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风波”答问录 

编者按：这是发生在半年多前的一场小小的争论，后来几家报纸作过报道。本报今天向读者介绍事情的经过及有关各方的意见，并且愿意继续为更多的同志参加议论提供一点版面，共同探索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今年１月１３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出席座谈的有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三位同志和蛇口近７０名青年。对这个座谈会，新闻媒介曾广为介绍，至今余波犹存。尽管对这次对话褒贬不一，有一点却是共识：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风波的本身。

笔者（曾宪斌）于７月上旬和中旬，分别在北京和深圳，采访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袁庚等各方有关人士，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请他们各抒己见。为使读者得到客观、公证的事实，笔者将采访的答问实录分几个问题报道如下，其中的是非曲直，读者自会判断。

这次座谈会是“突然发难”吗？

问：不少报刊在报道这次座谈会时，说三位报告员“认为这次座谈会上有的青年‘突然发难’，把座谈会开成辩论会”，并且“把会议引向邪路”，实际情况如何？

 李燕杰：说这次座谈会有点“突然袭击”，我想不过分。当时蛇口区请我们参观浮珐玻璃厂，根本没有提要开什么座谈会。据说这会是蛇口区团委主持的，可是当天陪同我们参观的市团委书记也一点不知此事。直到吃了晚饭，说是请我们去坐坐，却看见“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的海报。我想这至少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几个为了不让青年人坐蜡，就进去了。

荆跃（招商局蛇口培训中心副主任）：在座谈会前两天，我曾向燕杰老师提出过，到蛇口后与青年们见见面，他没有表示反对。

谢鸿（蛇口区团委副书记）：当时我们团委是受培训中心的委托组织这次座谈会的。至于几位老师会前知不知道，我想并不重要。既然是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和青年见见面，谈一谈，不是很正常的事么？至于说有意准备好要为难几位老师，这是绝没有的事情，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参加座谈的青年，包括发言的几位青年，都是自发而来的，二是我们连录音也没有准备，就是为了让气氛随便些。

 曲啸：开始是谢鸿主持会议，请李燕杰和我谈了来到深圳和蛇口之后的感想。我和其他几位来深圳、蛇口时间都很短，感受最大、最深的是巨大的变化。深圳由几年前只有２万人的边陲小镇崛起为几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１９８０年工业产值是６０００万，而现在是５７亿６千万。这证明了党的特区政策的正确，反映了特区劳动者的功绩。我和燕杰同志为特区建设者感到自豪，特别是为特区的青年人感到骄傲。就这样，燕杰谈了“美的风光，美的心，美的山河，美的人”，我赞美了特区青年不是断了线的风筝，而是腾飞的银鹰。我现在也不明白，这样说有什么不好，怎么就叫空洞？

彭清一：曲啸老师发言后，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开始气氛还算平稳，后来我们的发言经常被打断，我看很不正常。

 谢鸿：其实类似这样争论起来的座谈会在蛇口是司空见惯的，比这更激烈的也有，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温元凯来到这里搞了一次对话，那辩论的程度比这次要历害得多，可大家都习以为常。这里的青年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并不是要跟哪一位过不去。而三位老师的观念有些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多提了几个问题是毫不奇怪的，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事后大家都议论说，这几位老师可能是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会上争论了哪些问题？

 问：在这次座谈会，究竟在哪几个问题上发生了观念上的冲突？

曲啸：首先争论起来的是关于淘金者的问题。我在发言中确实提到，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我认为这就是极少数的淘金者。《蛇口通讯报》用了一个显赫的标题：《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而我现在也不承认，我的观念在哪里陈腐了。我认为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并认为特区不欢迎这样坐享其成的淘金者，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彭清一：有位青年说：“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美国是美国，怎么能和我们特区相比呢？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

李云忠（蛇口招商进出口贸易公司青年）：曲啸他们在这里谈“淘金者”肯定没有市场，当时在会上我就讲了这样的意思：我们到蛇口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如个体户开餐馆，他们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我很赞赏《蛇口通讯报》一段话：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浇铸。

余昌民（蛇口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我们对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

