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虎妈”蔡美儿所著《起火的世界》前言。】

“虎妈”蔡美儿

1994年9月一个天高云淡的清晨，我接到母亲从加州打来的电话。她压低声音告诉我说，我的姑妈莉安娜，也就是我父亲的孪生姐姐，在菲律宾自己的家中遭到谋杀，被她自己的司机割喉。母亲用我们老家的客家话告知了我这一消息，但“谋杀”这个词她是用英语讲的，仿佛是要凭借语言的墙壁，将这一事件阻挡在我们家门外。

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自己的亲人被谋杀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我父亲的悲痛是难以名状的；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在这一话题上打破沉默。而在我们家其他成员的感觉中，悲痛之外还有不光彩的成分。对于华人来说，运气乃积德使然，一个走运的人是从来不会遭到谋杀的，就如同有先天缺陷或嫁给一个菲律宾人一样，被谋杀是可耻的事。

《起火的世界》封面

我和我的三个妹妹都非常喜欢莉安娜姑妈，她是个身材娇小、性情古怪的人，终生未嫁。像许多有钱的菲律宾华人一样，她在檀香山、旧金山和芝加哥都开有各种银行账户。她常来美国看我们，她和我父亲有着孪生姐弟之间才会有的那种亲密。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她在侄女们身上很是大方，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她送的礼物也越来越贵重。在我10岁生日时，她送给我10粒小钻石，用卫生纸包着。我姑妈酷爱钻石，一买就是十几二十颗，然后装在伊丽莎白•雅顿保湿面霜的空瓶子里，有些甚至就放在她洗手间的架子上。她喜欢积攒东西，我们在麦当劳用餐时，她会把免费的小袋番茄酱塞满她的古奇手袋。

根据警方的报告，我的姑妈莉安娜，“一名58岁的独身女子”，是在1994年9月12日晚上8时左右在她的客厅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女佣中有两人受到讯问并交代说，我姑妈的司机尼洛•阿比克在她俩知情并提供协助的情况下，策划和实施了这一谋杀行为。“在案发前数小时，目击者看见被告正在磨那把据知用于作案的刀。”杀人后，“被告与两名目击者会面，告诉她们说东家死了。当时他戴着一双沾着血迹的白手套，手中还握着刀，刀上也同样沾有血迹”。但是，接下来警方称，逮捕令未及执行，阿比克就“失踪了”。两名女佣则予以释放。

同时，在马尼拉有名望的华人墓地，我家的亲戚们为我的姑妈举办了一个隐秘的葬礼。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这个墓地里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据请来看风水的道士说，由于我姑妈是凶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否则会给活着的亲属带来厄运。于是她被独自安置在一个小墓穴中，与家族的墓穴相邻，但不紧靠着。

我无法理解我的亲戚们就事论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态度。我的姑妈被伺候她的人、与她朝夕相处的人残酷地杀害了，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足够的震惊？为什么他们不对那两名女佣的获释表示愤慨？当我追问我叔父时，他对我甚至有点不耐烦。“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嘛，”他说，“这里是菲律宾，不是美国。”

我叔父并非仅仅是麻木。原来，我姑妈的死遵循着一个普遍的模式。在菲律宾，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华裔被绑架，绑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菲律宾裔。许多被绑架者——往往是孩子——都被残酷地杀害，甚至是在付了赎金之后。还有其他一些华人的遇害，像我姑妈那样，不属于绑架撕票，而通常是抢劫性质的。杀害我姑妈的凶手未予捉拿归案也同样不足为奇。菲律宾的警察，他们本身都是出身贫穷的菲裔，在处理这类案子时经常是无动于衷。当有西方记者问到，为什么暴力攻击的目标总是华裔时，一名菲律宾警察咧嘴一笑，说那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

