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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为什么被认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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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被认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假如你读过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就会了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斯宾塞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应得到保护，主张男女平等，反对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的贸易和殖民活动，谴责对原住民的杀戮和虐待，当然，也反对奴隶制，这些主张，都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并无特别之处。
斯宾塞的独创之处是提出了一套社会进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习俗、科学、制度、道德和法律规范、市场机制等等，和生物的特性与功能一样，其目前的形态都是从早先更原始更低级的形态发展而来，而这一发展是经由适应和淘汰过程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个体特性也会做出相应的调适；显然，这与达尔文进化论十分相似，差别仅在于，他把进化论运用到了对人类社会的考察上。
无论如何，斯宾塞与后人加在他头上的那些恶名毫无关系。
更确切的证据是，斯宾塞在C.R.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之前7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斯宾塞在中国大陆被认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呢？
根据“阴谋论”的思维，一个可能的猜测是文宣部门“洗脑”的结果，但无法证实？在寻找证明的过程中，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事实，台湾一方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假说就不能成立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编译论丛》有一篇 韓承樺 的研究论文《Herbert Spencer Came to China: A Discussion of Translation History》（斯賓塞到中國─一個翻譯史的討論）说的还算详细。清末翻译文化的两种管道：以留日学生为主的「东学式」，和以严复为首的「西学式」的翻译。前者的译介，在数量和速度上都有十分杰出的表现。但其内容却大多是先阅读日译西书，再用中文译出。这种经由「翻译再翻译」而来，较为分散、混杂。而后者虽然「产量」不如留日学生，但其内容则是「直译且来自英国原著」的。
经由日本「辗转重译」而来的斯宾塞，大致具有以下几项特点：
一、以日本译介为主要管道。由于清末知识分子急于获取大量新知，因此选择了较有效率的「东学」一途。藉此，来自日本的斯宾塞学说几乎皆经过日人删改增补，并非原来面貌。且国人能读的是经过「翻译再翻译」之文字，易有译述水准不一的问题。
综合两者，难保中国学子均能读到理想的译本。
二、混合了斯宾塞与他人的思想。这些日译书籍中，有部分为日本社会学家的专论，笔下呈现的斯宾塞思想多为杂揉各家之成果，较难让读者釐清各家思想内涵的取捨。
三、偏重斯宾塞的进化思想、系统哲学。多数日本译著与社会学论著是把重点摆在「进化」上，以及斯宾塞综合式哲学的概念。社会学思想方面虽有不少，但却属较零散的作品。而一些节译的文章更是让人难以完全领会。更别说是他在伦理学方面的思考，更为短少、零散。
儘管具有上述疑虑，但是这些日译西学，仍让许多未见其人的中国学子知道斯氏学说之大概。
不过，与来自日本的「斯学」相比，严复笔下斯宾塞的独特性就很显而易见。严复与其翻译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群学肄言》），以及斯宾塞相关的文字，皆是取自西方。简单地说，严译的途径是，「直接且来自英国原著」，这是他与当时其他译作最大的不同。
只是，清末中国的情势，实较不容许人们细细品味、评判这些翻译知识。当大量的杂志报刊涌现于中国社会，而人们又在急于吸收所有的西学新知，且难以判别孰优孰劣的情况下，就只能概括全收了。清末这两种翻译模式的竞争，最终结果，「东学」确实胜过了「西学」，但大部分是赢在「产量」上。若以「产质」而论，或许西学式的作法才较为妥切，因「重译」而产生的误会也更能减少一些。然而，「东学」的「胜利」却导致时人无法对斯宾塞构筑一个完整的认识图像。
由此可见，现今人们对于斯宾塞的认识与误解是其来有自。早在19世纪末，误会就已造成。然而，斯宾塞决非特例。现代社会裡尚有许多我们所「熟知」的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概念，也许还存有诸多「未知」只是还没发现。
其实用大白话说，就是功力不到，名著翻译，除了语言外，还有思想。如果翻译人实力不到，是无力翻译的。
这个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影响是巨大的，以前对于 “为什么我们总是错过？”这个问题，我归因于外部环境稍多一点，后来才发现是自身实力不足的原因。
对于类似“麦田守望者”的牛虻式行为，也是很好笑的。
这种行为徒增他人智慧，而对己无益，“只有耕耘，没有收获”，没有比这个更愚蠢的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才是正路。
马赫说自己是周末捕手，其实不过是 “ 闲暇的时光，在那里玩了一玩 ” 。
人，最重要的是对的起自己。
你要想照耀别人，首先你这盏灯得先亮着。
注：章太炎译介斯宾塞一事，引起了严复的注意，并撰文批评章氏的翻译水平与其对斯宾塞的错误理解。最后演变成章、严二人在斯宾塞、社会学、进化论思想上的互相辩驳。
其实晚清士子并非对此问题全然不知，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便有一段很精准的评论：「壬寅癸卯间，译术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为以多为贵。⋯⋯实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尔《羣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係者，复其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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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以前相比，我长进了一些。一些我以前不理解的话，现在多少有点理解了。
以前我受 “进步主义”的影响选择性的过滤了一些东西。
我的一位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这么跟我们说过，对于那些杂七杂八的讨论，他一直在潜水，实在忍不住了才出来冒个泡。他讲起他的求学，他的师傅。