郭海燕（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外国青年研究室主任）：我随几位老师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我认为除了“淘金者”问题外，个别青年在几个方面就是有明显的错误言论。如有个青年说：“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自由，山高皇帝远嘛！我骂你们几句，也没有会来管我的人，我的香港老板更不会炒我的鱿鱼。你们说要为祖国做贡献，我自己流血流汗赚的钱就应该我自己享受，为什么要给别人？”更有位青年说什么：“报上那些宣传我们非常反感，说什么深圳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有什么中国特色？深圳的特色就是外国的特色！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城市构造、它的企业经营方式，完全和外国一样。有中国特色，就说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要编造出一个中国特色来。”

魏海田（《蛇口通讯报》记者）：除此而外，还可以列举３个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有位青年教育专家认为应大力提倡“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而蛇口青年认为“左”的阴影徘徊下的颤（忄栗）不应赞扬。在目前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应当承认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鼓吹那种无端占用他人劳动的“左”的残余。二，曲啸认为，“在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我看到难受”为什么会这样，曲啸说是“我们落后”，蛇口青年认为这个回答太表面，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而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是落后的表现。三，曲啸可以用“点燃人们心灵之火”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感情，也应允许蛇口青年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不能随便给蛇口青年加上一顶“不热爱祖国”的帽子。

名片插曲和“材料”是怎么回事？

问：据报道，在“激烈争论中，一位赫赫有名的教育家显然不习惯这种座谈方式，对质问他的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引起与会青年的笑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名片。”会后，以“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名义起草了一份材料，认为与会青年有“较为明显的错误言论”，“整个气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那个递名片青年的名字也被上了“材料”。事实究竟如何？

彭清一：问名字的是我，不是“赫赫有名”的李燕杰。因为第二天我要应邀到深圳演讲，我认为这位青年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就问他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允许我明天讲他的观点。这就像两人谈话互相询问姓名一样，很正常的，怎么会是质问呢？

郭海燕：那份材料是有，我写的，有什么责任完全由我来负。当时我为李燕杰等几位老师不平，特别气愤。正好深圳市团委书记请我帮忙写一个会议纪要，我就起草了这份《“蛇口座谈会”始末》，并点了那位递名片的青年的名字，但根本谈不上扩散，只是上报主管业务部门，这是正常的工作汇报，没有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当然，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魏海田：在那种气氛里用那样威胁的口吻问人家“敢不敢把姓名告诉我”，能说是正常的吗？作为目击者，我们感觉至少是不能平等待人，平等对话，而是居高临下，以教师爷的身份对不听话的学生的呵责。更为令人费解之处，是他们在会上表示“我们很满意你们的诚恳、直率，通过你们的信息反馈，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进行研究。至少以后不会刚到一地不深入研究就随便发表意见。”看上去很理解青年，而１３日开的座谈会，１５日就以“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出那份完全否定蛇口青年的所谓“材料”。以后又在各地的演讲中屡次把蛇口青年作为反面教材拿出来批，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气愤呢？

张梦飞（《蛇口通讯报》总编辑）：老实说，当初没有打算报道这件事，因为争论在蛇口的确很寻常，不值得。但第二天曲啸在深圳市演讲，专门用一段话来贬损蛇口青年，电视也放了，以后又冒出那份不那么光彩的材料，我们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维护蛇口青年的荣誉。报社年轻记者魏海田、王克朴正好参加了座谈会，提出了报道设想，才开始报道出来。

对这次座谈会应如何评价呢？

问：从《蛇口通讯报》２月１日初次报道这次座谈会以后，海内外先后有多家报纸刊物作了报道或转载。一些文章说：“这次座谈会标志着过去那种‘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已告结束”，“青年已不再迷信权威”，“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和观念都要更新”。对这次座谈会及其有关的报道究竟应作何评价呢？

 袁庚（蛇口招商局董事长）：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梁宪（蛇口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经理）：这场冲突就我看一点也不能避免。双方的观念上的差异太大，连一些习惯用语、术语都各有一套。我看曲啸等人对商品经济的东西显得很陌生。你不懂商品经济以及价值观，到蛇口这个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地方来，又怎么能和青年人真正沟通和对话呢？

