦帝国）——满洲国——毛时代——苏联解体，大计划经济牛逼，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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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石油，只有煤铁没用。陆军要升级，坦克也是需要石油的。

     “胡志明小道”的加重自行车——军用特种车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