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至1860年海军的发展反映了美国和西欧的工业和科学革命。世界各主要海军开始从帆船、木壳、实心弹过渡到轮船、铁甲和装填火药的炮弹。这段时间内军舰的外形、操纵手段及武备的变化比前300年还要大。

 

　　 1812年战争之后，美国没有象以往战争之后那样大幅度削减海军，没有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全国都为海军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需要它保护突飞猛进的对外贸易。在战争期间建造并在战后不久下水的74门炮军舰有：“独立”号、“华盛顿”号和“富兰克林”号。随后，又有9艘军舰被批准服役——但都是木壳帆船。虽然这一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最后终止了，但美国建立了一支可观的海军，虽然它有点过时。

 

　　没有经验的文职海军部管理不了如此扩展的海军。战争期间，被案头工作压倒的威廉·琼斯部长曾敦促国会成立一个海军三人委员会来协助他工作。1815年初，国会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琼斯来说为时已晚，但对他的继任本杰明·克罗宁希尔德却有很大的价值。麦迪逊总统任命约翰·罗杰斯、艾萨克·赫尔和戴维·波特三位海军上校担任委员。早期的其他委员还有威廉·贝恩布里奇和斯蒂芬·德卡特上校。 

 

　　扩展了的美国海军初期组成几个半常备分舰队，根据需要派往世界各地，主要保护贸易。

 

　　与美国海军保护贸易的功能紧密相连的是海军人员在勘探、测量和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十九世纪上半叶，没有哪一次航行比1838-1842年的美国探险队引起了更广泛的兴趣和更多地增加了人类对太平洋地区的了解。带着科学家和精心设计的仪器，海军上尉查尔斯·威尔克斯指挥的这支有6艘舰船的分舰队绕过南极洲，在土阿莫土群岛、社会群岛和斐济群岛短暂停留后勘定了今天的美国西海岸。威尔克斯关于这次远征的纪录成了畅销书，为海军赢得显赫名声。 

 

　　美国海军上尉马修·方丹·莫里对海洋学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他赢得了海上开拓者的美称。在负责海图仪器站(海军气象水文局的前身)时，莫里对旧航海日志作了研究。从这些材料里，他找到了研究世界各大洋不同季节不同地区的风、天气、水流、气温和大气压规律的最初线索。借助于许多国家水手提供的信息，莫里准备的海图中标明了最好的捕鲸场和各季节的气温、风、水流和天气情况。这些海图及配套的《航海指南及注解》——1814年出版的这本10页小册子随着再版迅速扩大到一千余页——标出了可以获得最大航速和最佳条件的最佳海上航线。例如，根据莫里的海图和《注解》，从纽约至加利福尼亚的平均航行时间缩短47天，一年可节省二百万美元。 

 

美国海军面临的问题 

 

　　除掉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美国海军的其它情况就难尽人意了。水兵基本上是从世界各地港口城市招来的糟粕，是一些无知之徒，甚至常常有一些流氓混杂其中。因此，说着不同语言的舰员常常不能相互交流，大多数人只会简单的体力劳动。当海军使用轮船推进器的时候，大多数人操纵不了，他们主要靠鞭子约束着。同其它海军一样，美国海军中经常使用的惩罚手段就是鞭笞，主要的奖赏就是烈酒。1812年战争之后，美国海军允许每人每天饮用半品脱威士忌酒。 

 

　　 1812年战争中，美国海军中有许多有才干有骨气的军官。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坏习惯，为了一件丢脸或被认为丢脸的小事就要决斗。这一恶习使美国海军损失了几位杰出的军官，其中包括最受尊敬和爱戴的斯蒂芬·德卡特上校。1820年，在靠近华盛顿的布莱登斯堡进行的一场决斗中，德卡特死于詹姆斯·巴伦之手。“切萨皮克-豹”号事件中，巴伦毫无防范，德卡特主持的军事法庭暂停了他的职务，从此两人开始结怨。1837年的海军法认定决斗冒犯军事法庭，但仍未彻底制止这一习俗。
 
　　更为严重的是，战后通常不晋级造成了长期影响。1812年战争之后，由于年青的美国海军大多由年轻军官领导，这一形势更为严峻。这些依然在海军服役的正规军人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垄断了较高级职务。结果，军衔结构没有变化，且由于国会拒绝设立比上校更高的海军军衔，情况更为严重。分舰队指挥官任命为“准将”，只是礼节上的尊称(不提高薪金)。 

 

　　由于上尉太多了，三十岁的候补生很平常，而且至少有一人已经50岁了还没得到提升。海军军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非常低级的军官。相对而言，只有小部分上尉、中校和上校。上了年纪的候补生实际上几乎都不是军官，他们与舰员混在一起，与上级很少联系。对他们的教育——通常在海上进行——委托给了牧师和受命执行政治任务的教员们。 

 

