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建国大学和“五族协和”

山根幸夫

（日本东洋文库）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在满铁沿线的柳条湖对中国军突然发动进攻，战火随即扩大到了东北全土。不久，东北就几乎全部被关东军占领。起初，日本军 部曾拟将东北作为日本的殖民地，由日本直接统治，但因遭到当地中国人的抵抗，同时顾虑国际上的反对，遂改变方针，决定建立傀儡国家。这个傀儡国家，就是日 本关东军颐使下的“满洲国”。中国称“伪满”、“伪满洲国”。对于“伪满洲国”，日本人是很少有不满的。特别是战败前在东北居住过的日本人，有些还对“伪 满”的称呼表示愤怒。武田彻《伪满洲国论》（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九五）强辨说中国没有过“满洲国”。然而中国并非没有过“满洲国”，而是它是傀儡政权，所 以被称为“伪满洲国”。

 

在关东军操纵下，当地的中国人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宣布成立“满洲国”。由于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满族的居住地，所以“请出”隐居在天津的清废帝溥 仪，由他出任“满洲国”执政。当时在东北居住的民族有汉、满、蒙古、朝鲜、白俄及日本人。但大部分是汉族，占总人口的九层。东北的原住民满族不足一百万， 而且绝大多数已不懂自己的母语棗满语，几乎已被汉族同化。而在“满洲国”，占压倒多数的汉族被包括在满族内，将满、蒙、朝鲜、白俄、日本称为“五族”， “五族协和”或“民族协和”和“王道乐土”一起，成了“满洲国”高唱的口号。

 

然而，即使五族中的四族是满洲国民，日本人有日本国籍，绝非满洲国民。如真要建立五族协和的“满洲国”，日本人应首先放弃日本国籍，取得满洲国籍，并未如 此，正可说明殖民国家、傀儡国家“满洲国”的实态。据原建国大学教授冈野鉴记的回忆，“满洲国”首任总务长官星野直记曾向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表示，将 “满洲国”作为殖民地统治是错误的，对此东条讥讽说“你以为满洲国真是独立的么？真有民族协和么？真这样考虑么？”

 

“满洲国”的实际统治者关东军的基本方针，并非是让“满洲国”独立，更无意实现什么“五族协和”。所谓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的理想，不过是空想。真是想实现王道乐土并为之认真努力的日本人，只不过是唐　吉柯德。

　

一

关东军给予“满洲国”的待遇，使“满洲国”的建设不可能顺利。首先国联派出了“李顿调查团”，对东北问题作了各种调查。一九三二年十月，调查团向国联报告 了调查结果，结论是“满洲国”并非纯粹、自发的独立运动。这个报告在国联总会只有日本一国反对，世界各国都将“满洲国”看作由日本军部一手制造的傀儡国 家。对此不满的日本，退出国联，成了世界的孤儿。这样，“满洲国”从最初起就是一个受诅咒的存在。

 

“满洲国”自成立之时起，居住在那里的汉族人就认定它不过是关东军制造的傀儡国家，在各地开展了反满抗日运动，维持治安很不容易。五族协和和王道乐土是“满洲国”的基本方针，但对它相信的汉人几乎没有。对这一状况感到忧虑的参谋本部的石原莞尔，一九三六年夏以浅原健三为使者，在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许可下，提出了设立亚细亚大学的构想。其主旨是：为了以民族协和为国是的理想国〈满洲国〉的永远发展，由满洲国自己培养自己的领导者，进而为亚洲的解放、复兴作贡献。

注：日本人真是下本钱啊，

 

板垣赞成这一提案，立即命令参谋部的辶政信立案。辶在三六年末开始起草，三七年携草案赴东京。看了辶草案的陆军省军务局的满洲班长片仓衷，即命班员三品隆 以、松平绍光、多田督知等设立建校事务所。由于创建大学非军人专擅，所以又请来了大学教授。当时，最受年轻陆军将校信赖的是东大国史学科的教授平泉澄。平 泉提倡“皇国史观”，以国史科学生为中心组织“朱光会”，同时集中学生中的核心开展“青青塾”的活动。不仅在国史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受到军人们的 尊敬。平泉被推选为组建建国大学的最主要协力者是当然的。

 

当初由谁提名平泉，现在不知道，或许是板垣。平泉推荐了笕克彦、作田庄一、西晋一郎三位教授。笕是东大法学部退休的名誉教授。是狂热的神道主义者，以神道 作为自己的法的理论和国家论的基础。同时将天皇绝对化，提倡天皇中心主义，为军部推行的超国家主义出了大力。所以平泉首先推荐了笕。

