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仁，男，汉族，1922年5月3日出生。籍贯：辽宁省辽阳市。 1929—1935年，在沈阳、锦州铁路扶轮小学校学习；1936—1940年在海伦、哈尔滨市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习；1941—1945年8月15日，在伪满建国大学学习(前期已毕业)；1945年8月—9月在公主岭市组织青年工作，参加“自强会”；1945年10月后在黑龙江省海伦县、公主岭市工作；1946年4月后在军队院校学习，后担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政治主任教员等工作； 1977年9月转业，先后在大连水产专科学校、大连铁路学院、辽宁师范学院担任领导职务；1983年离休。

伪满“建国大学”(以下简称“建大”)是日本侵略者自诩为有成效的“民族协和”教育的典型。

我是“建大”的四期生，1941年1月入学，1943年12月前期毕业，1944年2月转入后期学习，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垮台为止。现在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揭露批判日本侵略者在“建大”的殖民地教育，并介绍中国学生对殖民地教育的斗争和参加“勤劳奉仕”的情况。

一、“建大”与其他大学的不同处

日本侵略者经过多次的研究和讨论才决定在伪满洲国建立“建大”的。它是日本侵略者直接控制的，由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任学校总长。这在伪满是独一无二的。学制为六年，分前、后期各为三年，毕业后经过“大同学院”半年的特殊训练后，任命为荐任官——高等官。其他大学的学制为三年，毕业后任命为委任官。这是以“高官”为诱饵。它全部是官费学习，包括教学书籍、被褥、服装、鞋帽、医疗费、伙食，另外每月还发5元的零花钱等等，这又以优越的待遇为诱饵，培养学生的优越感。仅从以上三点特殊性就可以清楚看出日本侵略者建立“建大”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为其服务的“高等”奴才或鹰犬。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都受过些中国教育，从九·一八事变中目赌过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的罪行，从中国同胞们所处的亡国奴的现实生活中，以及入“建大”后阅读进步书刊中受到的启发，很快地认请了日本侵略者建立“建大”的真实目的，从而增强了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反满抗日的思想和行为日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所以在“建大”学习的各个方面有着对殖民地教育的抗争。这也是“建大”的另一方面的特殊性。

二、我入“建大”之初的见闻和感受

我入校后分配在十六塾居住和学习，塾即是学生的宿舍。我走进塾内的左侧一看，一进门的西侧就是两排“三·八”步枪和刺刀、子弹盒，左右的小屋为置物室，再往里一走是两排大床，上面铺着日本的草垫子，可睡上30个人。塾的右边是自习室，四张书桌对面放着，共有八组，上面有个电灯。其后，指导学生(有中、日先期生各一名)领全塾学生到供应部门去领被褥和服装，回来由指导学生做示范动作，告诉如何叠法和摆放在什么地方。然后指导学生领着我们到校内走了一圈，看了食堂、教室、图书馆和“养正堂”(实际是武道训练场)。回塾后，日本的指导学生说，我们和你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如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可以及时来问。这时塾头(即是舍监)也说，塾就是你们的家，我就是你们的家长，今后咱们和睦相处，你们要听我的管教。他们讲话很简短，但是很严肃吓人。尤其那个日本指导学生面孔阴森可怕。当时，我心中暗想这不是进入“兵营”了吗？这里也不是军官学校，为什么常备着步枪呢?今后就要在日本人的监督下生活了。这是自己忧虑之处。

另一方面，由于父亲是铁路司机，一到五十岁时就被免职了，父母多年来由姐姐家奉养，我寄居在叔父家念书。我从国民学校毕业时，连考师道大学都供应不了。所以我只报了官费的“建大”，侥幸地考取了，今天看学校又供应了这么多的东西,自己也暗想今后可以不依赖别人念完大学了,内心也觉得很喜欢的。