我的家族属于菲律宾那个人数不起眼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善于经营的华裔少数族群。华裔尽管只占菲律宾人口的1%，却掌控着全国60%的私营经济，包括菲律宾的四条主要航线和几乎所有的银行、酒店、购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团企业。我自己的家族在马尼拉经营一个塑胶工业集团公司。与陈永栽、施至成或吴奕辉这样的巨头相比，我家只不过是“第三等”华裔富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拥有大片上好的地产和几处度假别墅。此外，他们还寄存有装满金条的保险箱，每根金条约有一块士力架棒那么大，但是重得出奇。我自己就有这么一根，是莉安娜姑妈在她去世前几年，作为我从法学院毕业的礼物通过联邦快递寄给我的。

自姑妈遇害以来，有一段童年的记忆我总是挥之不去。那年我8岁，住我家在马尼拉的高宅大院里。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醒了，到厨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楼下多走了一节楼梯，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绊在了六条大汉的身上。

我发现了男仆们住的地方。我家的勤杂工、园丁和司机——有时我想象阿比克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正铺着席子睡在肮脏的地板上。那地方散发着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吓坏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跟莉安娜姑妈讲起了这件事，她慈爱地笑起来，解释说，那些仆人(当时住在我家的好像有20个，全部是菲裔)能给我家做工算是走运。要不是有这份活儿干，他们就得上无片瓦地睡在路沟里与老鼠为伍。

说这话时一个菲佣刚好走进来。我记得她给我姑妈的哈巴狗端来一碗饭。我姑妈接过碗时仍在不停地说着，就好像那女佣不在眼前似的。菲律宾人嘛，她接着说(是用汉语，但显然不在乎那佣人听得懂听不懂)，又懒又笨，别无所求。要是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干，他们随时可以请便。说到底，我姑妈说道，他们是雇工，又不是奴隶。

在菲律宾大约8000万的菲裔人口中，有接近2/3的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40%的人一辈子都居住在临时收容站，47%的菲裔乡下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几乎有1/3的菲裔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卫生设施。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单是穷困的话还好说。穷困本身不会导致人们行凶。最糟糕的情况是，穷困加上受辱、绝望和冤屈。

在菲律宾，成千上万的菲裔在给华裔打工，但几乎没有华裔为菲裔打工。华裔主导着工商业的每一个社会层面。全球市场经济强化了这一主导地位：当外国投资者到菲律宾做生意时，他们接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除了一小撮腐败的政客和少数西班牙混血的贵族家庭以外，菲律宾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的后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菲律宾所有脏、累、卑微的下等工作都被菲裔包揽了。所有农民都是菲裔。所有的保姆佣人和游民都是菲裔。在马尼拉，数以千计的菲裔曾经生活在柏雅塔斯垃圾山及其周围：发酵中的废弃物堆积成的这个山丘横亘12条街，当地人称之为“乐土”。无家可归的人们就靠在腐烂的食物和动物死尸中翻拣搜寻为生。2000年7月，积聚的沼气导致垃圾山内爆塌陷，闷死了一百多人，包括不少儿童。

当我向一个叔父问及柏雅塔斯的爆炸时，他不高兴地回答说：“提这事干什么？对于外国投资来说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对此我不以为怪。我的亲戚们的生活完全与当地菲律宾大众隔绝，住在清一色华裔居民的豪华飞地里，街道都以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命名。社区入口处由武装的私家保安把守着。

每次一想到尼洛•阿比克——他身高6英尺2英寸，而我姑妈只有4英尺11英寸——我的心中就涌起仇恨与厌恶，这种感觉强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有些时刻我也会意识到，华裔确实应该正视广大的菲律宾多数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样的人：在他们眼里，华裔作为剥削者，外来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优越是难以容忍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警方报告中阿比克的“杀人动机”一项，所填写的内容不是抢劫，尽管填写了这个司机盗走的珠宝和钱财。代之，被当作动机的只有一个词：“报复”。

在这个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所想象的凶残得多的世界上，我姑妈的被害只是沧海一粟。在美国，我们读到大屠杀和种种野蛮事件，起初远在天边，现在离自己越来越近。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我们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塞族集中营里，女囚反复遭到奸淫，一天好几次，女儿们往往与母亲一起受辱。至于男囚，若是走运的话，就被高唱着国歌的塞族卫兵活活打死；如果没这么幸运的话，他们会被割掉生殖器，或者在枪口下被迫亲手阉割其他被囚的难友，有时是用自己的牙咬下来。先后共有数千人惨遭折磨和杀戮。

