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佩孚在记者招待会发言之考辨
作者：刘明钢 阅读量：43 点赞：0近年来，吹捧晚年吴佩孚的文章比比皆是，其中不少文章引用吴佩孚在记者招待会的发言。然而，吴的发言有截然不同的两个版本，于是就产生了辨别真伪以及如何评价的问题。
一
1939年1月31日，日寇向吴佩孚施加压力，并在吴的寓所什锦花园举行记者招待会，13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在此之前，吴佩孚受到了来自抗战阵营及各方爱国人士的多次警告，加深了对“落水”的顾虑，再加上日本不顾一切地采取强迫措施，更使之恼火，于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吴佩孚甩开日方拟就的讲稿，发表讲话，向众人明确表示自己的心意。然而，吴佩孚这个发言如今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这样写道：吴佩孚当着中外记者宣布中日要实现和平，必须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条“史料”没有注明出处，却见诸许多文章。
笔者认为，这条史料是杜撰的。
1、如果吴佩孚真的提出这些条件，他就不会与日寇进行和谈。
所谓吴佩孚谈话的第三个条件“日本应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显然是针对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第一次声明。1938年1月16日，近卫发表声明称蒋介石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如果吴佩孚真的要求日本以重庆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那么，他一定要表示服从国民政府，而且他本人也不会与日寇进行旨在成立傀儡政权的谈判。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2、从董必武的文章看，吴佩孚也不会讲出这番话。
日寇诱降吴佩孚在当时是重大事件，引起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会召开不久，1939年2月5日，在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撰写题为《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的文章，公开表明共产党人对日寇这次诱降活动的态度。文章写道：“吴于一月三十一日招待新闻记者，虽其口述与日寇制就之谈话稿不同，但亦未公开否认有主张和平之通电。其态度之暧昧，大约系环境使然。这种状态，不会长此保持下去。前途所届，不外两个归宿：或者吴佩孚发挥其固有的精神，顽强不屈，弃所谓‘绥靖委员长’的伪职于不顾；抑或者吴氏甘为傀儡，听日寇搬演出场。这在最近的将来，可见分晓。国人所殷殷属望于吴氏的，自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董必武：《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见1939年2月21日《群众》杂志）
董必武还写道：“国人所希望于吴佩孚的，不过是自全晚节，不要被日寇所利用，来与抗战的政府与爱国的人民为敌。……国人不是望他积极地干什么，而只是望他消极地不干什么。即不做日寇的傀儡。”（董必武：《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见1939年2月21日《群众》杂志）
如果吴佩孚在中外记者会上真的提出“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等三个先决条件，一定会得到董必武赞扬与肯定；但董必武的文章却说，吴佩孚“其态度之暧昧”，这说明吴氏不可能发表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言论。因此这段史料肯定是杜撰的。
第二个版本这样写道：在记者招待会上，吴佩孚讲：“余受‘和平救国会’之推荐组织绥靖委员会，着手准备建立政府机关以实现和平。第一阶段当先编成作为其骨干之军队，为此，余打算首先使华北游击队归顺。若在华北巩固了地盘，则可在日华之间实行武力调停，解决事变。因为武力调停，余在国内战争中已有数次经验，所以对此是有自信的。”（晴气庆胤：《上海恐怖工作七十六号》，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22、18-19页）吴佩孚还提出了“出山”的条件: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员;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行政策。在这三项内容中他特别强调要有“实权”，视之为一切之基础。吴佩孚说:“实权这个问题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日。”（苏开来：《吴佩孚之死》，北平新报社1946年版，第30页）
笔者认为，这条史料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吴佩孚一贯的政治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吴佩孚是地地道道的主和派。他在致汪精卫函中，毫不隐讳地写道：“故自芦沟桥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苏开来：《吴佩孚之死》，北平新报社1946年版，第30页）