晚间休息时，原哈尔滨市第三国民高等学校毕业考入建大二期的三位同学肖春浦、马镇山、宗恩吉先后来看我，他们都对我考入“建大”表示庆贺。有人就直接了当地说：咱们可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啊，看看咱们的同胞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来“建大”学习不是为了当“高等官”的，而是为了学习今后能够用得上的知识和本领。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和锻炼，你想看点什么进步的文艺作品可以到我们那里找找有什么可以看的。这样内容的话，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他们说话的含义，我心中是非常明白的。我心中暗想，在“建大”学习四年的学生竟有这样的思想，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惊，对我教育感受很大。

周六晚间的欢迎新生的晚会上，中国的上级同学们唱的歌有“大路”、“我们是开路的先锋”、“满江红”等歌曲。在听到“大家一起流血汗，为了活命，哪管日晒筋骨酸，合力拉绳莫偷赖，团结一心，不怕铁滚重如山……自由大路快筑完”，“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地面的山峰……炸倒了山峰，大路好开工……轰、轰、轰。”这些歌词太激动人心了。我心中暗想这两首歌不是规定为禁歌吗，为什么“建大”的学生敢于这样公开的大唱呢?过去我虽自学过“满江红”的词,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因此当听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歌词时，我的全身激动了，唤醒了我复仇报国，收复中国的大好山河的决心。

注：日本人培养大学生真是舍得投入啊。

三、塾的生活与学生的思想状况

学校副总长作田庄一说：“塾是学生修养的道场，同时又是日常安居的家庭。”《建国大学塾纲领》规定“塾是在起居之中领会建国精神的真髓，培养为弘扬建国精神而不惜身命的觉悟和信念的道场。”前期各塾都配备一名塾头，都是高等官或教授，负责塾的全面管理工作。由此可见，学校把塾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塾每天的主要活动有那些呢？早五时听到大鼓声起床，整理内务，打扫室内外的卫生。洗漱完毕，由塾值班带队参加校早礼仪式，升日、伪国旗，唱日、伪国歌，向日、伪皇帝遥拜，做自编的“旋转乾坤”的体操和跑步，如有事由校值周通知。其后，回塾静坐十分钟后到自习室奉读《天皇敕语》或《访日回銮训民诏书》，然后自习。

每日三餐都有一套礼仪，饮食前齐诵“谢恩歌”，歌词大意是：餐食五谷应虔诚感戴天照大神之恩赐，并当恩谢世人耕耘之收获的辛苦。餐毕齐喊“丰盛的美餐吃足了!”每次出入食堂时要敬礼，因为食堂的正中供奉着天照大神。

每天除上、下午上课和训练外都在塾内生活。晚上在自习后，由塾值班点名，向指导学生报告，指导学生或塾头有时训话。其后各自跪坐在睡觉的草垫子上静坐十分钟，完毕后各向自己家乡遥拜，互道就寝休息。

塾的生活还要参加全校性的一些活动。每周一要去建国忠灵庙(在学校附近)参拜，在春丁和秋丁去孔庙祀孔，在伪满的建国节和访日回銮宣诏书日也要纪念。对日本的万寿节、纪元节，天长节和明治节也要举行仪式等等。

我们每天在日本侵略者的监督下过着日本的生活方式，并做着许多违心的活动。对“建大”塾的活动，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还是做了一定的抵制的。他们在各种遥拜时，心中都在暗想：“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在饭前饭后齐诵中嘴随便动动，嘟嚷几下就过去，心想连饭都吃不饱，还说什么美餐!感谢他妈的什么天照大神!日本人的吃穿用都是从中国掠夺的。在早晚静坐时，中国学生在国亡家恨的处境下，心能静下来吗？而是各想各自的心中之恨。我在参加读书小组之后，每当此时就背诵小组的誓词。最令人不好过的是塾头要求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要写自己的感想和体会。在“建大”的环境中能够写自己的真实思想吗？如果真写出来早就把你抓为“思想犯”，送你到思想矫正局去矫正了。抓思想犯，只有伪满有这样的法律。所以每天的日记只好胡编一些身边的小事来应付差事。有一次，我坐在大树下看见一些大蚂蚁(实际是蚍蜉)啃树皮。我突然想起“蚍蜉撼大树谈何容易”的成语。我在写日记中就在蚂蚁啃大树的下面又加了几句：我本想站起来一脚把蚂蚁踏死，一想人是万物之灵，就不忍心用脚踏死蚂蚁，而用树枝把蚂蚁拨弄散开了。我的真实用意是以此寓意日本侵略者想吞并中国就是蚍蜉撼大树。其后塾头在看完日记后把我找去谈心，开始把我吓了一跳，以为写的日记出了问题。在交谈中不曾想塾头却赞扬我说：你对蚂蚁的态度是对的。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忍为高”和“和为贵”么，今后对待什么事情都应当要忍要和为好。他这么一说更令我害怕了，认为他明白我写日记的寓意了。其后，我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曾想以后对我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知道塾头是真不懂，还是装着不懂，还是对我是以观后效呢。后来由于他不担任我塾的塾头，我才逐渐地消失了这个担心。