1994年在卢旺达，普通的胡图人在短短3个月间杀死了84万图西人，且常常是用大刀砍死。年幼的孩子回家，看到的是他们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横尸地上，身首分离。

1998年在雅加达，印尼暴徒叫喊着打、砸、抢了数百家华裔店铺和住所，烧杀抢掠间有两千人丧生。一名幸存者——一个14岁的华裔女孩子，后来服鼠药自尽。她曾在亲生父母面前惨遭轮奸，并且性器致残。

1998年在以色列，一名自杀式爆炸者驾驶着满载爆炸物的轿车冲向了一辆校车，校车内有34名犹太小孩，年龄都在6~8岁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类似的事件加剧了，成了家常便饭，成了巴勒斯坦人仇恨的一个强大的集体表达。“我们恨你们，”阿拉法特的一名资深官员在2002年4月对此表示。“空气仇恨你们，大地仇恨你们，树木仇恨你们，你们待在这块土地上毫无结果。”

2001年9月11日，中东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国飞机。他们摧毁了世贸中心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西南部，砸死烧死了大约三千人。“美国人，想想吧！为什么你们在全世界到处引起仇恨。”一个阿拉伯示威者高举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除了暴力以外，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吗？答案就在今天世界上三股最大的力量关系上——市场、民主和种族仇恨——的爆炸性碰撞正有增无减。

本书是关于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充斥在西方以外但几乎未予认识，事实上还时常被看成一种禁忌——它将自由市场民主转化成为引发种族冲突之火的发动机。我所指的这一现象即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少数族群在市场条件下趋向于在经济上起控制作用，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周围的“本土”多数族群。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世界上随处可见。在菲律宾，在东南亚各国，华人都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1998年，占印尼全国人口3%的华裔控制着大约70%的私营经济，包括所有最大型集团企业。近一段时间，缅甸华裔经营者简直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经济。在南非，白人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并且，在某种更复杂的意义上，在巴西、厄瓜多尔、危地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伊博人在尼日利亚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克罗地亚人在南斯拉夫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犹太人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也几乎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

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是自由市场民主不起眼却又致命的缺陷。在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存在的社会里，市场和民主不单是偏爱不同人，或者不同阶级，而且偏爱不同族群。市场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手中聚敛财富，经常是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而民主则赋予穷困的大多数人政治力量。在此情况下，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成为启动潜在的灾难性民族国家主义的发动机，造成备感挫折的“本土”7多数族群——那些很容易被拉选票的投机政客煽动的人们——起而对抗他们所仇视的富有的少数族群。今天，这一矛盾正在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上演，从印尼到塞拉利昂，从津巴布韦到委内瑞拉，从俄罗斯到中东。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这一矛盾也开始在美国出现。

全球反美主义的产生有诸多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之一乃是自由市场和民主在全球的扩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市场都被极大地理解为是在强化美国的财富及其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的平民主义者和民主运动将力量、合法性和发言权赋予世界上贫困、迷惘和被排斥的群众。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比美国人更容易承认这一点：自由、公平的选举会把权力带给反市场、反美的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人一直大力地在世界范围内同时推进市场化和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受挫群体的愤怒牵引到自己身上。

 自由市场民主与世界各地的种族纷争之间的关系是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但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这一现象引发了复杂的纠葛，同时躲过了全球化的热衷者及其批评者的视线。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由市场和民主在世界上空前的扩展构成，并因这一扩展而激化。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顾问、利益集团和基金会，一直在各发展中国家及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竭力推进自由市场民主。一些时候，我们的努力已经几近荒唐。例如，有这样一个美国自由市场顾问团在蒙古的伤心故事。在这些美国人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一名蒙古官员请他们多寄一些卷帙浩繁的美国安全法，即那种单面复印的文件。这些美国人听到这样的请求都一阵狂喜。可惜的是，原来蒙古人对这一文件的兴趣点并不在其内容，而在每页空白的那一面，因为这些复印件可用以缓解蒙古政府时常出现的纸张短缺。

