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顾一下，有几个观点，当时由于受它们的支配，成为后来人们所批评的保守倾向的内在因素。这就是：1)尽管毛主席说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桥”，二者是一致的。但按我们原来接受的教育。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个很长的发展阶段，有多长呢？至少要有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起码是15年。总路线就是这么说的，要按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及以前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不然就构不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也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人们脑筋里不存在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预期；2)土改之后，农民才由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很自然地要求自主经营发展家庭经济。对于贫农而言，他们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因为克服困难，就把他的私有权拿走。搞互助组，农民是可以接受的，搞合作社，土地集体经营，多数农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此，土改结束后，我自己从新区来到中央，头脑中依然带着当地农民的愿望：要有一段发展个体经济时期。认为这样对生产有好处，也能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衔接上。合作化早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刚满足，马上又改变，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3)毛主席的合作化工作路线，是由点到面，循序而进，从低级到高级。互助组，有了社会主义萌芽，然后萌芽长大，进而办合作社。但按这个程序去实践，需要有时间。中国这么大，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工业发展也要有个过程，没有工业的支持，农村生产力的大提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心里认为，按15年时间，在其分配上应该是先慢后快。起步过快，所谓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就可能落空。总之，调子是防急、求稳，这终于引出后来毛主席的批评。在这以前据说毛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53年错误，毛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子恢同志似乎未予重视。53年初华北大名府、太行山整顿合作社，一批合作社又退回初级社，陈伯达向主席反映说，农村部反冒进变成“冒退”。中央农村工作部讲防止急躁冒进是事实，但并未直接干预，整顿工作是由地方主持进行的。

三

1955年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们几人去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我参加。当时由我们简略地谈到：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了(继上一年度之后，1954年至55年度购粮891亿斤，增加106亿斤)，有几个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不上粪，春耕受了影响。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组办得不错。贫农对互助组是很欢迎的。互助组能解决劳力、牲口、农具缺乏问题，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等价交换，所以受欢迎。毛主席听过后就讲了那段最有名的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主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实际上类似的方针在1955年1月10日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就已提出，提法是“控制发展、着重巩固”。这次谈话以前，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主席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以前1/3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50%。毛主席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十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此时，我们以为主席和我们之间，不存在重大分歧了。其实，这只是战术上暂时的一致，不是战略上的一致。他对于各方面报来的关于农村存在的紧张情况不能不予关注，因而对我们提出的某些缓解政策表示支持，但他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部署，并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他这几年已形成了一种印象：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公私一律平等，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阻力，必须打破，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当他得到一些符合理性预期的讯息时，就认为这才代表着事物的本质、主流，那种不符合理性予期的讯息，就认定是表面现象，非本质的支流。他主张支流也要注意。但不能颠倒主次。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着重批判那些非本质的支流的宣扬者。了解了这一点，也许可能对毛主席这一年中态度近乎突然的变化作出解释。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有过按是否符合“大方向”来判断思想是非的做法。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曾使人们产生离开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陷入认识的误区。

1955年春，正当准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字”方针时，农村传来更多的讯息，党与农民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状况，南方以浙江问题最为严重。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即政法办)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调查。回报说：该省在1954年春只有2千多个社，到55年春增加到5万多个，占农户比例由0.6%增加到近30%，扩大了约50倍。在办社中严重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命令，提出“抓两头，带中间”，“向中农进攻”等口号，大反“小农经济”和“自发势力”。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留粮严重不足，并多给单干农民派任务，以统购统销来促合作化。全省耕牛减少5700多头，猪、羊减少1/3至1/2，卖家具，吃种粮、逃荒、要饭、卖儿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续有发生。55年当年3月下旬，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来到北京，邓子恢和谭震林(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即地区办公室主任)等人，与江华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处理浙江问题，决定用中央农工部的名义，给浙江先发个电报。电报发出前，曾送给陈伯达，托他转呈毛主席，陈回电话说：“主席同意”。邓老随即出国访问匈牙利。

电报发出后，浙江省委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谭震林同志再次召集会议，决定由江华同志给省委去电话，请省委下决心处理农村问题，同时请农工部和中央二办派人就地商量执行办法。于是把我和中央二办负责华东组的袁成隆同志派去。4月上旬到浙江后，在省委会议上取得共同认识：关于合作社问题，能巩固的全力巩固；群众意见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的、维持不住的，“坚决收缩”。原不准备开大会的，省委提出开会才能统一思想，于是开了个干部大会，由我讲了话，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霍士廉同志做总结。后来毛主席批评说坚决收缩的决定是在“惊慌失措”下做出的。当然，我在用语上有毛病，如说到“下马”，但这只针对浙江地区的那种无法巩固只能收缩的社讲的，并没有让整个合作化工作下马，更不是让全国合作化下马。实际上有一批办不下去的社，硬撑下去，必将影响当前生产。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社由5万多减少到3万多个，共减少1万5千多个。当时估计河北省也应收缩，河北表示已经搞过了，不再动了，我们去看了看，就没有再搞。这样加上河北和山东自己收缩的，全国一共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以后，曾被误传为上二十万个社，在文化革命以前就这样传开了)，社的总数也由67万个变为65万个(在54年中仅仅是10万个)。56年浙江把原来收缩的社又都恢复了，但在57年这里又出现退社潮和自发包产到户现象。

