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能治病，能著述，但能把中国古文化与中医的关系讲到如下文者，没有。傅景华毕竟是专搞理论的，他把问题说清楚了。换言之，这是篇难得一见的好文，推荐给网友们看看。看过之后，起码能知道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在哪里。                                              

 

                                                   东方文化与中医学的理论真谛

                                                   中国中医研究院 傅景华 徐岩春

大千宇宙，无穷无尽，万象更新，无始无终，自然处在无限的运动之中，杳杳渺渺，无边无际，浩浩茫茫，涵盖八荒，至微至著，至隐至显，如《内经》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

    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万千变化，如果我们想简单和谐地把握自然的真谛，则需要把自然看作一个“过程”。自然过程是无限的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无限的运动方式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在这无限的变化中又有相应的“数”和“序列”的规律可循，而各种变化又分别处于特殊的态势、趋势和时势之中，并以气、以形、以类、以象展示着多彩的世界。

   神莫大于化道

    当古代的西方醉心于在有形的“物质”世界孜孜以求那万物的本原的时候，中国人却异乎寻常地执着追求那变化莫测之“神”。《荀子·劝学》推崇“神莫大于化道”；《尸子》以“化合神者称皇”；《易·说卦》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系辞》则谓“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管子·内业》 称“一物能化谓之神”。

    原来中国贤哲们心目中的“神”就是那神奇的变化。神之大，以其隐形藏景，超然无累，恍惚不测，精微难见，总万变以经纬，妙一机而转移，超形气之外而其迹不露，尽变化之极而其功莫窥。于是有人便把这一变化之神机称作“易”。如果以“易”代表那无限的变化，而变化的无限即是那永远不变的“易”，所以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易·系辞》)。

    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永恒的只有变化，在无限的变化中产生的是无限的运动方式。中医学引入古代哲学的概念“无”，即是指无限和无形。如《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淮南子·本经训》谓“神明藏于无形”；《礼记·乐记》谓“神则无体，理如幽深”。还有那佛经中的“无”，乃是指动态的佛性，包涵着无限运动和变化无形的双重意义。

    “无”还有无为、无方、无体、无象之义。老子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而是自然的自在和自为。也许是王充最能理解伯阳先生的心，他在《自然篇》中说：“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似乎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真正感悟那众说不一的“无所为而无所不为”。

    《易辞上传》谓“神无方而易无休”。《素问·天元纪大论》引申为“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明代医学家张介宾深得《内经》之精髓，其注以“莫之为而为之，谓之不测，故曰神，此以天道言也。神之为用，变化不测，故曰无方。无方者，大而化之之称”。“大而化之”颇似无边无界、无形无状之象。唯其有而无形，无而有精，非由形生，故称为“化”。如《洞神经》所谓“妙象无形，应感有体，真精妙气，化成姿容是也”。此乃无象之象，非状之状。

    当然世界上还有众多有形的变化，而且这一表现为可见物的有形的实体存在是感觉和自我意识所能轻易了解的主要世界。但“形”只是存在的一种方式，它的变化不是变化之“神”，而是变化之“象”。但“象”也不仅仅是形象，还有更重要的气象、法象等。通过其象可以审知其机，领悟其神。中医学重气轻形、重道轻器，在诊察中以“望而知之者谓之神”，“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在病理学中以气化、气机立论；在治疗学中以调气、和阴阳为法，均导源于上述“神机气立”，“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

    天地絪緼，万物化醇

   《易·系辞下》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唐孔颖达疏为“絪緼，相附着之义”，“唯二气絪緼，其相和会”。实际上这里就是指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万物。“絪緼”描绘了二气相互作用时的那种神态和气象。如北宋张载著《正蒙·太和》中所描述的那样：“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絪緼”；“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那么，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各种不同方式的过程的相互作用，才自始至终是变化的根本原因。

    令人惊奇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十大经》中亦载有：“静作相养，德疟(虐)相成。两若有各，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这里所表现的两极相与、变化生物的思想，实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如果我们把论述中的有形的“物”改变为囊括形气万象的运动方式，再去理解那无限的运动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许认识的双翼更能接近趔的天穹。