 

作田庄一，山口县出身，东大法学部毕业，专攻国际法。一九零八年受聘于中国湖北法政学堂，教授经济学。後成为山口高商教授，也是教经济学。一九二二年就任京大经济学部副教授，此後他即以“神道”来解说经济学，也是热心的神道主义者。平泉也是出于这点向军部推荐的。

 

西晋一郎，东大哲学科毕业，最初研究T·H·古里恩的伦理学，後转向东洋的伦理思想。他认为西洋和东洋不同，强调後者优于前者。当时他是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教授。他不是笕和作田那样的神道主义者。他受到平泉的正面评价是由于他主张东洋优于西洋。

 

随着平泉、笕、西、作田四人参加，建国大学的创建工作在东京正式开始。陆军省的年轻将校最初似专门征求过四教授的意见。狂热的神道主义者笕向他们大谈他的那套诡谲的理论。在四教授中最受军部信赖，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是平泉，因此最初拟由平泉出任校长，但因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不希望他离开东京，此事遂作罢。

 

值得注意的是，说是创立“满洲国”的大学，但参与其事的都是日本人，又是在东京。而且陆军掌握着创建工作的主导权。（其间石原莞尔的“亚细亚大学”案被否 定，改采军部提出的“建国大学”。）最後，建国大学创建委员会的东京委员赴长春，和“满洲国”方面的委员东条英机、星野直树、辶政信等，对正式方案拍板。 建国大学的创建，没有任何“满洲国”人参与，很好地反映了这所大学的性质。

 

建国大学校长一职，军部又曾拟陆军中将牛岛贞夫出任，最後由“满洲国”国务总理兼任，副校长由准备委员作田庄一担任，具体负责大学的日常工作。

 

建大的大多数教师和日本学生对作田都抱有对超人的那种信赖感，不少学生成了他的追随者。建大的教师，多由平泉、作田、西等推荐，大都出自东大、京大、广岛 文理大。此外东北大教授山田孝雄也曾推荐，所以也有东北大的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国家主义者，抱持天皇中心思想，追从自己的恩师。他们似乎都是怀着一种荣誉 感奔赴建国大学的。他们中有数人出自文部省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此所成立于一九三二年，目的是以明确的国民精神的原理，建立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理论体 系，以防范年轻学生的左倾化。

 

在当时的教师中也有极少数的左派。他们中有人以唯物史观为讲义，有人公开赞赏因赤化思想被逮捕入狱的元京大教授河上肇。这些人都非创建建大的四教授推荐，大多由现地录用。

 

建国大学教师九层以上是日本人，都用日语授课，只有不到一层的非日本人用汉语或蒙语上课。这样的学校，能叫“满洲国”的“国立大学”么？

　

二

建国大学的学制，分前期和後期各三年。当时日本的大学前期称预科，後期称本科或学部。当时“满洲国”的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师范大学等学制都是 四或五年，建国大学六年，在学制上也是特别的。现在说“大学”，我们马上会想到四年制的新制大学。旧制大学有个显著的不同是预科和本科有明确的差别，预科 生叫“生徒”，本科生叫“学生”。建大没有这样的区别，但前期仍是预科，课程是一般高中基础教育。

 

“塾制度”被称为建国大学的一个特点，实际前期和当时高中的“寮”的制度是对应的。旧制高中的寮，除了第一高等学校采取全寮制那样的特殊情况外，普通高中只有一年级是全寮制，二、三年级只限于自愿者。建国大学规定不论前後期都有住寮的义务。

建国大学每年招生一百五十名，其中半数七十五名是日本人，汉人五十名（当时称“满人”，但真正的满人只是极少数），朝鲜、蒙古、白俄二十五人。“满洲国立”大学，作为外国人的日本人比汉人还多，实在很奇妙。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关东军以为这样才对日本有利。

 

建大“塾制度”由谁提出，今天已难确知。如前所述，平泉澄曾将私淑的东大生聚拢在“青青塾”加以训练，当时青年将校憧憬幕末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置塾 的由来也许和这些都有关。第一届建大生入学时，建有六塾，每塾容纳二十五人。塾是一层的独立建筑，入口的左侧是寝室，右侧是自修室，里侧是塾头室、盥洗 室、厕所等。

 

