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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到关键时期,都开始大炼钢铁。19世纪末,李鸿章等洋务派从欧洲“搬回”了枪炮厂、机械厂、轮船厂、织布局……中国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但没有钢铁这根梁柱,国家工业体系就无法独立,还得继续向西方要饭吃。
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指挥下,洋务运动的压轴项目汉阳铁厂上马。不到三年,一座集炼钢、冶铁、煤矿为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在大别山下拔地而起。1894年5月,汉阳铁厂试产成功,比日本八幡制铁所(日本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的前身)早六年。
在当时,汉阳铁厂规模仅次于德国费尔克林根钢铁厂,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钢铁公司,用张之洞的话说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欧美各国更深受震撼,称其是中国的“一代雄厂”,把它看作中国觉醒的标志。
资金泥潭
然而,汉阳铁厂的成功创立并没有让张之洞得意,炼钢最烧钱,但他恰恰又没钱。当时朝廷有两件外债压垮汉阳铁厂大事要抓:一个是办铁厂,一个是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由于资金紧张,朝廷答应好的每年给铁厂拨款200万两银子,结果只拨了一次就没了后话。
汉阳铁厂从建设伊始就遭遇到严重的资金瓶颈。由于两湖地区的煤矿、铁矿不在一处,于是折中在武昌设厂,为避免绅民不断阻挠资金无端耗费,张之洞临时决定改到汉阳建厂。没成想,汉阳是个低洼地,要建厂先得填9万方土做地基,这一项又耗银30万两。
好不容易16根大烟囱立起,张之洞却发现铁厂无煤可烧,原来萍乡煤矿的产能根本不足以供应铁厂的需要。不得已,铁厂只能高价购买开平煤矿的煤,甚至购 买日本、德国的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20两白银,而开平煤到汉阳的到岸价每吨就已经高达17-18两,洋煤更贵。加上技术缺陷――容易断裂,汉阳铁厂 炼出来的生铁与钢,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
注:美国前总统胡佛就在 “ 开平煤矿 ” 打过工。
万般无奈,张之洞先是想把厂子承包给洋人,结果国内各方激烈反对,最终,他找到盛宣怀,满足了盛提出的条件――必须由盛兼办铁路,掌控销售市场。 1896年,盛宣怀当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随即接管了汉阳铁厂,从此汉阳铁厂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开始大力招商引资。
可惜,汉阳铁厂当时的生产效率只有英、德钢厂的一半,美国钢厂的1/3,根本无法与洋钢竞争。从官督商办的1896―1905年,汉阳铁厂共亏损 226万两银子。盛宣怀只得利用兼任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通商银行等企业督办的职权,从这些企业抽调了200万两白银,算作“商股”充数。
但是,最紧急的燃料问题不解决,铁厂的生产就上不了正轨。山穷水尽的盛宣怀抛出了杀手锏――改造萍乡煤矿,实行新法开采。
改造萍乡煤矿需要巨额投资,修铁路把煤从山沟里运出也需要大把银子。钱从哪儿来呢?
当时的国有银行赔偿日本战败赔款还自顾不暇。盛宣怀发现,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向外国银行贷款,尤其是把中国赔给日本的钱再借回来。1899年,盛宣怀 向德国礼和洋行和日本大仑组借款300万两银子,再加上股款和挪借的200万两,一股脑砸进了萍乡煤矿改扩建工程。一年后,萍乡煤产量已经能供应汉阳铁厂 的需要,每吨售价11两,远比开平煤便宜。
原料问题看似被解决了,但是技术问题又带出了新花销。原来,汉阳铁厂的炼钢炉不适合炼制含磷量高的湖北大冶铁矿,出产的钢材容易断裂。盛宣怀派人到英国化验大冶铁和萍乡煤,英方认为都是上品,改用碱性高炉即可炼出优质钢。
改造炼钢设备,再次需要大笔资金。此时,汉阳铁厂欠债已达300多万两,要摆脱这个困境,只有硬着头皮增加投资、改造设备、扩大销路。于是盛宣怀又向日本兴业银行(601166)借款300万日元。
1908年,6座高炉全部改扩建完毕,同时新建了轧钢、钢轨、钢板厂,扩充了机修厂和电机厂。这一浩大工程耗银300余万两。扩建与改造后,汉阳铁厂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上有显著的改进。汉阳铁厂的账面甚至开始出现盈余,尽管只有区区15400元。
商业上一时的成功并没有把资金问题抹去。1908年盛宣怀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正式合并成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煤钢联合能够以 煤补铁(当时煤矿远比炼钢赚钱)。他原本设想此举可以吸引资金2000万两,还清所有欠款后还能进一步扩充设备。但是民间资本对煤钢联合反应并不踊跃。
到1912年4月,汉冶萍的资本有940万两,但欠债却高达2440万两。汉冶萍面临的局面是,要么宣布破产要么再扩充生产。盛宣怀选择了后一条路。于是,盛宣怀又从日本正金银行借款1500万日元。
金融鸦片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汉阳铁厂每次引进外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扩建,都使得产能与质量有一个大的提升。可以说,外债对汉阳铁厂的发展起到过促进作用。但最终压垮“一代雄厂”的也正是巨额外债。
1914年,由于一战的刺激,世界钢铁价格迅速攀升,生铁每吨市价最高达260元。但是由于1913年与日本签订的借款合同规定:汉冶萍在40年内应 供给日本矿石和生铁两项共3000余万吨,每年产品须尽先供应日本;并且售予日本的矿石与生铁的价格不以国际市场价格为标准,而是由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 所协商行事。
结果在大战高潮期间,汉冶萍生产的矿石有3/4输往日本。而由于合同限制,矿石与生铁不能按国际市场价格调整,汉冶萍在一战期间售予日本生铁30万吨,损失3000万银元,再加上铁矿石,汉冶萍一共“贡献”给日本达11500万银元。
本来,汉冶萍公司可以凭借一战还清日债,打一个翻身仗,但是借款合同让其丧失了千载难得的良机。1921年,战争带来的繁荣褪去,世界铁价猛跌,汉冶萍从此一蹶不振。
汉冶萍公司的金融绞索是如何被戴上的呢?