美国政府还曾雇用总部在纽约的世界最大的公关公司博雅，来帮忙向哈萨克斯坦人民推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诸多博雅公关的创意中，有一个是他们开发的歌颂私有化的小型系列电视肥皂剧。其中一集讲的是，两个倒霉的家庭极渴望住上新房子，但他们不知怎样建造。突然间一只热气球从天而降，上面有“索罗斯基金会”的醒目字样。美国人从热气球中蜂拥而出，建起了房子，然后甩手而去，只留下感激不已的哈萨克斯坦人雀跃欢呼。

但最终，关于美国人幼稚和无能的故事还只是插曲而已。事实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人领导下的市场和民主的全球性扩展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了世界。直接地，同时也通过强有力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帮忙将资本主义和民主选举带给数以亿计的民众。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席卷了世界，带着投票箱和汉堡王、hip-hop音乐和好莱坞、银行条码和美国人起草的规章制度。

在全球化的支持者中盛行的一个观点是，市场和民主是包治欠发达国家百病的万能药方；市场资本主义是世上所知最有效的经济体系；民主是世上所知最公正的，也是最尊重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市场和民主的携手并进，就会逐步将世界转化成一个繁荣的社区、远离战争的各国，并将个体转化成自由的、具有文明意识的公民和消费者。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便是这一主流观点的重要代表。在其畅销书《凌志车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他再造了一个美林投资银行，并说“自由市场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正在允许各地更多的人将志向化为成就”，消除的“不仅是地理的边界，还有人的边界”。全球化，弗里德曼描述道，倾向于把所有敌友都转化为“竞争者”。弗里德曼还提出了他的“预防冲突的金拱门理论”(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声称“没有哪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彼此打过仗……”(不幸的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盖迪斯指出，“美国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们恰恰选择那样一个不吉利的时刻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那个城市中的麦当劳多得令人尴尬”。)

对于全球化的拥趸来说，对世界上的集体仇恨及种族暴乱进行治愈的方法是直截了当的：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民主。于是，在“9•11”事件之后，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争鸣文章，指出印度和孟加拉国是中东的好“榜样”，并辩称，对恐怖主义和激进伊斯兰教徒的解决之道就是“喂？喂？这有个口信，那就是民主，笨蛋!”——“多种族的、多元主义的、自由市场民主”。

与之相反，本书提出的严肃论点是，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场和民主的全球扩展是集体仇恨和种族暴乱的一个首要的、使之恶化的原因。在世界上存在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许多社会里，市场和民主并非相得益彰。由于市场和民主在这样的社会中施惠于不同的族群，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便造成了极不稳定、极易摩擦起火的状态。市场将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在时常处于贫困的多数族群中挑起嫉妒和仇恨。从绝对意义上说，多数族群的生活可能会得到改善，也可能得不到改善，这也是许多全球化讨论的集中争议所在，但任何意义上的改善都敌不过他们的持续贫困和他们所仇视的少数族群非凡的经济成功。更为耻辱的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同他们的外国投资伙伴一道，总是会进一步控制该国家经济要害，即往往是象征着一个民族的遗产和特征的那部分——石油之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钻石之于南非，白银和锡之于玻利维亚，柚木和红宝石之于缅甸。