塾头多次在训话中讲过：“建大”是你们很好的学习地方，一定要认真学习学校授予的课程，不要看杂七杂八的书。但是中国同学从入校后就通过同乡或同校的上级同学借看一些进步的小说和书刊，并且在相互要好的同学中传阅。为了防备塾头的检查，总是将这类书刊放在自己随身背着的书包里，睡觉时也是把它放在一头沉的书桌的最下面。

校方要求路过“建国忠灵庙” 时必须敬礼。此处有为伪满建国死去的日满人的牌位。这真是莫大的耻辱与嘲笑。中国同学来往该庙时经常是扬长而过。有个塾头叫寺田刚的，在星期日晚八、九点钟躲在暗处查看，看见有一名中国学生路过该庙时未行礼，他把这个同学叫住打了一个耳光，并训斥了一番。其后中国同学为了避免塾头暗查，就从学校北边的小道，沿着南湖边来往着。宁可多走十几分钟路，也不向该庙低头。

我们四期生入校后，同学们就纷纷主动地从上级生找到进步的歌曲，由识谱的同学利用下午休息的时间来教唱“满江红”、“毕业歌”、“在松花江上”、“我们是开路的先锋”等歌曲。学好后，我们在塾的座谈晚会中，就是有日本指导学生和塾头在场时，也毫无顾忌地放声高唱这些歌曲。当时，这些进步的歌曲对我们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勿忘祖国都起着激励的作用。

塾这个“修养的道场”并没有使中国学生领会“建国精神的真髓”和成为“弘扬建国精神而不惜身命”的人，却成了抵制“建国精神”和神道、皇道的战斗者。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些中国学生曾受过中国的教育，通过学习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并目赌着自己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现实，怎能相信塾的宣教：什么满洲是王道乐土、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以及感戴天照大神等等的欺骗宣传呢!

四、教学安排与我的学习态度

“建大”的教学课程是很多的。前期有：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作业训练、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第二语学等等。后期有：共同训练四种，基础学科八大学科，共30论，专业学科以经济科为例有五大学科，共26论。教学课程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为训练课程，二为学科课程。训练课程有：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包括：剑道、柔道、合气武道、弓道，每人在全面一般学习后，应专学一门)和农事训练。学科课程以经济科为例有：一、一般科目，如经济地理、经济史、经济思想论、经济统计论、经济学论；二、国民经济科目，如生产论、分配论、财政论、东亚经济论等，这是以伪“满洲国”为主之东亚为对象的；三、国民经济论科目，如开拓论、通运论、配给论、保险论等。四、世界经济论科目有世界经济讯论、世界经济发展史。五、补充学科是学习政治科和文教科中之一定科目。

从以上对教学课程的简要的列举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日本侵略者为它服务而培养“高等”奴才或帮凶所必须设置的教学课程。对此，中国学生采取怎样的学习态度，是如何抗争的呢。