第一届的塾头是石中广次、江原节之助、藤田松二三人，每人分管两塾。他们以极高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工作，每天住在塾头室，与学生们休戚与共。每日清 晨点名後升日、满两国“国旗”，遥拜东京皇居和满洲“皇宫”。上午上课，下午主要是训练，包括军事、武术、体育、农业等。晚上自习。每周或隔周座谈一次， 由塾头提出问题，学生讨论。第一、第二两届塾头、塾生参加座谈都很热心，甚至日本人以外的塾生有批判性的发言。以後因塾头兼任教授等教职，不常在塾舍住 宿，塾制度便逐渐徒有空名。建大同学常以“塾制度”的独特和优秀自负，其实它的有效期很短。

 

大学当局对“塾制度”的期待，是监视其他民族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塾头在学生离开时，常常偷查学生的物品，如发现有危险思想（如共产主义）和反满抗日的书 籍，不仅立即没收，以後更会严加监视。从这点上说，“塾制度”和“五族协和”正是背道而驰的。大学当局和关东军采取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学生的“不 安分”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绝非像年轻无知的日本学生所想象的那样是“五族协和”的实践场所。现在仍有日本人对建大的“塾制度”给予很高评价，我们实在不 应忘了它的这一真面目。

 

由于一名塾头很难有效的管理二十五名学生，于是为每塾各选派两名高年级学生，协助塾头，监督、指导学生。这样的学生称为“指导学生”。最初仅由日本高年级学生充任，後因日本学生多被征召入伍，其他民族的“指导学生”逐渐增加。其中的汉人“指导学生”积极向低班的被指导的学生灌输民族主义，甚至呼吁“反满抗日”。由于日本学生对民族问题完全无知，这样的塾内状况意外地没有受到他们的注意。

 

这一由塾头、指导学生管理的塾制度，最初限于一、二年级，後来还适用于三年级。後期生（四到六年级）的塾舍不同于前期，距前期塾舍也有相当距离，校方似乎有意隔离前後期生的交往。

 

一九四三年首届学生毕业，校方从被认为可以信赖的中国人选任了“塾头补佐官”，以协助塾头工作。

 

从实际效果看，塾制度是否达到了大学当局和关东军预期的意图？还是反成了反满抗日的温床？实在是不能不使人感到疑问的。

　

三

那种以为建大的学生除了日本人外一无可述的说法，不能让人同意。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建大学生也有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并不相信大学当局提出的“五族协和”“王 道乐土”的口号。他们进入建大前，对日本侵略者在“满洲国”的横行不法的行为早已耳闻目睹，也许他们自己也已身受其害。“满洲国”绝非独立国家，只不过是 关东军统治下的傀儡国，大多数汉人学生早已有意识。

 

据《满洲国史》记载，一九四零年赴东京参加日本建国二千六百周年庆贺的建大三年级学生，由于和南京汪伪政权的留学生接触，受到“反满抗日”的宣传，开始走上了抵抗运动的道路。我们现在无法确知建大学生何时开始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但抱持反满抗日的思想应在和汪伪政权留学生接触以前吧。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三周後，在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地，因组织反满抗日活动，伪满的官吏、报人、学生五十余人被逮捕。中国称为“一 二·三零事件”。其中没有建大生。但次年三月二日上午，在新田塾头带领下，伪满特高科警察闯入教室逮捕学生十六名。此前已有两名学生被捕。合计因“反满抗日”被捕的建大生共十八名。 因被捕的大多是後期生，日本学生不用说，不少中国学生也未注意到此事。这当然也和校方严厉的钳口令有关。为“满洲国”培养忠实臣仆的大学，因“反满抗日” 使一批学生被逮捕，使校方十分狼狈。尤其是副校长作田的责任受到追究是当然的。在关东军的压迫下，作田辞职，後任是陆军中将尾高龟藏。校内空气发生了变 化，对学生的监视愈益严厉。

 

当时，建大内已开始了初步的“反满抗日”活动。召开读所谓“禁书”的读书会，汉人学生鼓吹民族主义，也有人决意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在《回忆伪满建国大 学》中，有不少关于汉人建大生在高年级引导下轮流阅读“禁书”，唤醒了“抗日救国”的意识的记载。建国大学同窗会文集《遥远的欢喜岭》（一九九一）中数位 汉人同窗也提及了阅读禁书的事。所谓“禁书”是大学当局禁止阅读的书籍，如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是论及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的。学生们读得最多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其它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科学十二讲》《社会发展史》等。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开始读的是《共产 党宣言》《从空想到科学》，然後是李达的《唯物史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战斗的唯物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日文的河上肇的 《经济学大纲》《贫乏物语》《马克思经济学》《唯物史观经济史》，永田广志的《史的唯物论》等。为了理解祖国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读得最多的是周谷城的《中 国通史》，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平心的《中国近代史》等。因为对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战斗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抱有很强的关心，孙文的《三民主义》《建 国大纲》《建国方略》也是基本读物，有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不易读到，但《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读到。耐人寻味的是後者是 在《东亚》杂志上连载的。《东亚》一九二八年创刊，是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机关刊物。最初是启蒙性的刊物，但很快成了专业刊物，刊载严肃的调查和研究论文，是 了解当时中国最新情况的重要刊物。因是公开杂志，建大学生可以在图书馆自由的阅览。