民主在此情况下的引进，并不会将一个国民社区中的选民转变为思想开放的公民伙伴(cocitizen)。相反，对选票的角逐助长了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们将遭人嫉恨的少数族群当作替罪羊，煽动种族民主主义运动，提出要让“国家的真正主人”重新获得国家的财富和民族身份。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为民主的全球扩展而欢呼的时候，种族化的政治口号也激增了：“格鲁吉亚属于格鲁吉亚人”、“厄立特里亚人滚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属于肯尼亚人”、“白人应该离开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人”、“塞尔维亚属于塞族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胡图的力量”、“阿萨姆属于阿萨姆人”、“犹太人滚出俄罗斯”。罗马尼亚的2001年总统候选人瓦迪姆•图多尔可没这么简单扼要。他在竞选中提及历史上和经济上都占主导地位的匈牙利少数族群时，自诩说“我是刺穿者弗拉德”（Vlad the Impaler，指弗拉德王子，15世纪一位抵抗土耳其侵略的罗马尼亚英雄。他也是个变态残酷的人，屠杀过无数的土耳其士兵，用长杆将他们刺穿，自己以此取乐，因此有个“刺穿者”封号。——译者）并承诺“我们要将他们直接从他们的匈牙利舌头上吊起来！

在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社会里推行自由市场，其结果几乎无一例外不是遭到对抗。对抗的表现形式一般为三种：一是对市场的对抗，将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财富当作靶子；二是亲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力量对民主的对抗；三是对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本身实行的暴力，有时这种对抗是种族灭绝性质的。

津巴布韦的今天便是对第一种对抗形式的生动诠释——一种以种族为标靶的反市场的对抗现象。多年来，罗伯特•穆加贝总统一直在鼓励着对白人所拥有的上千万英亩商用农田的抢夺。如一位津巴布韦人解释说：“土地是我们的，外国人不应该在这里拥有土地。没有哪个津巴布韦黑人在英国拥有土地，又为什么有欧洲人拥有这里的土地？”穆加贝本人说得更为直截了当：“直戳白人——我们真正的敌人——的心口之痛！”这个国家中的多数白种“外国人”都是第三代津巴布韦人。虽然仅占人口的1%,却世代控制着这个国家70%的上好土地，这主要表现在高产的3000英亩烟草甘蔗种植园。

眼看着津巴布韦的经济因大规模的土地抢夺而急剧下滑，美英两国携手与十几个人权组织一道，敦促穆加贝总统下台，高调呼吁“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将民主当成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太过天真的想法。或许，若穆加贝没有犯规，原本会输掉2002年的选举。但即使如此，千万别忘了穆加贝本人就是民主的产物。作为津巴布韦黑人解放运动的英雄和在群众中呼风唤雨的大师，他在受到严格监督的1980年选举中大获全胜，许诺要征用被白人“偷走”的土地。对这一许诺的不断重复使得他从此在选举中无往不胜。此外，穆加贝的掠地运动也是此民主进程的另一产物，它在时间上巧作安排，成为2000年和2002年选举的先声，并且经过精心谋划，调动起民众去支持穆加贝濒临崩溃的政权。

在有经济优势的少数族群与有人口优势的贫困的多数族群之间的博弈中，多数族群并非永远占上风。除了对市场的对抗以外，另一种结局是对民主的对抗，即牺牲多数族群的意志而使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受益。有关这一动态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实际上，本书将表明，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全部涉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从费迪南德•马科斯在菲律宾袒护华人的统治，到塞拉利昂总统赛厄卡•史蒂文斯与5名黎巴嫩珠宝商的影子同盟，直到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与几个印度巨头的“业务安排”。

第三种也是最惨烈的一种对抗，是多数族群支持下的、旨在消灭某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暴力。两个最近的例子是南斯拉夫发生的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清洗以及卢旺达的图西族大屠杀。这两起事件中都有遭到嫉恨的、其富裕程度与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少数族群受到相对贫困的多数人的攻击，而其攻击都受到种族民族主义政府的煽动。换句话说，市场和民主是卢旺达和南斯拉夫种族屠杀形成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但本书将试图为之辩护。