我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确定了如下的态度和对策：

(1)自己认为将来有用的就学，并要好好地学。自己对什么是有用的课程，在认识上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我对武道训练是不感兴趣的，采取应付和混的态度。通过上级同学的开导，认识到应该利用“建大”这个场地和有利条件好好学习，一则可以掌握武斗的技能，二则可以锻炼身体，将来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于在认识上的转变，对武道的学习认真起来了,也免得在柔道中被摔和弓道中被打了。另外，我对马术是非常感兴趣的。自己认为如同日本打起来，马术在快速进攻和通讯联络等方面都是特别重要的。因此对马术的学习，虽然每次需要走十多里路去孟家屯的日本兵营练习也感到高兴。开始练习时，常从马身上摔下来，后边的骑马又从自己的身上跃过去，真是又痛又害怕呀。练习后还得刷马和抠马蹄子中的泥土等，也是累得很。但一想到学习骑马的目的就愉快和不累了。

(2)自己认为无用的课程就不学习或想办法逃避学习。如副总长讲的修身道德和“建国精神”，以及其他教授讲的什么神道和皇道等的欺骗说教就不学习。对这类课程的态度，中国学生都早去教室坐在最后边或较后边，让日本学生坐在前面，这样自己可以偷偷看一些革命的书籍。

另外，这类课程是不考试的,也为我们偷偷看书造成有利的条件。有的同学还不来教室听课,而到附近的树丛中去看书。

(3)有的课程作为常识性的了解。如前期的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等，后期的经济地理、经济史、分配论、通运论等等，这对扩展知识面和了解日本统治者的经济理论也不无必要。有些课程中要考试,就得学习认真些，但只求及格.对不考试的就可以马虎了。

五、日本宪兵队的大逮捕和学生的读书进步活动

1940年12月30日前后，日本统治者对反满抗日人土进行了全东北的大逮捕。即所谓的“12·30”事件。日本宪兵队从“建大”的一、二、三期的中国学生中逮捕了18名。这对校方和学生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因此，副总长作田庄一引咎辞职。从关东军派来一名退役中将尾高龟藏任副总长。他是张鼓峰事件的日本总指挥官。我清楚地记得，在全校师生欢迎大会中，他大讲今后的治校要求。在讲话中他突然厉声喊着，并手指中国学生李××，说：你为什么跪坐的姿式那样的不端正，太不严肃和认真了。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顿。我心中暗想这个东西来了就来一个下马威!

他的治校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贯彻“建国精神”、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要守纪律，严守校规，安心好好学习。在这个欢迎会上，还有一名副教授做了九·一八事变经过的报告。他抹杀事实真相，胡编侵略有理。欢迎会给人们的印象是今后要实行高压政策了。实践证明正是如此。

听说尾高副总长来校以后，召开各种会议大讲正肃校规，要加强管理，要监控非法读书活动。有的教授不满军人治校而自动辞职，有的被尾高免职。此时，各塾的塾头也常在塾内留宿，找学生谈话，问这问那，加强监视和暗查。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生之间的交谈是减少了，私传进步书籍更谨慎起来了。但是，在沉寂一段时间后，中国学生并没有被大逮捕所吓倒，更唤醒了对侵略者更大的愤恨，更增强了反抗的意识。各塾的同学读进步书刊的活动，不但活跃起来了，而且有组织的进行了，上期的同学到下期去串联和帮助，在各塾中几乎都有读书小组的活动。第四期生还将一个年级中三个塾的读书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读书会”。

