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要素堆叠，有时候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中国当代社会的形成和以京津地区的教育、东北的工业基础密切相关，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

        先说伪满的教育和工业，伪满洲国在成立的时候，就对是否建立大学犹豫不决，最后虽然建立了一座，但相比伪满的专科学校，不成比例。

        二战中的伪满工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
     
　    1936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中国东北变为进行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扩大战争资源的掠夺和军工生产,着手拟定伪满的所谓产业五年计划。这需要改变两种情况：一是要改变“一业一社主义”，即一个行业由一个特殊会社垄断经营的体制，这种体制不利于综合地掠夺战争资源;二是要改变单纯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作为日本对满投资的主要渠道，因为当时日本债券市场萧条，满铁募集公司债已发生困难。适应这两方面的需要，1937年末，与日本军部勾结更为密切的日本新兴财阀──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简称“日产”）迁至中国东北，与伪满政府合资成立综合经营重工业的托拉斯──满业。

　    根据1937年12月20日伪满公布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管理法》，满业对钢铁、轻金属、煤炭、其他重工业和军工生产进行“支配性投资和经营指导”。资本4.5亿元（伪满元与日元平价）,伪满政府和日产各半。伪满政府对日产持股保证六分分红，即收益分配不足六分时，给予补贴。在财产处理、税收等方面，日产也享受特惠。原日产董事长鲇川义介(1880～1967)任满业总裁，并被吹捧为“产业将军”。满业的经营活动，则由伪满政府（实为日本关东军）监督。

    　满业成立时，满铁将昭和制钢所等一系列企业的总额达1.1亿元的持股交出,垄断重工业的地位基本上移让给满业。1941年，满业子公司16家，名义资本5.67亿元；孙公司15家，名义资本 1.4亿元。但满业预期目的没有达到。首先，寄极大希望于美国资本与技术以发展汽车、飞机工业的庞大计划，因国际形势的剧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化为泡影。其次，由于疯狂的战时经济掠夺脱离了客观可能，满业的综合经营同不断加强的战时经济统制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经营日趋恶化，人财物的争夺愈演愈烈。结果，象满洲炭矿会社这样重要的子公司不得不走向解体，主要煤矿相继独立，其垄断东北煤炭生产的地位名存实亡。

注：战后对满洲的接收，实行的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的原则。参见《台研院口述历史》，就是把工厂一把手毙掉了，我们再派自己人。

      日本在二战前的教育是先工后理的教育，例如 苏步青 就是受的这种教育，现在日本的教育是美式的。（苏步青，1920年到1924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年考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

      这种先工后理的教育在中国扎根有几层原因，一是冷战期间，MIT 的兴起，对手搞的我们也要搞；二是东北工业基地的专科教育，三是京津地区高校的推崇。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样搞能搞成，最省气，毕竟有物质基础。干任何事情经济因素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理工院校就是当时的遗产。

      这条道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也赖不了苏联，其实苏联就不是这种教育模式。

      苏联顾问当年是负责的，我们引入的是法国巴黎高工、高师的教学模式，是很早以前俄罗斯学习法国时搞的，苏联早就不用这种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