值得称道的是，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提醒人们注意到自由市场产生的古怪的失衡状况。20世纪90年代，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上帝之下的一体市场》(One Market under God)中写道，全球市场使“公司成为地球上最强有力的机构”，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转变成“有史以来最富的精英阶层之一”，同时，从美国到印尼，“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决绝态度遗忘了穷人”。站到弗兰克一边对“万能的市场”进行批评的是一群奇特的同盟者：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国农场主和工厂工人、环保主义者、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人权活动家、第三世界的捍卫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在西雅图、达沃斯、热那亚和纽约进行抗议活动的其他组织。全球化的辩护者们回应说——其理由不失正当——没有全球市场化，世界上的穷人甚至会更穷。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显示，除了一些重要的特例以外——包括大部分非洲地区——全球化的“涓流下渗”(“trickle down”)使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和富人一样获得了收益。

 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如同他们鼓吹全球化的对手一样，全球化的西方批评者们忽视了市场不均问题的种族层面。他们倾向于从阶级冲突而不是种族冲突的角度看待贫富问题。这一视角或许在先进的西方国家是有意义的，但发展中国家的种族现实却与西方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提供的经世之道在运用到非西方社会时往往是短视甚至是危险的。

本质上，反全球化运动所要的一件东西是更多的民主。所以该运动的大祭司之一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澄清说，从总体上看并不存在反对“全球化”的斗争，只有反对一小撮“救世主”以牺牲真正民主的社区为代价而树立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如出一辙地，在2002年的巴西“世界社会论坛”上，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成员洛瑞•华莱士（Lori Wallach）拒绝被贴上“反全球化”的标签，并解释说，“我们的运动，实在说来，要的是全球民主、平等、多元、公正和生活素质”。华莱士还警告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么顺应全世界人民的意志，要么完蛋”。继而响应这些言论的至少十多家非政府组织呼吁“民主地使世界上的贫困大多数强大起来”。

鉴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种族动态，尤其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仅仅“使世界上的贫困大多数强大起来”是不够的。因为使卢旺达的胡图强大起来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使塞尔维亚的塞族人强大起来亦同样差强人意。

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要求对全球市场造成的巨大的贫富不均现象给予更多关注，在这点上他们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将市场当作解救世人于贫困和倾轧的万灵药是危险的一样，将民主看作包治百病同样是危险的。从长远看，市场和民主或许能给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社会带来最佳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但在短期内，市场和民主却是问题的一部分。

“市场”、“民主”、“种族”的概念都是众所周知而难以定义的。部分原因是对这些词的解释无一是准确的。事实上，我在这本书中所希望表明的正是：目前，在发展中和后共产主义国家所力促施行的“市场体系”，与当代西方国家中所存在的有很大区别；目前，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化”进程，与西方国家自己所经历过的并不是一回事；“种族”则是一种不确定的、人为的和具有被操纵的危险的概念。

尽管如此，我仍愿就我对这些词的使用逐一进行说明。在西方，“市场经济”或“市场体系”这样的词是指主要基于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宽泛经济体系，由政府进行实质的(如在美国的情况)或广泛的(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情况)规范和再分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一直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推动原始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一种早已被西方抛弃了的市场形式。在本书中，除非另外说明，“市场化”、“市场”和“市场改革”这些词指的是那种实际上目前在西方以外实施的、亲资本主义的举措。这些举措的特色包括私有化、对国家补贴和控制的去除、自由贸易以及亲外国投资的积极意向。在实际操作中，它们极少——如果有的话——会有实质性的再分配措施。

类似地，尽管“民主”千姿百态，我将用“民主化”这个词指代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中实际推行和实施的那种政治改革。因此，“民主化”将主要指那种贯彻始终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驱使的，即实施以普选权进行的当即的选举。毋庸赘言，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必然包括更多的实质性原则，比如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少数族群的保护。但是将这些原则纳入民主的定义无异于将期望与现实混为一谈。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一夜之间实现的普选权同时并举过，而这一自由市场民主的配方现在却被强加给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

种族是另一个引起众多争议的值得商榷的概念。为本书的宗旨起见，我将假定“种族”不是一个能够科学地确定的形态。相反，“种族”所指的将是某种集体身份的识别，一种归属于某一人群的感觉，即“家族谱系的一种广泛延伸了的形式”的体验。这一种族的定义用意非常宽泛，并认可了对其主观领悟的重要性。它涵盖了人种上的区别(例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地域来源上的区别(例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和印第安人)，语言的、宗教的、部落的和其他文化上的区别(例如肯尼亚的基库尤部落和卡伦今部落，或者中东的犹太人与穆斯林)。