现在，将我参加读书小组的经过和活动情况介绍一下。我1941年1月入“建大”学习。第一学年只是从二期生三位同学(原哈市“三高”的上级生)借一些小说[书籍]看看。如《春》、《秋》、《家》、《八月的乡村》、《彷徨》、《呐喊》、《三民主义》、《中国社会问题论战》等。从中受到一些启迪，增强了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第二学年开始后，二期生的老同学来告诉我说，宪兵队抓了一些中国学生，校内的风声很紧张，今后我们之间的来往要谨慎些，你可以多同指导学生(指中国人的)多联系，免得塾头怀疑。其后我找指导学生贲长铭谈了自己读书的体会。他鼓励我再多读点进步的书就更好了。有一天同塾的王振堂(哈市二高毕业的学生)同我商量，咱们找几个要好的同学组成一个读书小组，大家从各个方面找进步的书籍，再相互传阅，阅读完了之后再到一起交谈一下自己的体会，你看怎么样?当时我就表示赞同。不久，他又来对我说，经过联系咱们塾的赫崇余和孙景熏也赞同我提的办法。这样咱们的读书小组就由四个人组成了，赫崇余认识的同学较多，就由他担任组长吧。对此我也赞同。王振堂还说由于“12·30”事件后，学校对中国学生监管很严，我们要少搞些集体活动，可个别接触交谈个人的读书心得体会，对传阅的书籍要很好保管。事后我才知道，我们的读书小组是在新来的指导学生贲长铭的指导和帮助下组建起来的。

读书小组组建后不久，王振堂交给我一个誓词。它的大致内容我记得是：“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后代。自从日寇侵占东北以后，我们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尽日寇铁蹄的蹂躏。看啊!大众的鲜血染红了锦绣山河；听啊!中华民族的吼声震动了万里长空。现在日寇还在侵占中国的大片土地，并要灭亡中国。我们有热血的青年一定要担起救国的责任，解放我们的同胞，解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日寇驱逐于鸭绿江之外。光明即将在祖国大地呈现。”王振堂告诉我背会后立即烧掉。我背会了誓词之后，每天在晚间静坐的时间里，于心中默诵着读书小组的誓词。

读书小组除了个别接触交谈读书心得外，还举行一次纪念抗战五周年的会。由于7月7日正值放假，故推迟到九·一八那一天在“建大”附近的小树丛中召开。记得首先向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然后由孙景熏做主要发言，他介绍了当时的中日战争的情况，讲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和中国青年的使命和决心。其后大家也谈了自己的体会和决心。

读书小组成立后，由于大家分头去找书籍，收集到的书也就多了。当时我们争分夺秒地看书，不仅在教室中偷看，有时也逃课跑到小树丛中去看。记得我看过的书有《腐蚀》、《子夜》、《新生》、《灭亡》、《毁灭》、《大众誓言》、《贫乏物语》、《建国大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义论》、《社会科学十二讲》等等。通过阅读这些书籍，不满现实生活的热血在沸腾，向往直接参加祖国抗战之情在增长着。其后，有一天，我们四个聚在一起议论起来，是在这里继续读书呢，还是去抗战的前线大干一场呢?对此，三个人主张后者，一人主张前者。主张前者的理由是：在“建大”可以看到许多进步的书籍，可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同时在同学间可以扩大宣传，这块阵地不应放弃，一旦中国打回来还可以里应外合。主张后者的理由是：这里虽然能够读些书籍，这只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每天提心吊胆的，弄不好，说不上那一天就被宪兵队抓去，那时什么也别想干了。彼此争论一番，各说各的理由，谁也不能说服谁，人各有志嘛，不了了之。

我们读书小组的同学也都能利用寒暑假时间，用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对中学的同学、同乡和亲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讲九·一八事变后屠杀人民和义勇军，实行粮食配给制，强迫农民交出荷粮，强占农民良田建立开拓团等等。他们对我们的宣传是信服的，同时也燃烧起他们反满抗日的怒火。1944年初寒假期间，我和几名同学自愿参加去各地工厂、军队放映电影的慰问。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情况。我的讲法表面是鼓励要有信心，实际上介绍日军的失利情况。如在鞍山某高射炮部队讲美国B29飞机常来袭击东北，就是欺负我们的高射炮射程打不着它，但要相信我们一定能制造出能打着它的高射炮。现在美军虽然在太平洋战场上夺回去一些地方，当时我列举了一些地名，但这是美军的最后的垂死挣扎。在我讲完之后，我在哈市“三高”的同学史增寿，当时他在这部队当国兵，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同学讲的内容，使我们知道战场上的一些真情，你讲的意思我们是明白的。不过今后要注意一些为好，人家会认为你在做失败的宣传呢。”我听到老同学的关心的话感到非常愉快。

