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蛎又名蚝，是一种贝类生物，生活在海洋沿岸，肉供食用，又能提制蚝油，在咸淡水交界处的生蚝肉尤为肥美，肉质丰腴，嫩若羊脂，营养价值堪比牛奶。结合课文可见，牡蛎的特点是是折射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拜金实质和人民唯利是图之本性。”我仍然记得我的高中语文课上，张老师介绍牡蛎时那扭曲的神情。

我们那一代成都人，在中学时代连生蚝长啥样都没见过，更别提生啖其肉啦。我们对牡蛎的全部印象，仅仅来自于课文《我的叔叔于勒》，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张老师读到这里，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喉结在起伏，作吞咽之状，有同学举手问道：“张老师，为什么要把蛎壳扔到海里啊？”

“小资产阶级的通病，自由散漫”，张老师强作镇定地回答。

“毫无疑义，父亲是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张老师继续往下读。

“不要！不要！”那是1998年，13岁的我们也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纷纷举起稚嫩的拳头，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控诉起了于勒一家人的虚伪善变，发誓此生一定要和这种腐朽的生活划清界限。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生物专业，实事求是地讲，这个选择和当年张老师的尊尊教诲干系不小，当时满腔热血和求知欲的我，一心想要深入研究牡蛎和资本主义的神秘联系。我当时想，也许勘透了牡蛎，就能找到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人民的方法。

研究生我选择了贝类养殖学方向，师从中科院海洋研究生副所长。

我对牡蛎的第一个了解，来自于它能自由转换性别。牡蛎能够根据环境转换性别，至于为什么要转换性别？我的老师，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都没有研究出结果，我就更没发言权啦。有研究人员认为其性别转换和水温有关，理由是在月平均水温为13-20℃时，雄性个体比例高；月平均水温升高至20-30℃时，两性比例接近，当水温下降时，雄性比例又增高。我曾经问过所长为何水温低时雄蚝比较多，所长说因为女的比较怕冷。

还有一个研究结果：在养殖场作对比试验，发现在优越环境条件下，雌性牡蛎占多数，而在营养条件差时，雄性牡蛎占多数。所长告诉我这是因为女儿要富养。

最后我把所长问得不耐烦了，他说你还有啥问题一起问了吧！我扭扭捏捏地说，我有一个大胆的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

“什么？”

“雄蚝要是在水里遗精，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变成了母蚝，那它那些在水中飘零的精子能让自己怀孕吗？”

所长沉默了，他说你这个问题有点超纲，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相关研究。他建议我将此问题立项，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

我谢绝了所长的建议。因为我害怕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经过DNA检测，我发现天下所有的生蚝都拥有完全一致的DNA序列，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同一只生蚝的后代，大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反复怀上自己的孩子，然后形成了今天的庞大种群。这样的结果会让我崩溃的，我是个传统的男人，接受不了这种伦理怪象。

我的第二个待选毕业论文方向是《生蚝为什么这么紧》。众所周知，生蚝之所以蛎壳禁闭，难以开启，是因为它有着强悍的闭合肌，（见下图，图片来自网络，）而经我考察文献研究发现，18世纪之前的生蚝，其闭合肌是远比现在弱小的，究竟是什么事情造成了那短短几十年中生蚝的突变？

​我在18世纪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注意到了这个名字：贾科莫·卡萨诺瓦，意大利大情圣，欧洲陈冠希，自称一生中有116个情人，其中不乏叶卡捷琳娜大帝这种显赫人物。据说卡萨诺瓦为了维持自己的性能力，每天要吃40个生蚝。欧洲的生蚝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人类的疏远，它们的求生欲导致自己进化出了更坚韧的闭合肌，虽然这对为了吃能够造出个戴森球的人类来说不算啥技术难题，但是毕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对自身的保护。

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卡萨诺瓦的画像放在一盘生蚝面前，然后用有道词典里的意大利语发音反复播放“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这盘生蚝当时就怒了，以至于我把他们放到烤箱里烤了20分钟都无法将壳撬开。—–在杀父之仇面前，生蚝们突破了自己的生理极限。