他师傅现在收入还是那样，而他自己的收入早就远远超过了师傅。 有的人就是淡泊名利，这个没办法。（其实也不是淡泊名利，而是喜欢平稳的生活）
人各有志，这是勉强不来的。像我们这样热衷世俗生活的人，经常冒泡实在是不合适。
注：命运真是很吊诡，俺的老师大多都是“智者学派”的能人，俺却追求成为一名哲学家，并且还不想放弃世俗生活，想来真是好笑。也有点 马可·奥勒留 这位先生的风采了，斯多葛，斯多葛，呵呵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中国这篇土地上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 儒家思想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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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读过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就会了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斯宾塞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应得到保护，主张男女平等，反对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的贸易和殖民活动，谴责对原住民的杀戮和虐待，当然，也反对奴隶制，这些主张，都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并无特别之处。
斯宾塞的独创之处是提出了一套社会进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习俗、科学、制度、道德和法律规范、市场机制等等，和生物的特性与功能一样，其目前的形态都是从早先更原始更低级的形态发展而来，而这一发展是经由适应和淘汰过程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个体特性也会做出相应的调适；显然，这与达尔文进化论十分相似，差别仅在于，他把进化论运用到了对人类社会的考察上。
无论如何，斯宾塞与后人加在他头上的那些恶名毫无关系。
更确切的证据是，斯宾塞在C.R.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之前7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斯宾塞在中国大陆被认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呢？
根据“阴谋论”的思维，一个可能的猜测是文宣部门“洗脑”的结果，但无法证实？在寻找证明的过程中，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事实，台湾一方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假说就不能成立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编译论丛》有一篇 韓承樺 的研究论文《Herbert Spencer Came to China: A Discussion of Translation History》（斯賓塞到中國─一個翻譯史的討論）说的还算详细。清末翻译文化的两种管道：以留日学生为主的「东学式」，和以严复为首的「西学式」的翻译。前者的译介，在数量和速度上都有十分杰出的表现。但其内容却大多是先阅读日译西书，再用中文译出。这种经由「翻译再翻译」而来，较为分散、混杂。而后者虽然「产量」不如留日学生，但其内容则是「直译且来自英国原著」的。
经由日本「辗转重译」而来的斯宾塞，大致具有以下几项特点：
一、以日本译介为主要管道。由于清末知识分子急于获取大量新知，因此选择了较有效率的「东学」一途。藉此，来自日本的斯宾塞学说几乎皆经过日人删改增补，并非原来面貌。且国人能读的是经过「翻译再翻译」之文字，易有译述水准不一的问题。
综合两者，难保中国学子均能读到理想的译本。
二、混合了斯宾塞与他人的思想。这些日译书籍中，有部分为日本社会学家的专论，笔下呈现的斯宾塞思想多为杂揉各家之成果，较难让读者釐清各家思想内涵的取捨。
三、偏重斯宾塞的进化思想、系统哲学。多数日本译著与社会学论著是把重点摆在「进化」上，以及斯宾塞综合式哲学的概念。社会学思想方面虽有不少，但却属较零散的作品。而一些节译的文章更是让人难以完全领会。更别说是他在伦理学方面的思考，更为短少、零散。
儘管具有上述疑虑，但是这些日译西学，仍让许多未见其人的中国学子知道斯氏学说之大概。
不过，与来自日本的「斯学」相比，严复笔下斯宾塞的独特性就很显而易见。严复与其翻译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群学肄言》），以及斯宾塞相关的文字，皆是取自西方。简单地说，严译的途径是，「直接且来自英国原著」，这是他与当时其他译作最大的不同。
只是，清末中国的情势，实较不容许人们细细品味、评判这些翻译知识。当大量的杂志报刊涌现于中国社会，而人们又在急于吸收所有的西学新知，且难以判别孰优孰劣的情况下，就只能概括全收了。清末这两种翻译模式的竞争，最终结果，「东学」确实胜过了「西学」，但大部分是赢在「产量」上。若以「产质」而论，或许西学式的作法才较为妥切，因「重译」而产生的误会也更能减少一些。然而，「东学」的「胜利」却导致时人无法对斯宾塞构筑一个完整的认识图像。
由此可见，现今人们对于斯宾塞的认识与误解是其来有自。早在19世纪末，误会就已造成。然而，斯宾塞决非特例。现代社会裡尚有许多我们所「熟知」的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概念，也许还存有诸多「未知」只是还没发现。
其实用大白话说，就是功力不到，名著翻译，除了语言外，还有思想。如果翻译人实力不到，是无力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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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晚清士子并非对此问题全然不知，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便有一段很精准的评论：「壬寅癸卯间，译术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为以多为贵。⋯⋯实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尔《羣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係者，复其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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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师傅现在收入还是那样，而他自己的收入早就远远超过了师傅。 有的人就是淡泊名利，这个没办法。（其实也不是淡泊名利，而是喜欢平稳的生活）
人各有志，这是勉强不来的。像我们这样热衷世俗生活的人，经常冒泡实在是不合适。
注：命运真是很吊诡，俺的老师大多都是“智者学派”的能人，俺却追求成为一名哲学家，并且还不想放弃世俗生活，想来真是好笑。也有点 马可·奥勒留 这位先生的风采了，斯多葛，斯多葛，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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