种族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转换中并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例如在卢旺达，占人口14%的图西少数族群，作为有牛的贵族阶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操纵胡图多数族群4个世纪。但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间里，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这两族人讲同样的语言，出现了通婚现象，成功的胡图人会“成为图西人”。但这些在比利时人到来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这些沉浸在似是而非的人种优劣理论中的人们以鼻子的长度和头盖骨的周长为依据颁发了种族识别卡。它所导致的更为鲜明的种族区分后来被胡图力量的领袖所利用。类似的种族边界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各地亦然——那里常言说是没有“种族区分”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混血”——大量贫困的玻利维亚人、智利人和秘鲁人突然间得知他们是艾玛拉人、印加人或干脆是印第安人，凡此种种最能引起共鸣和可资调动的身份。这些本土化运动未必是好事也未必是坏事，但它们具有极富感染力的效能。

与此同时，种族身份罕有是凭空树立起来的。对身份的主观领悟依靠的往往是个体所赋予的更“客观”的特质，而这些特质的赋予是基于——举例说——形态特征、语言的不同或血统世系。试试去告诉黑种和白种津巴布韦人他们只是在想象他们的种族区别——所谓“种族是一种社会概念”——他们会至少在一件事上意见一致：你这么说于事无补。更具体的切合实际的情况是津巴布韦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通婚几乎不存在，正如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或者中东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差不多没有通婚现象一样。那样的种族身份可能同时是出自人类想象的人造制品，它植根于历史最黑暗的幽秘之处——形态不定并具有可操纵性，同时又举足轻重到了足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步——这正是使得种族冲突如此令人吃惊地难以理解和控制的原因。

我的观点，经常会遇到一些误解。在此我要讲清楚，我不争辩什么，以尽可能排除一部分误解。首先，这本书并不提供某种适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理论。确实有不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阿根廷是两个主要例子。其次，我并不争辩说种族冲突只在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存在的情况下出现。将经济上受压迫群体作为种族仇恨目标的实例不胜枚举。最后，我绝不试图将任何特别的种族暴力个案——无论是南斯拉夫各方都难辞其咎的大屠杀还是对美国的袭击——归罪于经济怨恨，归罪于市场，归罪于民主，归罪于全球化，或归罪于任何其他单个原因。大量交叉的因素和复杂的机制，例如宗教、历史宿怨、领土争端，或者某一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常常在起作用。

我的观点是，在世界上那些存在普遍贫困和一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众多国家中，民主和市场——至少以目前它们被推行的形式来说——只能处于彼此强烈的对峙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化的同时并举正以极可预料的方式不断地催化着种族冲突，导致着灾难性后果，包括种族灭绝性的暴力以及对市场和民主自身的颠覆。这已经成为以往20年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严肃的教训。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讨论全球化的经济影响。与那些热衷者所料想的相悖，西方以外的自由市场并未均衡地播撒财富并造福于整个发展中社会。相反，它们倾向于将炫人的财富集中到某个“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在饱尝挫折和贫困的多数族群中造成种族仇恨。

将民主加入这个不稳定的混合剂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二部分致力于探讨全球化的政治后果。在存在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国家里，民主不是在强化市场效益和致富效果，而是导向强大的种族民族主义的(ethnonationalist)、反市场的压力，并惯常地招致私产充公、社会动荡、强权弹压和暴力相向。

第三部分讨论西方过去以及现在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以及种族民族主义现象。同时本章也对未来作一展望：对于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自由市场民主的过程中注入的一触即发的不稳定性，人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我的主张是：美国不应对外输出西方自己已经排斥了的、不加限制的、自由放任形式的市场，一如美国不应对外推行不加限制的、当即的多数族群统治——这种西方已予排斥的民主形式。因而，最终我要阐述的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