　　在天平的另一头，1812-1815年的老英雄们占着他们的职位。这些老兵们轮流参加海军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二十年来都是约翰·罗杰斯控制的。他们错误地理解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的历史，接受政界和军界广泛持有的看法：海岸防御和袭击商船的战略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海岸防御主要是利用精心设防的工事的陆军的职能。很少有人记得在反对英国的两次战争中，海军的袭掠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杰出成就，但对于防卫很强的护航队总的来说不起作用。
 
　　但当美国海军在战略上衰弱下去的时候，它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新的工艺设想。这主要是少许头脑灵活的军官努力的结果，他们认为，海军武器应该与新的科学革命同步发展。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是马修·卡尔布雷斯·佩里——伊利湖战斗中获胜者的兄弟——和军官政治家罗伯特·F·斯托克顿，他们都是1812年战争的老兵；还有军械专家约翰·A·达尔格雷恩，他完全靠功绩打破了晋级的僵局。 

 

　　这些能人清楚地看出，必需改善征招、训练水兵和教育军官的制度。在那些鼓吹改革现行制度的人中，佩里走在最前面。关于征招来的水兵，他早在1824年就建议海军部长采用见习制和训练舰制度，将优秀的美国青年吸引进海军进行训练。直到1842年佩里才能够按自己的主意行事。74名经过挑选的学员登上新的美国双桅船“索摩斯”号进行实验性的见习巡航，并由他任总监督。
 
　　佩里挑选他的姻弟亚历山大·斯利德尔·麦肯齐担任“索摩斯”号的指挥。与佩里一样，他也曾为实习计划进行鼓动并急于使之实施。佩里任命自己的一个儿子——上尉衔——代理学员队长，另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为候补生。因而这艘见习舰有点象一家人的事业。 

 

　　任命陆军部长的儿子菲力普·斯宾塞为见习生是件不幸的事情。斯宾塞名声不好，然而佩里任命了他，可能是想证明这种制度的改造作用，也可能是想求宠于泰勒政府。在一次西非航行返航途中，一个伙食管理军士向麦肯齐报告说，斯宾塞正煽动水兵发动兵变，他想杀掉军官，劫走军舰，然后在西印度群岛干海盗勾当。斯宾塞可能是精神错乱，但麦肯齐的反应表明他自己也不很稳定。麦肯齐不仅匆忙地将斯宾塞和另两名煽动兵变的可疑分子关起来，后来又依据某种奇怪的证据，还试图使自己相信，为了军舰的安全，在桅桁上吊死斯宾塞和另两个水兵是必要的。他立即这样做了。这一事件公开后，引起了全国轰动。军事法庭判决麦肯齐无罪，但见习生和实习舰计划被悄悄地丢弃了，直到1864年才恢复。同时，国会于1850年废除了对水兵的鞭笞制度，于1862年终止了配发烈性酒制度。 

 

　　尽管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1812年战争中成功地证明了这所成立于1802年的学校的价值。但国会一直不同意为训练和教育海军见习生建立另一所相似的学院。立法者们得到了一些著名的海军军官的支持，他们认为在岸上训练水兵就象“在阁楼里教鸭子游泳一样”。他们认为有抱负的年轻军官只需要“留心看着”。他们举例说，象约翰·保罗·琼斯、斯蒂芬·德卡特和奥利佛·H·佩里这样一些成功而有修养的军官实际上都是自学成材的。 

 

　　而马修·卡·佩里和莫里这样的军官们认为，在一支变化的海军中，接替担任指挥职务的军官显然常常不能担负起他们的职责。莫里和佩里继续鼓吹在岸上建立一所学校，为见习生们提供完全的、不间断的教育。菲力普·斯宾塞的例子为他们提供了又一论据。国会议员们习惯于将任命候补生看成一种政治上的照顾，候补生斯宾塞显然是这一习惯的产物。有影响的选举人有时利用这种照顾清除异己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佩里指出，在岸上训练一段时间将可以安全地对被任命人进行考察，在派到海上去之前清除掉那些卑劣无能之辈。 

 

　　最早的海军岸上学校通过严格的审定终于成立了。学员们必须通过各种严格的考试方能成为“合格学员”，他们将保持这一称号，直到有空缺让他们担任上尉的军衔和职务。为了协助学员们准备考试，在海军造船厂设立了辅导学校。四十年代，设在费城的辅导学校开始名声大噪，这主要是由于耶鲁大学优秀毕业生威廉·肖夫内教授努力的结果。肖夫内的学校很受学员欢迎，因而海军开始逐步取消其它预备学校。当海军部允许肖夫内将课程延长至一年时，与“老水兵之家”共用的一幢楼房很快就不能满足费城学校的需要了。 

 

　　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于1845年担任海军部长，上任伊始，他就着手为这所学校安排更宽大更理想的地点。他找到了一座废弃的军营：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塞文堡，附近的塞文河汇入切萨皮克湾。他从陆军部长那里得到保证，陆军愿意将这座废弃的军营转给海军。马修·C·佩里等海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在费城学校开会，同意了班克罗夫特将学校迁往安纳波利斯的建议。 

