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 George Polya 提起,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Herbert Spencer ,教育思想非常深邃。
1.就
教育对性格的塑造来说,强迫训练并不符合道德法则,同时也是一种徒劳。
2.正确进行
教育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儿童,而在于家长。并不是儿童对强制的影响不敏感,而是家长的德行不足以运用这些影响。
3.父母们夸大了子女的不正当行为给他们带来的苦恼,总认为一切过错都是由于子女的不良行为所致,而与他们自己的行为无关。
但是我们稍作公正的自我分析之后,可以发现父母发出的强制性指令,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行事,而不是为了矫正错误。
4.心智和身体一样,超过一定的速度就不能吸收。如果你给它的知识过多过快,使它无法吸收,不久它就会丧失掉。这些材料如不能和心智结合在一起,就会在应付完考试后从记忆中溜掉。更糟糕的是,这个办法会使学习变得越来越讨厌。
5.
教育者要有效地
教育孩子,就必须做一些
教育的准备:要进行钻研,要头脑理智,要能忍耐,还需要自我克制,要少对孩子发布命令。
6.痛苦的功课使人感到知识讨厌,而愉快的功课会使知识吸引人。
那些在恐吓和惩罚中得到知识的人们,日后很可能不继续钻研;而那些以愉快方式获得知识的人们,不只是因为知识本身是有趣的,许多成功的体验促使他们进行自我教育。
7.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最有效。
8.爱,我们人人都有,但
爱和有目的的教育,则需要一些耐心和技巧,有时甚至是令人发笑的机智或多少有些令人不快的克制。
9.长期以来的
教育误区,就是把
教育仅仅看作是在严肃教室中进行的苦行僧的生活,而忽视了对孩子来说更有意义的自然
教育和自助
教育。
10.一家人吃饭时是争
论还是谈话,是称赞还是训斥,是一个很好的测量计,它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是在疏远分离在越来越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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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思想在美国的传播
十九世纪中后期是美国工业革命的时期,这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科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美国,有这么一批科学技术的传播者,他们的活动对工业革命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些人之中,爱德华·尤曼斯(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1821-1887)是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是集科学家、作家、演讲者、编辑和教育家于一身的一代科学英豪。
尤曼斯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工作中,即使在漫长的失明岁月也从未放弃学习和传播科学知识,并与公众分享最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他的一生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紧密相连,他们之间相互扶持,为进化论在美国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创办的《大众科学月刊》至今已有136年的历史,其在传播科学知识,帮助公众形成科学思维习惯方面的贡献和“长盛不衰”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科学传播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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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61年出版了《教育论》,此书原名是《智育、德育和体育》( Education:Intellectual,Moral and Physical )。这本书是由斯宾塞在1854年、1858年、1859年陆续发表的四篇教育论文集合而成的,即:《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智育》、《德育》、和《体育》。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中斯宾塞认为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应该放在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使教育为人的完满生活做准备。
他认为受人称赞的知识(指古典学科知识)总放在第一位,而那些增进个人福利的实际知识倒放在第二位是错误的,应该力求把所有的时间和人的一切能力都用来做有益的事情,即为人的完满生活做准备。他认为完满生活内容包括下列五项主要活动,并按它们的重要程度自然地排列为;“
1.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2.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3.目的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4.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5.在生活中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这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相类似。人类必须要满足较低级的需要后才会有心力去要求更高的需求。
斯宾塞在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智育、德育和体育的理论概念,并把包括智、德、体三育的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 德智体美劳 ” 后两项真是画蛇添足,美劳就包括在“德智体”之中了,认识水平真“差火候” 。
“德智体全面发展” 出自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注:
越来越感觉到 从英美学来的第一手知识是那么有用,中国大陆的东东真是够臭屁。苍蝇也是肉,就这点够臭屁知识,还倒了一手、二手、三手,最后 “面目全非” ,呵呵
,我去
苍天啊,大地啊,亲娘哎,我去,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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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斯宾塞的书,是由于黎锦熙的推荐。黎是他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重的教师之一。1920年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与黎锦熙还多有往来,特别是解放初期,毛泽东经常一个人跑到黎锦熙家聊天, 因为和他聊天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后来,因为安全的原因,毛泽东只好将黎锦熙 请到中南海做客,并与他讨论有关教育、文字改革等事。
黎锦熙的高徒、台湾著名教授梁容若先生于1983年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对其师有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评价:“
他没有非英才不教的架子,他以能教浅人、编浅书为能事。他把学术看作为群众服务的本事,不看作提高自己地位、装潢门面的手段。这是他和许多老辈学人大不相同的地方。旧式的学人,秘惜他的智能,像故事里猫教老虎,总留着一手,好象占上风。黎先生教学生,像把一瓶酒倒到另一新瓶,滴沥不留,只希望青出于蓝,把自己的生命和青年的生命,连在一起。”
他执教湖南一师时,曾邀集杨怀中(杨开慧之父)、徐特立、方维夏等同人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致力于介绍欧美新书,并用白话文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及民众课本。当时他曾说:“我国已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学校课本焉能仍被《四书》、《五经》和‘唐宋八大家’统治着?”他力主用语体文编写教材,并引进实用知识。此外,他还发起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由留学英国的伦理教员杨怀中做指导,经常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学生中的毛泽东、陈昌、蔡和森亦经常来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