​我的第二个实验被称作“薛定谔的蚝”，生蚝作为宏观物体，和基本粒子具有一种近似的属性：在观察之前，生蚝可能处于开壳和闭壳两种状态，但人类一旦进行观察，生蚝的未定状态立刻塌缩为闭壳。——-是不是很像薛定谔那只不知死活的猫？至少在摄像机发明之前，人类是永远不可能得知一只生蚝的开闭状态的，因为你看见生蚝的同时，生蚝也看见了你，它一定会闭壳。后来我用摄像机完整记录了生蚝的日常生活，发现在无人状态下，它们壳的开闭就跟人眨眼睛一样寻常，一旦有人进入视界内，所有的生蚝都会立刻塌缩成闭壳。—-和基本粒子具有波的属性不一样，生蚝的这种性质是因为它看穿了生活。

我顿时有点讨厌卡萨诺瓦这个人，你说你乱搞就乱搞吧，为啥对生蚝这么狠，害得现在人类和生蚝搞这么僵。我对18世纪之前的那个田园时代悠然神往，那时候没有喊麦、没有雾霾，开生蚝也没这么费力。

后来我还是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因为越是深入研究，就越觉得人类对它们不住，每次开蚝时，我就能感觉到那小小的闭合肌里蕴含着的强大力量，乃是数百年来的血海深仇。这让我不寒而栗，甚至后来我都不敢吃生蚝了。这个后果很可怕，好在我及时悬崖勒马，改换了研究方向，毕竟为了吃我可以出卖灵魂，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第三个论文方向，是《论生蚝和环境保护》。生蚝的鳃可以吸水，它的黏液能捕获浮游生物和微粒，再吃下去。就这样，它们在吃饱的同时也净化了水里的沉积物和藻类。一英亩礁群上的牡蛎一天可以过滤水2400万加仑。—这也是为何世界各地的生蚝具有不同味道的原因，咸味、黄油味、甜味、金属和淡味的，甚至是香瓜、黄瓜或者福建人味。那是因为它们吃进的海水和食物味道不同的原因，和自身品种无关。

同时，生蚝在礁石上聚集形成的天然屏障可以抵抗巨浪，能够从波浪中吸收最多93%的能量。这减少了海水侵蚀或洪水带来的财产损失。有人甚至考虑用生蚝代替乱石堤和防水壁，从而降低花费。——–《进击的巨人》里人类用巨人筑墙，现实生活中人类用生蚝筑墙。每当洪涝灾害来临时，人们在堤坝上边抗洪还可以边吃生蚝，岂不美哉。

可事实上，人类是一个完全不懂得感恩的物种。—前段时间丹麦海滩生蚝大量繁殖，丹麦人非但没有感谢生蚝们净化了他们的海域，还试图引进中国人来消灭生蚝。—我在论文结尾作出如下结论：正如同《进击的巨人》里人类创造巨人用于战争需要，结果被巨人反噬。结合生蚝的美味、净化海水、阻挡水灾等天使般的特性，我认为生蚝是史前文明人为创造的生物，如果我们继续肆虐下去，恐将遭到生蚝的殊死反扑。

最后我的论文没获得通过，所长说我学的是生物专业，不是社会学，让我将研究方向回归到生蚝的生物属性上面去，而不是成天纠结于人类和蚝类的外交关系。

最终，我将论文题目定为了《牡蛎的利他属性》，这看上去是在研究生蚝的群体行为，实际上我的初衷是研究生蚝的社会属性—吃。我想知道为何生蚝在秋冬季最为可口。大家都知道，北半球的吃蚝季是9到12月，南半球则在4到7月。有人认为冰冷的海水中细菌含量较少，所以这段时间的生蚝最适合生吃。—但这跟味道和口感没有关系，顶多是更加卫生而已。

我在研究中发现，之所以春夏的生蚝肉质不好，很可能是因为生蚝在4月进入交配期，它们为了吸引异性，拼命减肥，故而脂肪含量降低，吃起来就像在嚼鸡胸肉。为了找到支撑我这一假设的论据，我对发情期的生蚝进行了跟踪观察，在其间我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实：生蚝是人类之外，唯一真正具备利他主义的生物。