 

文学作品也是当时建大学生的主要读物。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彷徨》，巴金的《母亲》《灭亡》《新声》，茅盾的《激流》等，都是被读得最多的。苏联小说也很受欢迎。

 

上述书籍，除了文学作品，多数都是校方规定的“禁书”。这些书的来路，一是图书馆。建大研究院图书馆和後期图书馆收藏很多，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的 书籍，这些书籍并不出借，但学生们利用管理上的松散总是有办法到手。其次是当时城内清水町的旧书店。这些书主要是日本人卖出的。三是同学朋友间的交换。四 是从东京的内山书店定购。

 

建大学生在阅读这些文献时，往往由志同道合的同好组成读书会，若干读书会联合组成更大的读书会。这样的读书会对“反满抗日”运动起着促进作用。有些读书会甚至发展到与校外联合。组织扩大会带来暴露的危险，但这是为了运动发展无法避免的。

 

读书会不过是运动的初步形态。由读书会而对“满洲国”的状况逐渐加深认识，思考自己究竟应该走什么路。他们对教师们说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欺瞒是 有自觉的。但在关东军宪兵和伪满特高警察严密监视下的东北要想进行抵抗，很容易立即遭到逮捕。所以考虑直接去关内参加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的学 生不断增加。他们中有些人去了国府统治下的重庆，有些人去了中共根据地延安。当时建大生对毛泽东有很强的关心，当然这绝非说是对蒋介石的全面否定。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国共开始内战，对站在敌对两方的建大同窗来说，这是一个悲剧。

　

四

呼吁“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多数日本人建大生对这一口号是真信的。半个多世纪以後的今天，仍有不少人对自己曾实践民族协和仍感到自得。然而，必须认识 到的是民族协和的本意并非指不同民族的友人的友好相处，“满洲国”是将其作为国家理想来实现所谓的“王道乐土”的。在建大塾生活中異民族塾生的友好相处， 是实现不了所谓的“民族协和”的。

 

元建大生、後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的S氏对我说：“侵入他国领土的侵略者，呼吁被征服的民族‘民族协和’，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四期生铃木博回忆）可建大 副校长尾高却这样说：“你们不必过于拘泥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舍弃的话，自然也就解决了。”名誉教授平泉也说：“满洲国的所谓五族协和，不是什么新东西，日 本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实行了。”（二期生谷口勉回忆）建大的当事者们对五族协和的理解，就是如此的浅薄。

 

一方面，日本学生中也有少数人对现实有很清醒的认识。建大一期的三村文男说：“日本在王道的名义下实行着帝国主义的政策，压迫当地的满人。我看到了在入学 前没有看到的现实，在这样一个体现着榨取的大学学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就是走脱落者的路（指退学）。”（一期坂东永太郎引用）三村只上了一学期就离开 了建大。四期生伊藤清也说：“相信五族协和，而且以为可以简单达成……但满族（汉族）学生不会这样看。在世代相承的土地上，征服者任意掠夺，在这里出现一 个所谓的‘建国大学’，高唱‘五族协和’，愤怒和产生误解是当然的。”

 

“民族协和”的实态，在日本战败前夕的一幕，很有说明意义。苏联参战後，八月十二日全校紧急集合，校方命日本学生站在左侧，其他民族学生站在右侧。副校长 尾高宣布所有日本学生都要参加“满洲国”保卫战。其他民族学生愿意参加的出列，结果没有一人站出来。因为对他们来说，“满洲国”只是日本的傀儡国，不必他 们来保卫。“五族协和”不过是日本人的幻想而已。十三年不断高叫“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满洲国”只是空中楼阁而已。（程兆奇译）

 

参考文献：

汤治万藏编《建国大学年表》上下（建国大学同窗会，一九八一）

编辑委员会编《遥远的欢喜岭──建国大学同窗会文集》上下（编者，一九九一）

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伪满建国大学》（编者，一九九七）

《欢喜岭──建国大学一期生文集》（建大一期生会，一九八九）

《建大九期生》（建大九期生刊行世话人会，一九九五）

水口春喜《大的幻影──满洲建国大学》（光阳出版社，一九九八）

宫泽惠利子《建国大学和民族协和》（风间书房，一九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