 

　　 1845年10月10日，教员和学员人数都扩大了的海军学校在安纳波利斯开学了，严厉但公正的富兰克林·布查南中校担任校长。布查南校长仿照西点军校，设立由军官和教授会的文职人员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判定学员功过，报告教育制度，并根据他们的经验提出各种改进的建议”。根据校务委员会的建议，学制于1850年延长到四年，海军学校也改名为美国海军学院。1851年对学制又作了改动，在连续四年的学制中，夏季出海巡航实习。 

 

　　美国内战爆发后，1861年5月13日，海军军官学校奉命迁往罗德岛州的纽波特。直到1865年6月22日，经国会批准，海军军官学校才又迁回到安纳波利斯。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那些没有到南方为南方邦联作战的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和教职员退到了罗得岛的纽波特继续上课。在不适当的领导下，学校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战争结束时，海军部长韦尔斯又把海军军官学校迁到安纳波利斯，并且把恢复学校的工作交给了他的两个有才能的军官，海军少将戴维·D·波特和海军少校斯蒂芬·B·卢斯。他们分别担任校长和学员总队队长，波特和卢斯淘汰了那些不合格的学员和教员，提高了学术水平，建立了奖惩制度。到1869年，海军军官学校的声望吸引了有才智的艾伯特·米切尔森。他先为学员，然后成为一名教官。担任教官的时候，他测出的光速比前人更精确，这是一个从事科学实验的科学家生涯中的一大步，他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美国人。 

 

　　 1873年，一批海军学校的军官和文职教员组成了美国海军学会，以便讨论和出版与海军专业有关的论文。学会在《美国海军学报》上不时地将它的论文和其它有关材料以学会记录发表。这个最初为连续的小册子，后来改为月刊的杂志，是刊登与美国海军有关的讨论文章的主要出版物，最后学会也成为海军专著的重要出版者。 

 

　　 1868年，卢斯重回海上服役，操纵战斗舰艇的水手的素质使他吃惊。在南北战争期间舰艇的水兵都来自美国各阶层的热心青年，现在又象战前那样，美国军舰上的水兵都是从世界各沿海地区的渔船上招募的雇佣兵。马修·佩里的训练美国青年成为水兵的见习计划，被1842年“萨默斯”号双桅船上的绞刑所破坏。这个计划在战争结束前重新实施但刚刚显示效果。自愿参加这一计划的卢斯被任命为一艘训练舰舰长，继而担任整个实习舰队的司令。凭着他特有的精力和热情，他使这一计划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把这个计划变为一种带有竞争训练和合唱海上歌曲性质的比赛。卢斯发展起来的这一训练计划，直到海军设备和武器的不断复杂化，要求水兵在装备齐全的陆上学校接受基本训练的时代来到之前依然有效。 

 

　　早在这以前，卢斯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超越海军学校专业基础训练以外的未来海军高级军官的训练需要上。他建议成立一所海军军事学院，在那里，被选拔来的军官学习军事学术。他立即遭到老资格的海军官员的反对，他们看不到这种象牙塔式的训练方式能带来什么好处。但是卢斯得到海军部长威廉·E·钱德勒的赞同，他宣布了必要的任命。1885年9月，已是海军少将的卢斯和另外两名讲师在靠近罗得岛纽波特的柯斯特斯哈堡岛上济贫院旧址建立了海军军事学院，他本人担任院长。在经历多次挫折之后，海军军事学院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因此世界上主要国家海军竞相效仿建立了类似的学院。 

 

　　 1842年海军工程兵组建以后，它的军官要求在军衔、住所、军官室的特别待遇和工资方面与指挥军官相同。指挥军官长期反对这些要求，强调工程军官依然是参谋军官，低于指挥军官，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舰船上的机器越来越复杂，连最骄傲的指挥军官也不再把工程师小看成机械师了。海军部长助理西奥多·罗斯福负责的海军指挥参谋军官人事委员会在广泛商讨和深思熟虑之后，建议将工程军官与指挥军官合并。1889年国会以委员会的建议为依据立了法。虽然工程人员获得了指挥人员的尊严，但是让他们中的专家来指挥舰船和海军力量是不切实际的。结果是把工程专业人员编入指挥军官，只是以字母EDO(只负责工程)加以区别。 
 
　　 1886年，卢斯将军离开纽波特担任美国海军的高级专职工作——北大西洋舰队司令。接替他担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和首席教官的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校。卢斯选拔他的部分原因是马汉最近出版了一部美国南北战争海军史——《海湾和内陆水域》。

 

　　马汉最初认为美国应避免获得国外领地，这不仅是为了节省一笔需要用来保护这些领地的庞大海军的开支，而且是为了避免一个居于政府民主化之上的强大的军事统治阶层。根据这种思想，他同意他的时代和国家对海军的定义：美国海军战时需履行的唯一职责是海岸防御和袭击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