事实上,汉冶萍公司对日本的历次借款,表面上是由三井洋行和正金银行出面,实际上背后完全由日本政府主导。早在1905年,日本外务大臣桂太郎就宣称,日本的贷款目的是逐步攫取萍乡和大冶的采掘权,甚至控制整个汉冶萍的管理权。
1910年汉冶萍想将多余大理石卖给美国西方钢铁公司,日本质问“除售制铁所外,能否兼售他国”;1914年汉冶萍打算向英国和中国通惠公司借款还清 所有债务,日本威胁说这将导致邦交反目;1915年汉冶萍想委托别家行号购买机器,日本立刻警告“购买各种机器均应由东洋行家承揽”。最终,以上商业行为 都不了了之。
注:日本人的要求没有问题,落后就要挨打嘛,low 逼的代价。
从汉阳铁厂到汉冶萍公司,这家中国钢铁巨龙为资金所困,投入与产出始终未能形成正循环。产品无法与欧美和日本的产品竞争,汉冶萍公司最后只能靠卖矿石过日子。1900―1931年,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4%都输往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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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冶萍公司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采用近代技术共生产铁矿石1400多万吨,生铁240多万吨,钢60多万吨,煤1500多万吨,焦炭 400多万吨(煤统计到民国17年、焦统计到民国13年为止)。拥有三万名钢铁和采掘工人,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张之洞办汉阳铁厂时曾先后派40人到比利 时学习,商办以后又先后派出8人到欧、美留学,曾任汉阳铁厂总办的吴健、萍乡煤矿的矿师金祖生都是公司派往英国、德国学习矿冶技术的专业人员),但是最终 还是失败了。
李维格曾于民国初年写《汉冶萍公司历史说略》一文,较详细地分析了公司困难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东亚创局,事非膏习,自张盛工公以及二公前后所用之人,无一非门外汉,暗中摸索,何能入室升堂,此困难原因之一也;官款不继,后招商承办,……又以 张公铸成大错,方且引为殷鉴.指摘之不遑.何来附股,其时全赖盛公与轮电两公司华商多有感情,慨然分其公积,作为创始股份,及至三十四年新厂告成.铁路渐 兴,又值厂矿注册,成为公司……始有大批股份投入,然迄今仍债多股少,不但付利,兼须拨还债本,此困难原因之二也;事未办成何来余利,而华商股款附入,官 利即起……岂有难如制铁事业,方在购机建厂,而即须付利……,此困难原嗣之三也;汉厂之大希望在路轨,……及各路开工而洋厂争竞,各国保其本国铜铁事业, 加重进口税,使外铁不能侵入,中国不但不能加重,且并值百抽五之轻税亦豁免一,故若欲洋轨之来,以与汉厂斗者,洋厂得重税之保护,在本国获利丰厚,……且 铁路洋工程司(师)于汉厂之轨种种留难,以达其外购目的,此困难原因之四也;萍矿之大希望在合兴公司之粤汉铁路,而当时赎路风潮剧烈,卒至废约,停顿十余 年,萍矿间接直接之损失不知凡几,……此困难原因之五也。……
汉冶萍公司的没落,从公司内部来说,主要是经营管理不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汉冶萍公司处于黄金时代,从民国3年(1914年)至民国8年 (1919年)共盈利2940多万元,其中发放股息就达920多万元,占全部盈余的31%,发放董事长、经理等办事人员酬劳奖金达100多万元。此外,还 花了40万元修“盛公祠”,而用干扩建的经费只420多万元,占14.2896。公司与厂矿办事人员营私舞弊层出不穷,公司曾发生四大贪污案,萍乡坐办林 志熙侵吞公款银30万两,虽经起诉,但是不了了之。
日本财团先后贷款5000多万日元给汉冶萍公司(即资本输出),一步步控制了汉冶萍公司。日本制铁所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在1911一1925年 期间.共购买生铁895 867吨,铁矿石9475 556吨(包括大冶沦陷后运走原汉冶萍公司开采出的235 688吨),获得巨额利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价格暴涨,而汉冶萍公司供给日本的生铁和矿石仍按合同规定价出售,虽经公司派人交涉,有所调整,但提 高的幅度很小。
此外,民国年间,军阀混战,造成交通经常梗阻,煤焦运输中断,使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被迫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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