    东方民族的心似乎是相通的，印度古国无疑也在作形而上的思考。佛教传入中国，与儒、道融会贯通，于是有禅宗的开创，大乘宗风的发扬。禅师问初入门的弟子：在父母生你之前你是什么？你可用两手拍出声音，那么一只手的声音是什么？原来两手拍出的声音不是两手各自声音的相加，而是两种运动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佛以因缘合则生，散则灭；中医学以气聚则生，气散则亡。“缘”是缘份，“因”是有缘的运动方式，“合”是相互作用，世界是因缘的聚合。气是各种不同的运动方式，气的聚合也即是因缘的聚合。佛、道与医通于一气。这里是中医学理论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来自那东方文化洋洋大观的思想渊源。

    通天下一气耳

    举世闻名的古希腊“原子论”，一味追寻物质实体的终极本原和它的固定形态，对于西方科学思想影响之深令人瞠目。而与之同时的中国学术界则认为“通天下一气耳”。连大物理学家麦克斯韦都曾力图用牛顿力学术语来解释场，把电磁波说成是“以太”的弹性波。“以太”是一种假想的能充满空间的非常轻的“物质”。近年来人们把“气”解释成一种组成世界的莫名其妙的“微小物质”，与假想的以太多么相似!

    盈天地间皆一气，如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所言：“气在天地之外则包罗天地，气在天地之内则运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之以明，雷雨风云得之以施，四时万物得之以生长收藏，何非之所为？”(《类经·摄生类》)。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至大无处，至小无内，囊括宇宙，包罗万象，因此绝不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或“物质元素”，更不是什么具体的“功能”或“能量”。而是泛指无限的运动方式。

    无限的运动方式处在无限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作用的总和才是自然真正的“本原”，而同时又是“结果”。老子感觉到了它的“客观存在”，并解释为“有物混成(尽管如此还是被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看来老子也未能说得清楚，只用一个“道”字表示之，从而引起了一场千古之争。

    唯《管子》对道的理解最能发人深省，其谓“道在天地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里的“道”，显然是一种与后天地而生的人的意志无关的无限的存在，因而不是一种理念或精神。此外，尽管伯阳老人将其喻为“有物混成”，但这种永恒的存在既无限大而没有边界，又无限小而没有内容，因此绝不是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物，而应该是无限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无限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无限的运动方式，这就是“道生一”。“一”即是“气”，又可谓“太极”、“太一”、“元气”。“道”与“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当此之时，我们想起了《性命圭旨·性命双修万神主旨第一口诀》中对气的一段绝纱描述：“其相无去无来，究之于先天地之先，莫知其始；穷之于后天地之后，莫知其终。高而无上，广不可极；渊而无下，深不可测。乾坤依此而复载，日月依此而照临，虚空依此而宽广，万灵依此而变通……”。

    这种无去无来，无先无后，无始无终，无上无下，弥漫太虚，主宰万变者，既没有空间结构，又没有时间限制，既没有质量，又没有形状，既没有速度，又没有量度，除了自为自在的无限运动及其变化之神机外，还能用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以解释，可以与之等量齐观。

    《庄子》载：“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正是因为自然界的“源头”就是“有无相生”，所以随之而有“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等无数相对的双方。老子把“有无”与这些相对的运动方式排列在一起，并以之为始，说明“有无”也是指运动方式，而不是指具体的物。无形的运动与有形的运动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了“形气”相对范畴的出现。《素问·天元纪大论》载：“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大江黄河流着和谐

     世界是简单和谐的，理论也应如此，中国人早在《国语·郑语》里已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是指两种以上不同的运动方式的和谐作用。“同”是指简单地把相同的运动方式合而为一。相反和谐才能产生新的运动方式，而简单的相同相加是没有意义的。爱因斯坦就坚信自然界有一种内存的和谐，以毕生精力寻求物理学统一的基础。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原始的审美意识的再现。对和谐的认识与追求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它来源于人的生命过程本身，以及人的生命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那种内存的统一与和谐。

    《荀子·天论》谓：“天行有常，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圣济经》载：“天地设位，妙功用于乾坤；日月著明，托阴阳于离坎；一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一显一晦，相荡而成昼夜。”在这大自然循环往复的壮丽图景面前，我们看到简单而相反的两极最宜组合成和谐的运动。中国人对两极相与、相反和谐的认识，可谓由来已久。诗人闻一多告诉我们：“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

