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我为年轻时曾经浪费时间看类似这种文章而羞愧，感谢上帝，我终于摆脱了。（找劳动经济学的论文看吧）

　　侯金亮，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2010级新闻传播方向研究生，2008年初开始写评论。现任《日本新华侨报》、人民网、鲁周刊专栏作者，另担任香港《大公报》、台湾《旺报》、《社会观察》等十多家知名媒体的特约撰稿人。到2011年在300多家媒体共发表文章80余万字。凤凰网博客知名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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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金亮：年轻人与“犬儒主义”

       近日，某机构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逾七成(75.5%)有政治参与意愿，其中的九成多(91.4%)在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中更愿扮演“看客”角色，知识分子济世情怀中，掺杂了较多的“畏言”与“犬儒”心理。

　　过惯了世俗生活的人，对这项调查的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但着实让人深省。现今的高校教师，大部分为博士学位，其中很多有海外留学背景，学历不可谓不高，知识不可谓不丰富，见识不可谓不广，可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一直“远离社会”，沉醉于象牙塔里的名利追逐，调查结果真实地显露当前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

　　高校行政化的语境下，青年知识分子只有依附于体制，顺从体制，才能获取最多最优的资源，才会有好的“前途”。青年教师都想有好的收入，好的未来，不论是评职称还是申请课题，仅自己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远不够，还要打通各个关节，遵从权力意志。

　　大学里的生存逻辑和官场趋同，权力是首位的，其次才是学术，与之相对应的是官员的地位远高于普通教授和讲师。前几年，厦门大学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成为影响一时的新闻，而类似的状况在很多高校都存在，学术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

　　权力本位远高于学术本位，大学官场化会直接导致权力通吃，有官位的人在占据了大部分的优质资源，由官员变成“学霸”，最优先配置教育资源，形成一种学术资源的垄断。这样的结果是，学术非但难以独立，且成为权力的侍从，最重要的是严重阻塞了青年教师的上升渠道。

　　在逼仄的现实前，获得权力，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对于青年教师来讲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通上升渠道，最容易获取优质的学术资源，或者直接放弃学术道路走仕途路线。所以，青年教师大都有参政欲望，想进入权力体制内分一杯羹。

　　长期低顺从体制，被体制规训，无疑会消弭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他们的公共性也自然会被消解。这是高校里，有担当，有人文情怀和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减少的重要原因。

  　如今，高校的知识分子们最在乎的是，怎么样才能搞好关系申请到课题，怎样才能评上高级职称，做些什么项目可以捞点外快，什么时候可以有房有车……他们很忙，他们甚至都没时间给学生上好课，至于社会上发生的公共事件，他们会认为距离他们很远，他们绝对不会掺和，很少会关注底层弱势群体，连新闻都很少关注。

　　“世俗生活压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工蜂’族的公共性，对宏观、高层次、长远的问题考虑较少。”实际上，他们是沉默的一个群体，是静态的，他们可能会去谈论一些事情，但却不会推动事件的发展，连写篇文章表达立场都不会去做，他们躲在象牙塔里钝化了，世俗了，也老化了，虽然他们大都是70后80后，本应充满朝气，虽然这个社会需要他们的声音……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们已是暮气沉沉，少有济世情怀，大都在为自己的功名利禄勾心斗角，谄媚于权力，被体制驯服，毫无理想可言。他们生怕触怒权力，所以不敢说话，畏首畏尾被驯化成“犬儒”。甚或相反，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他们成为权力的守护者，或帮凶。

　　鲁迅曾批判过中国人的“看客”心理，但几十年过去了，其看客依旧犹存，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愈来愈多，只有不足三成“关注或者寻找有价值的社会问题”，足可见他们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愈来愈弱。

　　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生存状态，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他们掌握知识资源，有话语权，且又是年轻的一代，如若只愿当“看客”，只顾在争名夺利，只会侍奉权力寄生于体制充当食利群体，那么，未来社会的发展匮乏有力的支撑和驱动力量，这显然是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社会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