1938年8月，“土肥原机关”派出大迫通贞少将来到北平，正式对吴佩孚开展劝降工作。吴佩孚对于谈判没有丝毫反感，反而认真地与敌伪头目进行接洽、磋商、讨价还价。吴佩孚提出的条件:一是他可以“出山”;二是必须由他组织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他说:“事变若由余来调停，大概可望得解决，如果举国舆论寄希望于余，余则可任此劳。但是，在调停之前，余须先行培植势力，足以迫使重庆政府接受调停。为此，余思招抚华北之土匪。如余发布命令，各支土匪部队将会立即汇合，如此，就易于培养军政势力。作为军政势力之骨干的军队一旦建立，即可组织政府，扩大行政区域，取消临时政府。若蒋介石不听调停，则可把新政府之行政区域，扩至重庆，以解决事变。”（晴气庆胤：《上海恐怖工作七十六号》，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22、18—19页）
如果将吴佩孚的两个讲话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基本相同：都同意“出山”，都提出由他出面“调停”，都提出要掌握实权。
由此可以判断这条史料是真实的、可信的。
二
吴佩孚这个讲话，如今受到史学界普遍的关注，一些人认为，吴佩孚向日本人要实权就是坚持了民族大义，因此应该肯定。但是，如果把这篇讲话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则很难得出那样的结论。
吴佩孚特别强调要掌握“实权”，甚至说：“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日。”在吴看来，只要日本同意这个前提条件，他就“出山”，就任汉奸政权的首脑；并“在日华之间实行武装调停”，迫使重庆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停止抵抗，妥协投降。这不是汉奸主张又是什么？
对于吴佩孚向日本人要实权，董必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吴本人主观是否愿意做汉奸，只要一上日寇的圈套，便成为它的新傀儡，假如他要求练兵，日寇在某种条件下一定可以允许他练兵，但练出兵来装备须仰给于日寇，那不是更便利于日寇以华制华毒计的实现么?那时吴将不是旧的中国的吴佩孚，而是以新的民族败类的姿态出现。又如要日寇交出政权，日寇同样可以答应。要日寇武装维持秩序的政权，那不是别种政权，正是傀儡政权，这样的政权，在日寇侵占区域内俯拾即是，如伪满，伪蒙疆政府，上海伪大道政府，北平伪临时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以及各地方的伪维持会等，真是指不胜屈。吴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和溥仪、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把臂入林罢了。吴佩孚这个人的危险性，就包含在他要练兵，要政权这个动机内，日寇正好迎合这点，利用这点，搬演出来作为一个配合王克敏、梁鸿志诸汉奸的新傀儡。”（董必武：《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见1939年2月21日《群众》杂志）
董必武认为，吴佩孚存在着“落水”为汉奸的危险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吴佩孚是一个极端顽固守旧的人，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很远。他自视很高又常不满意于现状，且不甘寂寞”；另一方面“所处的环境更是恶势不堪。处在日寇直接统治之下，汉奸的影响，左右失势官僚及群小的包围，怎能放得过这样一位赫赫有名待时而动的老军人呢?”（董必武：《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见1939年2月21日《群众》杂志）
文章最后，董必武严正警告吴氏:“目前抗日的都是友人，附逆的都是仇敌，不管他过去的历史如何，凡甘心借日寇利用来阻碍抗战者，都一定为国人所反对。”（董必武：《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见1939年2月21日《群众》杂志）笔者认为，董必武的分析是正确的，吴佩孚确实有叛国投敌的可能性。正如网友所言：吴佩孚是死得其时，如其不死，他当然也有可能不会去做“汉奸”，但那也仅仅是因为条件谈不妥而已；他要是没有与日本搞和平的意愿，怎么会与日本接触，与汪精卫往来呢？总而言之，吴佩孚这篇讲话不是爱国主义的，而是一篇汉奸言论的代表作。
这种民国史的帖子，老兵最擅长。估计里面观点，老兵应该赞同成分更多 1吴子玉这人，不蓄私财、不纳小妾、不入租界，操守方面还是应该肯定。但其人也是很好名的。
2他和日本人谈的这些条件，日本人就是全答应了，然后中间掺沙子，吴也能为之如何。而且吴出山后，很有可能就是身不由己了。
3关于吴的死因，好像只有吴家自己的说法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何足道 发表于 2017-9-11 14:03
1吴子玉这人，不蓄私财、不纳小妾、不入租界，操守方面还是应该肯定。但其人也是很好名的。
2他和日本 ...
溥仪原来也是准备当真皇帝的，结果是啥？
吴子玉不太可能不知道吧。 作为一个过气了的当年大帅，他不肯南下，那就只能玩这些似是而非的把戏来跟日本人磨了，因此他最后的结局一点都不意外。他没有被军统用斧子砍死或者枪杀，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本帖最后由 老兵帅客 于 2017-9-11 11:21 编辑
何足道 发表于 2017-9-11 01:03
1吴子玉这人，不蓄私财、不纳小妾、不入租界，操守方面还是应该肯定。但其人也是很好名的。
2他和日本 ...
吴要是真答应了，估计就是死于军统的各种手段，而轮不到日本人说话不算数。他和宣统的区别在于，他在华北的旧北洋军人那里还有些号召力，不像宣统，除了满洲少数人，例如熙洽，早就是彻底的一般过去时了。因此假使他下水的话，有可能得到汪精卫类似的待遇。 奉孝 发表于 2017-9-11 04:46
溥仪原来也是准备当真皇帝的，结果是啥？
吴子玉不太可能不知道吧。
所以他一直在那里暧昧呢。这厮不傻，知道下水以前还有磨的本钱，下了水就没机会了。 唉 旧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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