     基督教在肉体和灵魂之间挑起人为的战争，印度神话中由于强迫拆散“神我”和“自性”才产生了世界大分裂。而古代中医学却在形气相感、神形合一的意境中，领悟到那动态的静谧与和谐。和则为正，失和为邪，和则为平，失和则病。诊之要诀在于识其偏，治之要诀在于使其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逆者降之，陷者举之。寒热错杂，温凉并用，和其阴阳；上下不和，苦辛并进，调其升降。气药偏燥，以血药润之；血药嫌腻，以气药调之。益气以养血，和则相生。凡导和人身，疗百病，脱疴起痼，斡元气而开寿域，皆在于此。

    相反和谐的作用过程包括很多规律性的相互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相反互补和相反互限，或称相反相生和相反相制。如《类经图翼·运气上》所载：“盖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克循环，运行不息，而天地之道，斯无穷已。”有生无制，则万物生发混乱；制而太过，则万物发育无由，所以生中有制，制中有生，互相为用，互相补充，才能运行不息。中医学经络藏象、病机治则理论莫不以阴阳互补与五行生克制化贯彻始终。

    原来是“河马洛龟”的馈礼

    阴阳、五行乃“天地之数”，如《仙经》中所言：“大道不可以筹算，道不在数故也。可以筹算者，天地之数也。若得天地之数，则大道在其中矣。”自然过程本身是不可以用数来计算的，而天地间自然变化有相应的规律可寻，这就是“天地之数”。童中洲神释诗：“天运无停机，万象自昭著……而我居其中，动息有理数”，则更明确指出生命运动在自然过程之中，有理、有数、有象。

     流传千古的“河图”、“洛书”就是中国古代的数图。《易·系辞》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伏羲氏时黄河有龙马背负《河图》而出，洛水有神龟背负《洛书》而出，伏羲据以画八卦。洛书数图戴一履九，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八六为足，形成九宫之数。河图数图以一为水数，得五为六居北；二为火数，得五为七居南；三为木数，得五为八居东；四为金数，得五为九居西；五为土数，得五为十居中，则成五行之数。它们分别反映了天文、地理、气候、季节以及生命活动等自然变化的规律。

     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中《素问·金匮真言论》和《素问·天元纪大论》阐述了河图数与藏府的关系，《灵枢·九宫八风》则论述了洛书数在医学中的应用。中医学三阴三阳的理论来源于河图生数相配，五藏序列则基于河图五行方位象数。古往今来，二十世纪震撼人心的电子技术却是从这里开始。这离奇的智慧原来是“河马洛龟”的馈礼。

    那么怎样用一种最通俗的解释来说明这神奇莫测的“数”？如上所述，自然过程中有无限的运动方式，而它们都处在无限的的相互作用之中。各种方式的相互作用，依其参与方式的多少会形成不同的作用关系。如果我们把参与作用的方式数用二、三、四、五等表示，则形成了一系列反映其各自不同的作用规律的“自然之数”。

    显而易见，两种方式相互作用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作用关系，其次则为三、五。《周易参同契·上篇》谓：“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即指一、二、三、五是自然中最精要的数，它的妙理真谛，可以言传，难以文述。《周易参同契·下篇》又谓：“三五并一兮，都集归二所。”是说三元、五行的作用规律都是以阴阳为基础的。令人深思的是，S.P.O.E亚层电子轨道就分别为1.3.5.7，而每一轨道上却又都有两个方向相反的电子。这样看来，自然过程中确有一些遵循共同作用规律的数和数的基本序列。

    二进制是阴阳作用方式的数学表达，它给了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以简单而神秘的启示，因之而诞生的电子计算机成为当今时代的象征。《周易》揭示的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序列，是由简至繁，由宏至微而生化演进的序内层次，DNA的A-T、G-C双螺旋结构四象模型，mRNA四种碱基以三体密码方式的64种排列，生动地表明这一规律可以概括宏微观领域内各类二进制序列的动态变化。

    扬雄《太玄经》所揭示的三元、六气、九宫、二十七卦、八十一卦序列，早已解开了老子“三生万物”的千古之谜。三进位制是这一作用方式的数学表达。《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其生五，其气三”。罗东逸《内经博义》释之为：“太乙之所施生 ，造化之所鼓铸，必得三而成物。”三的出现，产生了惊人的伟大成果，一个无限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王安石解《洪范》谓：“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我们把“行”理解为遍及宇宙的无限的运动方式，把“五行”看作是五种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显然与半山老人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是为了更明确的表述五行序列的动态特征，《内经》又重申了“五行阴阳者，天地之道也……”《说卦》谓：“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其中，“参天两地”实寓三阳二阴之五行机括，而成火、金、木、土、水之势。相邻之气相克，相间之气相生，于是反映这一过程中相互作用规律的生克制化理论便应运而生。