我们知道，很多动物都有看上去无私的行为，比如一种叫Desmodus rotundus的蝙蝠。群体穴居的蝙蝠在某些个体未找到食物的情况下，会吐出自己的食物分给它们。但实验表明，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帮助行为，而是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利用重复的博弈打破相互背叛的僵局”，这就是这类“利他”行为的实质。简单地说：你饿肚子的时候我帮了你，当我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你也得帮助我。

又例如某些昆虫在交配完成后，雄性会当场被雌性吃掉，这种牺牲纯粹是为了让雌性获得能量完成怀孕和生殖，以保证物种延续，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无私”的利他行为。

而我认为，生蚝具有真正的利他主义。我在跟踪发情期生蚝时发现，同一片海域的生蚝，其交配频率是大相径庭的。某些生蚝拼命地日，某些生蚝则对打炮完全没有兴趣，其他生蚝在身旁徐徐蠕动，它完全置若罔闻。我把性交频率高的生蚝和性冷淡生蚝分开做了体检，发现前者的健康和强壮程度普遍超过后者，一开始我认为是机体强健导致前者性欲更强—就和运动员由于大量的运动和健身，使得雄激素分泌过剩，导致性能力高亢一个道理。后来我在对照中发现两个事实，一是那部分性冷淡的生蚝即使不落入人类之口，其平均寿命也比炮王生蚝们短得多。第二个事实更让我震惊，一个炮王生蚝要是生了病或者受了伤，它立即就会变成性冷淡生蚝，而其性欲的下降和伤病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我得出一个结论，生蚝们在漫长的同人类斗争史中，发现了交配期的自己不适合食用的事实。于是，生蚝群体就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老弱病残的生蚝主动放弃交配，让自己的肉质变好，适合食用，从而被人类吃掉，而那部分年轻强壮的生蚝则在看似狂欢的交配中偷生。只有我知道，交配只是生蚝的保护色。

在论文答辩时所长问我，生蚝何不全部投入交配？那样所有的生蚝都不适合食用，岂不是能集体活过春夏。我反问所长，传说中青藏高原上的驴群和狼群打架时，常有老弱之驴强行突围狂奔，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不？所长说我知道，这是在用自己当诱饵，分散狼群主力，人类在突围战中也常这么干，这是真正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我说，生蚝也是如此。

“你的意思是，生蚝阳痿，是一种诱敌？”

“是的。”

“感动。”

“越了解生蚝，我就越不了解人类。”

最后这句话，我写进了我的毕业论文摘要。从那时起我就坚定，我的生物学家职业生涯还未开启就已结束。因为我学生物的初衷是了解生蚝，进而找寻到解救三分之二人类的方法，而现在我已经了解了它全部的故事，并且得到了答案：人类没救了。

我没必要再继续研究下去了。

但我和生蚝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回到成都，我开了全成都第一家生蚝馆，起名“于勒小馆”。我的馆子只卖生蚝，世界各地的生蚝，法国的吉拉多奶香浓烈，澳洲的Tasmania甜如苹果，日本的Senpoush口感嫩滑，巴西的圣卡塔琳娜细腻鲜美。反正大家都没救了，还是吃才是正事。

每年春天，我的于勒小馆都会闭馆小半年，改卖羊腰子。因为我不忍在那个时节吃掉那些舍己诱敌的伟大生蚝，有人偏爱阳痿生蚝是他的事，我做不到。

去年12月，正是馆子生意最好的时候，某天深夜，在打烊前来了一个老年客人，带着他的儿子。

我只觉这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头十分面善，但又想不起来是谁，于是我躲在柜台里偷偷观察。我听见他问儿子，知不知道这家餐馆为啥叫“于勒”？，儿子说不知道。他说：“爸爸当年当语文老师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课文就是那篇《我的叔叔于勒》，课文里面，于勒叔叔穷困潦倒，以卖牡蛎为生。牡蛎又名生蚝，是一种贝类生物，生活在海洋沿岸，特点是。。。”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好吃”。他盯着手里的生蚝说道。

我终于认出了他，他就是我当年的语文老师张老师。

张老师没有认出我，而是继续给儿子上课，“这课文我至今都能背得，尤其是这一段：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爸爸，为啥要把蜊壳扔进海里？”儿子提问，

“原汤化原食。”张老师边吞下一大坨蚝肉边含糊不清地回答。

张老师您变了，当年您可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我们都会变的，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