有一天，我同赫崇余交谈。我问他，你去祖国有引路人吗?他说没有。我说我有一个表姐夫是小学教师，在大逮捕中，宪兵队曾去他家抓过他，但他跑了，听说跑到关里去了，表姐现在沈阳住可能知道。赫说可以请假去问问嘛。于是我去表姐家说明来意，表姐说等你放寒假来时再说吧。我回来后将这一情况同赫说了。赫说这不太有把握，咱们还是各自多方联系吧。在寒假前，我到当地的警察署以去北平观光为理由，开出了一张出国证明。放寒假后从姐姐家准备一些钱，告辞了姐姐(她支持我去祖国参加抗战)去找表姐。她告诉我表姐夫现在河北南宫工作，她的出国证明还未办下来，让我先去保定找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学生，让他通知表姐夫去北平的一个学生那里等他。这样，我就到了北平。由于我的出国证明只开到北平，为了去保定就冒着风险又模仿字体在出国证明上又加上保定二字。我到保定后通过那个人通知了表姐夫后，我又回到北平等待他们的到来。几天后表姐和表姐夫都来到北平。表姐夫知道我找他的来意后，对我说：我现在就要到大同去工作，我们全家行走，再带上你一同走很不方便，也有很大的风险，等我们到大同工作安定后再通知你。好在你在“建大”还有进步的书籍可以看，暂时就回去吧。在这种情况下，不给他们添麻烦，我只好返回学校。其后，我接到表姐从大同某小学校来的一封平安家信后，再未接到他们的来信。“8·15”光复后，听说表姐夫在解放军任教，建国前因病逝世了。

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感到当时未能跟他们走成，实在是一件憾事。

1943年春一开学，就没有看见赫崇余和孙景熏回校，“8·15”后才知道他们跑到重庆去了，赫当了军官，孙在高崇民处工作。我们小组只剩下两个人了。贲长铭告诉我们，今后读书小组的工作由三期生王国柱具体指导。其后，王国柱带来两名下级生参加我们的读书小组的活动。由于有些同学在寒假中去处不明，学校的空气又紧张了一阵子。我们的读书小组只是传阅一些书籍，也没有集体开过什么会。1945年开学后，我被指派为前期第八期十一塾的指导学生。我认为这是帮助下级同学的好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两位同学民族意识很强，在同学间较有影响。我动员他俩分别组建读书小组。可惜，4月初我们四期生就派到公主岭飞机厂去“勤劳奉仕”去了。日本宪兵队用大逮捕镇压爱国人士，学校以整肃校规和严加监控的高压政策统治学校。从1942年至1944年从第四期生中又逮捕了斐世扬和张权等九名同学。但是，中国学生并没有因为大逮捕和高压政策所吓倒，读书组织继续在发展和壮大。在指导学生和上级生的帮助下，五、六期的各塾的读书组织得更加积极和隐蔽而灵活。其后，听说“建大”的学生前后因在“建大”无法活动等原因去祖国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的有31名。以聂长林为首的读书组织有几个同学在去祖国之前，以“东北抗日救国团”的名义写了不少传单和标语在长春的闹市区散发，有的还散发到伪满国务院的“八大部”的门前，搅得日本侵略者终日不得安宁。

六、“勤劳奉仕”的情况

“勤劳奉仕”翻译为中文就是勤劳效力、勤劳奉上或勤劳奉献。说白了就是强迫的无偿的劳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弄到东北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它的实权掌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通过伪“满洲国”来发号施令。他们在教育方面不仅用奴化思想宣传教育东北人民，使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和“良民”，还用冠冕堂皇的名义——“勤劳奉仕”来利用东北人民的劳动力。可见“勤劳奉仕”纯粹是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卖力的。