    肝犹秀木，欣欣向荣；肾如命泉，涓涓而始流。中医学的五藏属于五行序列，分别代表五种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方式。在相对于生命信息的运行机制中，心肺肝脾肾恰似其动力、传递、反馈、转化、发生机制一样，分明是立足于生命的动态过程，而非实体器官。《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君主、相傅、将军、仓禀、作强之官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五种生命运动方式的特征。中医学横观生命过程及其各种方式的相互作用，西医学纵观人体结构及其各种器官的生理功能，二者形成鲜明的相反相成的互补关系。任何以其根本不同的概念、范畴体系而互相解释、互相验证、互相改造、混二为一的愿望和行为，都将导致使中医学最终湮灭的严重后果。

    “自然界的规律是由数学语言写就的”，各种不同方式、不同序列、不同类别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千变万化的自然。太极、阴阳、三元、五行等序列，就像简单和谐而又条分缕析的“宇宙代数”，揭示了自然过程中不同方式相互作用的基础规律。因此也可作为生命过程的“数学模型”和“理论范式”。中医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展现了中华民族绝异于西方世界的智慧之光。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自然过程中无限的相互作用除了表现为阴阳、五行等序列规律外，作用的诸方还常常处于不同的“势”。如正邪相干过程中，正邪双方即处在此盛彼衰、此进彼退等作用状态或局势之中。

    而另一方面，邪之出入进退之势又必然有一种趋向，如表里、上下、缓急、聚散等。我们可能把前者称为“态势”，后者称为“趋势”。此外，作用的诸方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又常常会出现各种相对稳定的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一特性称作“时势”。

    古代的中国尝以“势论”为治国、治兵、治人之道。《孙子兵法》专有“势篇”论战之势，并谓：“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荀子·议兵》亦谓：“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成都武侯祠有清代剑川赵藩的一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攻心”即指调整关系，以得其和；“审势”即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柳宗元《封建论》以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战国慎到提倡“势治”；韩非子主张“抱法处势”以治，均可见“势”的自然存在及其重要意义。恰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相传鲧治水以堙卑增高，筑堤壅防，九年未成而亡于羽山。大禹治水则用作堤修渠以收其势，疏通江河以引其势。前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态势”，反映了势的属性，是盛是衰，是害是利，以之可定。故宜反其性而收之。后者相当于“趋势”，反映了势的趋向，是东是西，是上是下，以之可见。故宜顺其势而引之。李冰治水，遇湾截角，逢正抽心，淘滩作堰，与疏瀹后先辉映，亦不外抑其势以收之，引其势以导之。

    自然和生命过程的各种运动方式都处在相互作用的和谐态势及趋势之中。如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火之炎上，水之润下，肝之升发，肺之肃降等。而病态过程的正邪双方也处在相应的失和态势和趋势之中。如“虚实”所反映的是“正气虚”或“邪气实”的正邪相干态势。“寒势”所反映的则是正邪阴阳相干的态势，如阳气虚、阴邪盛则寒，阳邪盛、阴气虚则热，这是在正邪相干的虚实态势中，又加入了正邪阴阳相干的寒热态势。“表里”则反映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正邪相干的趋势，而并非指疾病的有形的实体“部位”。中医学还有三阳三阴六病、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则分别反映了不同疾病正邪相干的传变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称作“时势”。

    “势”在中医辨证论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辨证的关键除了确定是何种运动方式的失和外，紧接着就在于确定失和的态势、趋势与时势，这就是中医学的“病机”。中医病机不在定位、定性、定量，而在求因、求属、求势。其在生命过程中显然属于三元序列的范畴。因有六淫、七情、饮食劳逸等诸伤，为邪之所生，病之所由。属有气血津液、五藏六府、十四经络，为邪之所在，病之所生。势有虚实、寒热、燥湿之态势，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之趋势，三阳三阴六病、卫气营血、三焦之时势，为正邪交争之势，病证进退之象。

