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仇]的得奖，对当时我倾力培养的姜大卫自然很重要，我这个人看起来很冲动，容易发脾气，其实我只在小事上懒得控制，如午马所说[导演大事不发脾气]，重要的事情却是喜怒不形于色的。[报仇]得奖之时，董千里（项庄）接到长途电话转告我，我只[哦]了一声，不知董千里那时有无反感，觉得我矫情，其实是我一直有一套谢安[镇物]的训练（肥水之战获胜的捷报传来，谢安看了仍继续下棋，下完一盘才说[小儿辈破贼]）。这是由于我在早年完全没有想到日后会拍电影，那时的目标是从政，其所以从政不成功，浅尝即止，便是心存的榜样，是张良谢安一路人（早期的诸葛亮也如此），不适全现代，现代是要争取的，如刘家良所谓[有本事不必谦虚]，易退难进，[东山养望]，等人来[三顾]是行不通的。而且早年培养的心态，虽从影也未能抛开，邵氏来邀我，我还要在国泰做一年才就聘，就是这种表现，这一着虽并不错，但后来在邵氏、嘉禾间力求置身事外，还远避台湾，则是失着。 

我一生成就不如金庸、邹文怀（现在虽未[盖棺]，已可[论定]），固是才具不若，也与此种心态有关，做[汉高唐太]都必须搏一下，张良、谢安是不肯搏的，我在[富贵逼人来]的情势下而未能[取富贵若拾芥]，便是心态不现代化之故

张彻是昆汀年轻时的偶像，多次在电影中借鉴张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