1940年前伪满洲国在国务院中新设立了一个部——“勤劳奉仕”部，指挥和部署东北的“勤劳奉仕”工作。首先，每年将征兵中检查不合格的人员,当时一般人称之为“国兵漏子”，编为“勤劳奉仕队”，分配到各地从事一定时间(至少一个月)的繁重劳动，政府只供给食宿。从1942年开始为了利用在校的学生作为劳动力，在大、中、小学校中也实行了“勤劳奉仕”制度。中小学校“勤劳奉仕”的劳动时间较短些，大都在学校附近，早去晚归做些临时性的劳动。各地大学的“勤劳奉仕”是集体活动，在时间上每次至少一个月，各学校的劳动地址和劳动任务也有所不同，劳动的强度也是很大的。

我在伪满建国大学时，共参加过四次“勤劳奉仕”。

第一次“勤劳奉仕”在1942年6、7月间，当时全校共有五期的学生，除一期生即将毕业外，其余二、三、四、五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地址为吉林省东宁的森林地区，任务是修筑汽车公路。

第二次“勤劳奉仕”在1943年6、7月间，三、四、五、六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地址为黑龙江省霍龙门的森林地区，任务也是修筑汽车公路。

第三次“勤劳奉仕”在1944年间。我们第四期学生去的地址为吉林省永吉县金珠火车站附近，任务为扩建哈大公路，即从哈尔滨至大连的汽车公路。 其他各期学生去的地址记不清了。

第一、二、三次“勤劳奉仕”的劳动时间均为一个月多些。

第四次“勤劳奉仕”在1945年4月初至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我们第四期的学生去的地址为吉林省公主岭市附近的飞机制造工厂。我和另一位同学分配在一个组装车间进行劳动。其后，让我们领着从开原和昌图国民高等学校来的两个班的四年级学生一起劳动。听说第五、六期的学生也参加了“勤劳奉仕”了。有的去沈阳飞机制造厂劳动。

现将各次“勤劳奉仕”的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具体的劳动情况。在森林地区就是砍伐森林和修筑汽车公路。就是先用锯在松树的下根部横锯一定的深度，再用利斧在根部的上面砍下一定的斜侧面，然后，用粗大的绳子挂在树的上端，在其左右侧面用人力将松树拉倒在地。待形成一定的距离时，再集中人力清理树根，将树根拉出来。其后，就是平整路面和用圆木桩子(有二人的，有六人的)打压路基，路基的打压以能通行汽车为标准。在公路的一定距离处还要修筑一个能容纳三、四辆汽车的暂停留处，以便汽车能对开过去。这些劳动完全是人工操作，每天消耗的体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森林中每天很少受到阳光的照射，总感到阴森森的难受，在风雨天更感到凉嗖嗖的。霍龙门地区位于北纬50度左右和兴安岭的高原地带，六、七月间早四点来钟太阳就出来了，晚上九点多钟太阳才下山。因此，我们的“勤劳奉仕”在五点钟就出工，晚七点来钟才能收工，劳动一天下来是筋疲力尽，吃了晚饭就想睡觉。有的同学讽刺地说：这个鬼地方真是使用劳工的“好地方”。在金珠火车站附近的“勤劳奉仕”则是另一番情况，晴天时在强烈的太阳照射下劳动真是闷热难熬，每天尘土飞扬，汗流浃背，满脸上和耳朵中都是灰尘，下工时就变成一个泥土人了。

当时公主岭市飞机制造工厂是生产“敢死队”使用的小型战斗机。所谓“敢死队”即当知道有空袭时，它就飞上高空等待对方飞机的到来，一旦发现有对方飞机来到时，就从高空冲向对方飞机而同归于尽。这种飞机外壳是铝板，内壁是木制的，成本较低。我所在的组装车间就是做铝板间的联结的劳动。即一个人在飞机框架外边用电钻将两层铝板打通一个小孔，放上铝钉，由一个人在内部用铁块顶着铝钉，外边的人用电锤再把铝钉打平而固定起来。一架飞机铝板间的联结工作，真不知打了多少铝钉才能完成。每天就是做着这样单纯的劳动。我们还有另一部分人在这个车间做套环同铝绳的联结劳动。即把铝绳套在套环糟内，再将铝绳分开小条用编织的工艺，把铝绳同套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样的铝绳同机翼和机尾相连，是飞行员控制机翼和机尾的动作。这种劳动也是极其单调而死板的劳动。由于这个车间整天总是电锤叮叮铛铛的燥音极大，震耳欲聋令人烦燥难以忍受。