    药无贵贱，对证则良，法无高下，应机则宜。扭转态势，宜扶正祛邪、和其阴阳。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燥者润之，湿者燥之，急者缓之，郁者通之……顺应趋势，宜因势利导、引邪外出。邪在表者，汗而发之；邪在里者，攻而逐之；浊气在上者涌之，清气在下者提之……掌握时势，宜因时施治、防患未然。如温病治则，“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叶天士《温热论》)。

    治病必求于本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生之本，本于阴阳，人以阴阳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治病求本，实为求于人生之阴阳，而非“疾病之本原”，人为本，病为标。中医并非治病的医学，而是治人的医学。

    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各种生命运动方式之间相互关系的失和，是导致病态过程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调整失和、燮理阴阳，乃是中医治人的根本大法。《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以致和平”的论述，概括地反映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人们往往把不受意志支配的人生过程，特别是这种过程的必然性称作“命运”。而病态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却也正是那不受意志所控制的过程。中医学在治疗中所要激发和促进的就是这一非自控过程，而不以支持或干预意志所控制的过程为主要目标。“气功”疗法则更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消除感觉以唤醒直觉，仰制理性以调动悟性，忘记自我以接近自在。从而去洞悉那森罗万象、错综复杂的宇宙人生。

    《楞严经》载观音菩萨修行时耳不向外闻声，而向内自闻能闻的是什么。由此而做到“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入于如如不动的大自在境界，故名“观自在”。中医学注重内视生命活动过程，探寻生命意识的最高层次，追求那伟大的生命力的和谐，终于感悟到生命本身拥有调整各种失和的内在机制，从而具备了可以防治各种疾病的能力。中国人始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活动过程，锲而不舍地开发那生命的根。

    综上所述，中医学用气和形气阴阳理论所描述的自然过程及其各种方式之间普适的相互关系，以五行学说和藏象理论所反映的各种生命运动方式之间生克制化的相互作用，以经络学说和病机理论的类似反应概率的语言所展示的生命活动图景，以治病求本和辨证论治的绝异于现代医学的治疗学思想所确立的临床法规，从根本上摒除了机械论的世界观，而获得了动态的生命的深刻体验。

    中医学是过程的科学，而不是结构的科学；是演化的科学，而不是存在的科学。或者说，中医学是生命过程的科学，而不是人体结构的科学；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的科学，而不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的科学。本文因之而尝试运用过程、方式与相互作用；数、序列与类别；态势、趋势与时势；气象、形象与法象等概念范畴体系来理解中医学及其阴阳形气、五行藏象、病机治则等理论，从而建立了自然过程论的一般性原理。这或许能为我们认识自然和自身生命活动提供一个新的方法论世界。

    是五千年文化翌卫神州

    “启草昧而兴，有四百兆儿孙,飞腾世界；问龙蹻河道，是五千年文化，翌卫神州。”

    当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了一切与之不相容的传统理论的堤坝的时候，历史却惊异地发现，在世界的东方存在着一个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中医学以其绝异于现代医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和博大精深的理论，及其卓越的临证疗效而顽强地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它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并对未来科学的革命性变革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然而，近百年来，在中医学的理论建设方面，人们却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艰苦的概念替换和理论易撤，力图将其纳入西方医学的范畴，从而实现中医学的科学化。也许到头来终将发现这尽力推动着的愿望，却原来是一个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的巨石。于是我们想起了庄子寓言中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谋报浑沌之德，因谓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值得深思的是，本世纪中叶以来，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理论却尽力抛弃自己的传统，日益向古代东方的思维方式靠拢。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深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逐渐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论。几乎与之同时，由协同论、突变论和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新三论，便又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分形论与超循环理论的兴起，现代物理学又引来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混沌”。混沌论改变着整个科学建筑的结构，寻求那复杂系统的普遍行为，从而在禁锢了近现代自然科学达四百年之久的传统理论思维方式的循环往复的怪圈中又打开了致命的缺口……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那无疑是民族的危机。中医学不仅是一门应用科学，而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医学植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其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与传统的东方文化一脉相承，并因此而与之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一场空前的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重现中华千古魂。当中医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使者(而不是作为被解释、被验证、被改造的对象)走进那神圣的未来科学的殿堂的时候，人类将真正开始对东方文化及中医学的重新认识，从而最终导致古代东方文明的回归，并在人类宏大的精神背景下，实现那古老与年轻、固守与革新、结构与过程、阳刚与阴柔相反相成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