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少奇、小平同志等出席，由我汇报农村的情况，谭震林同志做了补充，主要讲浙江的问题。会议上有几位同志发言，都主张把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量巩固下来。最后少奇同志讲了一段话，大意说，问题的核心是个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所谓强迫不强迫，自愿不自愿，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明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门，那时候我们把门开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会议提出，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4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带回他对农村情势的新判断。5月1日他到天安门观礼，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大意是，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1/3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从此主席就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化有强迫现象等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因而进一步强调要反对保守倾向。

5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上，毛主席强调合作化出点乱子，但主流是好的，不讲这一点是右倾表现。谈到“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主要方面是“发”，尤其在后解放区“基本是发”，三月份所提“三字经”内涵，已有所改变。这次会后向到会各省分派了发展合作社数字，并决定到明春搞100万个社。在这次会议上各省(市)负责同志反映中央农工部不放手的毛病，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少奇同志主持，批准了100万个社的计划。响应杭州会议精神，对保守倾向也有所批评。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风暴，反对右倾保守。七届六中全会讲话的基调，就是这个会上定的。毛主席在会后找邓子恢，提出100万个可以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看怎么样？邓老说回去考虑考虑。邓老回去以后，找了部里合作处负责同志商量，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第二天邓老就去找毛主席，道理讲了很多，其中包括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要照顾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领导水平，培养会计就需要时间等等道理。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一百万就行，多三十万就不行？我看不见得。7月18日，毛主席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说：“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四、五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我就送去一些东西，以后廖鲁言他们又送了一些地方上送来的材料。毛主席就开始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在这基础上扩大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老人家一篇一篇地看，加批加注，越写越起劲。后来认为右倾保守不仅是邓子恢的问题，而是全党的问题，于是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解决。会前书记处召集我们开会，小平同志传达主席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以上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

接着在10月份召开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会上，首先由邓老和我两人做了检查，承认落后于形势，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在这次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处在大潮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像小脚女人走路，总嫌别人走得过快；合作社是能办得好的，既然现在能办好，为什么以后不能办好？10万个能办好，100万个、130万个就办不好？能办小的就不能办大的？能办初级的就不能办高级的？说没有干部，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嘛!他指出特别是把中农划为上、中、下三类，我们只要团结贫雇农、下中农，就争取了多数，就能保证合作化健康发展。少数富裕中农不愿入社，可以叫他等一等，他批评具有保守倾向的同志是站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说话，提出不能够认为先工业化、先机械化然后才有合作化，说我们先搞好合作化，可以推动工业化。他强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浙江“坚决收缩”合作社是惊惶失措的表现。现在人们看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是在7月讲话稿基础上经过两次修改于10月发表的，此件和7月31日会议文件有差别，其中许多问题，如明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小脚女人走路”，“从富农富裕中农立场出发”，批评“下马、上马一字之差”，关于办大社和高级社等等，都是七届六中全会上讲了后来加进文件的。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另有提纲，有许多话没有上文件。

会后不久，中央开会讨论农工部错误问题，当时有人提出邓子恢检讨不够，毛主席说，邓子恢同志反封建还是很坚决的，此次犯错误是做了检讨的，是可以改的，向来对犯错误做检讨的人都不满意，都说他检讨得不够，我看差不多了。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同志起了不好的作用。主席说，杜润生同志是经验不足问题，是好同志，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合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陈那样讲我，使我回想起过去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给他留下一个“很不谦虚”的印象。记得1954年有一次谈话，他说资本主义初期，家庭手工业变成作坊的工厂，作坊里头集体作业，有了分工，于是生产就增长了一倍两倍，难道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吗？我多少年后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当时只凭直感就说，恐怕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把工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边，手工业老板能够直接监督管理，农业分散在广大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维持劳动纪律，更多靠自觉，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他觉得我的思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不尊重马克思，不听毛主席的。此外还有几个小的争论，其中一个是关于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我说高级社可能难办，他说不比初级社难办。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他想把我的问题往政治问题方面挂钩，可能与此次顶撞有关。毛主席在那次会上给我和邓老说好话，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允许人们犯错误、改错误，一看二帮。有错，进行严格批评，同时又给予信任，对这种爱护干部的精神，我们都是感觉到的。

今年是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我回顾的这段历史，也已是40 年前的往事，这段往事，历史发展本身已作出或还将继续作出正确的评估。自然，作为亲身经历者，我们个人也可从中获得某些新的认识。

乡村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亿万农民向往社会主义美好远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探索和试验，这个运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效应。不论人们对这个事业本身在看法上有多大变化和差异，绝不能动摇我对毛主席的基本认识。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中国也是历史中国里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晚年也有失误，但更伟大的一面是不朽的功绩。当他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变动的趋向，从而做出战略决策时，他那披荆斩棘，一往直前，相信群众，藐视困难，百折不回，义无反顾，务求必成的气概，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贯坚持，都是极具特色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的前无古人的业绩，和他的理论成就，无疑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宝贵遗产，永垂青史。

我想谨借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