这四处的劳动任务都是军事工程，都有日本兵的监督和严格的质量检查，如发现质量稍有不合格的地方，不是挨申斥，就是进行返工。在金珠地区是住在老百姓家中，还可以看看书或玩玩。在东宁、霍龙门森林地区和金珠地区修建汽车公路过程中，中国的学生们都希望天下雨，这样可以不出工了，可以休息一下。不过在森林地区是住在自己架起的帐篷里，一遇到下大雨时，帐篷内就下小雨。一则要躲雨，二则要用盆来接雨，被褥弄得湿乎乎的，几天都不好受。可是，在公主岭飞机厂“勤劳奉仕”中不论有多大的风雨天也得顶着风雨去上工，虽然我们都有雨衣，裤脚处的衣袜和鞋子还是都被雨淋湿了。到工厂后即使拧出雨水，裤脚处的衣袜和鞋子还是湿漉漉的。

“勤劳奉仕”的食宿情况。首先，讲一下居住的情况。进入森林地区是没有老百姓的，没有现成的房屋可住。每到一处要在劳动的附近地方找到一处较平坦的地段架起帐篷。这要砍去杂草和林木，用细圆木或树枝子作底层，上面铺上毛草，放上行李作为休息和睡觉的地方。东宁地区森林中各种蛇类较多，有时蛇钻进帐篷内，首先发现的人就要惊呼打蛇，大家就得忙乎一阵子，如在夜间发生这类事，这一夜就很难入睡了。白天还有一种马蜂子，它比蜜蜂大一倍多，是专叮马的蜂，尤其好叮马的鼻子。马要是拴在树上时，马就往树上将它碰死，在行军过程中马就猛叫暴跳和向前跪，拉马的人是很难控制的。如果马蜂子叮在人的身上，立刻就起一个大红包，疼痛难忍，用药后也得几天才能消肿。在东宁和霍龙门森林地区都有满天飞舞的小黑虫，俗称“小咬”，得用树枝或毛巾挥打它。挥打一下，暂时没有了，不一会儿又很快地聚集在一起来袭咬人。小咬叮在脸上、脖子上或手臂上，虽然不太痛，但非常痒痒，用手一挠就红一片，更是痒痒得很，非常烦人也无法防御。后来我们看见日本兵的战斗帽的左右和后面都有半尺长的布条子，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小咬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好用毛巾勤挥打了。

我们再从饮食情况讲一下：当时伪“满洲国”已经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度了。城镇的中国人的粮食配给是不够吃的。我们在“勤劳奉仕”中配给多少粮食不清楚。每顿饭到伙房领取定量的饭菜总感到不够吃，在森林地区中个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记得有时只吃用燕麦做的饭，燕麦本来是日本兵喂马的饲料，人吃燕麦饭到口中滑溜溜的，很不好咀嚼，到胃里也不好消化。有时用大豆和高粱米或大米在一起做成饭，大豆煮的也不熟，也是不好消化的。至于蔬菜的供应由于运输困难更是稀少，菜中的油也是很少，吃咸菜的时候是较多的。吃这样的饭菜，每天劳动强度又是那样的大，当时同学们都在青壮年时期，所以在收工前都感到很饥饿。由于居住条件和饮食条件很不好，有不少同学患营养不良症，患腰腿痛、腹泻和感冒等病症。当时因缺医少药，患了病的人一时很难好转。在森林地区只好硬挺着，希望早日结束“勤劳奉仕”回学校去治病。有的人也因在“勤劳奉仕”中患了病，中途休学回家去治疗。

（采集时间：2000年6月10-27日。地点：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