李燕杰：座谈会以及有关报道出来后，我对此一直比较沉默。有人奇怪。我还是在那次座谈会最后所表的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什么沉默？有三条：一是宠辱不惊，风风雨雨见多了，我写了这么两句自勉：“宠辱不惊，看座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碧空云卷云舒”。二是实在太忙。你说我们的观念陈腐，可现在全国各地，包括广东、深圳发来的请柬有１０００多封，排都排不开，要是观念陈旧，早就给轰下台去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哪一件不要时间和精力？三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特别相信青年有能力分辩是非。我们认为深圳和蛇口的大多数青年是好的，那几个蛇口青年代表不了他们。这半年我们收到许多青年来信，有的打抱不平，政法大学的学生还找上门来要当我们的律师，打官司。我谢绝了。尽量不采用“打官司”的办法，我从来就没有整人训人的秉性。至于说我们搞“我讲你听，我打你通”，对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扣帽子”、“打棍子”，我认为没有根据。我是最早反对压服式的教育方法的。我一贯主张对青年一代要做到深入、信任、理解、爱护。《蛇口通讯报》说蛇口青年不想听我的“传道、授业、解惑”，我想，作为这次座谈会主办者之一的该报记者应该清楚，是我们主动去那里“传道、授业、解惑”的呢，还是你们采取什么作法把我们请去的呢？

 我们这些年来，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事业，对得起青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三位都不是为了图名图利干青年工作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专业，我是教授，曲啸是心理学家，彭一清是著名艺术家，要图名谈不上，图利更谈不上，我们先后作了几百次报告，有谁要过一分钱？为了钱，我随便出去讲学，一次上百元不在话下。我们年纪都大了，身体有病，我一次报告后，血压低压不到６０，高压不到９０；曲啸患有胃病和关节炎；彭清一更是左眼失明，左腿伤残。我家有个２８岁的女儿至今在家待业，这有谁知道？彭清一现在还睡上下铺，等等。说这些不是摆功评好，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在思想政治工作难做之时，我们站在第一线，呕心沥血，但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这里就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的问题。我们承认自己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即使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难道不应当以同志式的善意出发来帮助吗？

我不认为我们的思想工作是旧的、过时的模式，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可以说也是最有力量的。说到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认为像我们这样专家学者兼做青年工作，横跨一步，本身就是一个方向，这是体制的改造。另外，我还想从三方面提出改造：内容改造、观念改造、方法的改造。我们还遵循三条原则：第一要坚持原则，不能搞僵化；第二要坚持改革与开放，不能搞自由化；第三要坚持教育，不搞简单化。

蛇口那几个人的做法可以概括为５不对：立场不对，观点不对，事实内容不对，路子不对，手段不对。

曲啸：对于那极少数别有用心专事制造谣言挑拨是非的人，我们还想奉告一句，如果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或不敢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那就错了。

吴厚信（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我大概是唯一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会议的，为了保留素材，我还为座谈会录了音。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虽然观念上是两条路子，但仍属正常的讨论。最近我又听了一遍录音，仍不能得出是蛇口青年有意发难之类的结论。我以为，姑且不论辩论的是非曲直，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几位专家“富有诗意”的报告、演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场风波的实质，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严峻的挑战。青年人不满足专家们我打你通式的说理，是正常现象。而专家们不习惯与青年对话，则是受了中国千百年来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灌输式的束缚。今天和历史大不相同了，科技的突飞猛进，知识、观念的急速变化，社会发展节奏大大加速，代际差别日趋明显，人的学识，尤其是青年人的创造力受到空前的重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师道尊严”受到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的挑战。传统的“传道”“解惑”的权威大大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对话和沟通。特区青年身处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有更多的观念上的变化，商品经济本身充满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使他们要求平等对话，是很自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相反，倒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进行适应这种形式的改造，努力更新观念，才能与青年沟通。如果自身的思想就不够解放，又硬要人家服，摆出教师爷的架式，听不得不同意见，最终只能“撞板”。李燕杰等同志过去对青年工作作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对原有的思想教育有改进。正因为如此，发生在他们和青年之间的风波就更具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