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至尊——哲布尊丹巴法王
公元1911年12月28日，当时辛亥革命已爆发两个半月，但清帝尚未退位，外蒙古又传来爆炸性消息——当地王公宣布从中国独立，建“大蒙古国”，还起了个叫“共戴”的年号，而他们“共戴”的那个国家元首即所谓“大蒙古国日光皇帝额真汗”，则有着一个长而晦涩的名字——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时光荏苒，十年后的1921年，在经历了与中华民国多次分分合合的纠葛后，外蒙古终于在苏联人的扶持下彻底从中国分离，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又成了蒙古国名义上的立宪君主。过了仅仅三年，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便对外宣布，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突然逝世，随即废除君主制并改国号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坊间则一直流传，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他的家人，都是被苏联特工秘密处决的，他们的尸首很可能像尼古拉沙皇一家遭到焚毁，可谓死无葬身之地。
这位蒙古皇帝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其实是一位出家人，更确切地说，他是藏传佛教的活佛——“哲布尊丹巴”是活佛系统的称号，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类似；“八世”是其编号，代表他是这一系统的第八位活佛；“呼图克图”则是清朝时对有一定地位的大活佛之尊称。尤为奇怪的是，做为一个立誓独身的出家人，他竟然先后娶了两位夫人并育有子女，其中一位“皇后”后来甚至还与这位“皇帝”离了婚，成为一时新闻。更有意思的是，身为蒙古皇帝，他竟然没有蒙古血统，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藏人，出生于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县。
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开创者自然是编号No.1的一世哲布尊丹巴，他生于十七世纪上半叶，是喀尔喀最大的部族首领土谢图汗之子，本名札那巴札尔，出家后法名为罗桑丹贝坚赞。土谢图汗家族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子孙，他们自然是蒙古人，而且还是蒙古最高种姓即所谓“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父系后裔）的成员。
喀尔喀最早是外蒙古一条河的名字，据说在蒙语里是“盾”的意思。明朝时分布在喀尔喀河两岸的蒙古人，因这条河而统称为喀尔喀人。十六世纪初，忽必烈的后裔达延汗重新统一了蒙古高原后分封诸子，其中的两个儿子沿河流瓜分了喀尔喀的土地。按照蒙古人的传统，以坐北朝南为正向，即左东右西，因此河东岸又称为喀尔喀左翼，河西岸则为喀尔喀右翼。
十六世纪中期，受自己亲戚俺答汗（达延汗之孙，当时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军政强人，明朝和蒙古各部都很怕他）威胁，喀尔喀左翼被迫翻越大兴安岭向东南方向迁徙，而右翼仍留在了当地。喀尔喀蒙古人至此分为两部分，进入漠南的称为内喀尔喀，后来归入内蒙古，留在漠北的则称为外喀尔喀，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外蒙古。喀尔喀右翼或外喀尔喀或外蒙古，首领们都是达延汗幼子格埒森札的后裔，他们在明末清初整合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和车臣汗部三大集团，合称外喀尔喀或外蒙古三部，以土谢图汗最强。
一世哲布尊丹巴就生于土谢图汗家。按照蒙古人的说法，做为一位活佛的他本来信仰被黄教当作异端的觉囊派。这个诞生于宋末元初的独特教派在佛教思想上的最大争议，是提出了被目为邪说的“他空见”理论，颇受藏传佛教各主流派别的白眼，尤其是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与该派观点完全对立的格鲁派即黄教执掌了西藏权力，觉囊派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
西藏最高统治者五世达赖喇嘛，这位以宗教宽容著称、甚至允许伊斯兰教在拉萨开办清真寺的一代雄主，却对同属藏传佛教的觉囊派毫不妥协，直斥“他空见”为异端邪说，下令没收觉囊派寺庙的财产属民，封禁焚毁载有该派教义的典籍与经版。在统治者的强大压力下，残存的觉囊寺院纷纷被迫改宗黄教，导致在西藏核心的卫藏地区（即拉萨、山南和日喀则），该派几乎绝迹。
说起来，五世达赖其实与觉囊派颇有渊源。他出生后不久，其舅父就请来一位觉囊派高僧为外甥取名，此人便是在西藏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多罗那他——多罗那他是这位僧人的法名，意为“救度怙主”。此人撰写了一部《印度佛教史》，主要内容是印度佛教晚期的历史，他虽然精通梵语，却没有亲身去过印度，那些印度史料都是与来西藏的印度人交流时记录下来的，但由于印度人自己对那一时期几乎没有记载，因而这部书一直是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多罗那他也被后人奉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黄教憎恨觉囊派事出有因，除了宗教观点截然不同外，多罗那他等觉囊派领袖与西藏当时的统治者——敌视黄教的藏巴汗交往密切，藏巴汗政权曾提供了大量财物人力，支持兴建了多座觉囊派寺院。按照后来的蒙古史料记载，多罗那他后来到了外蒙古传教，在当地广受尊崇，被蒙古人奉为“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圣法王”。据说他于公元1634年在外蒙圆寂，正好第二年喀尔喀势力最大的领主土谢图汗生了个儿子，王公们纷纷认为这孩子就是多罗那他转世，于是小王子便被尊为活佛，并沿用了其前世的称号，是为一世哲布尊丹巴。
但是奇怪的是，几乎所有西藏史书都没有记载多罗那他到外蒙传教之事，其中包括多罗那他的自传以及觉囊派自己的教法史等颇有权威的一手资料，而从这些史料来看，此人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西藏。因而有许多人认为，多罗那他既没有去过蒙古，更没有在那里圆寂，至于蒙古人为何编造出所谓哲布尊丹巴前世的故事，恐怕是别有用心，具体原因我们后面再说。
蒙古人都认为，做为多罗那他的转世，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于1649年来到藏传佛教的中心西藏学经，那里当时已经是黄教一统天下，在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这两尊大佛的压力下，哲布尊丹巴被迫放弃觉囊派信仰而改宗黄教。或者说，哲布尊丹巴以改宗为代价，换取了黄教两位教主对他宗教地位的承认。但是，西藏方面的史料却说，哲布尊丹巴从一开始便是黄教徒，因而不存在改宗之说，而他的前世也不是什么觉囊派的多罗那他，而是黄教祖师宗喀巴的重要弟子之一——拉萨哲蚌大寺的创建者绛央曲结。
不管怎么说，综合相关史料，哲布尊丹巴到了西藏后，大概在公元1650年十五岁时于四世班禅处受戒，后来也曾接受五世达赖的传经授法，算是拜入了达赖和班禅门下。不过，尽管与四世温萨活佛噶尔丹是同门师兄弟，但哲布尊丹巴年龄比温萨大十岁，哲布尊丹巴于公元1657年毕业时，当年只有十二岁的噶尔丹才刚刚来到西藏，两人不太可能有什么交往。尽管如此，据说一世哲布尊丹巴幼年出家时，是由噶尔丹的前世即三世温萨活佛剃度的，因而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两人也算有师徒情分。
哲布尊丹巴学成后回到喀尔喀蒙古传教，凭借自己不但是黄金家族成员，更是达赖与班禅高徒的特殊身份，其影响力迅速攀升，甚至超过了哥哥土谢图汗（当时其父已亡其兄继位）。当时喀尔喀蒙古三大部族，即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以及车臣汗部，分别由三位汗王统治，三人间虽有实力强弱但互不管辖，而哲布尊丹巴不仅是土谢图汗部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整个外蒙地位最高的活佛，隐隐已有喀尔喀共主的势头，尽管这种主宰更多是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但身为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哲布尊丹巴有自己的独立领地和大量属民，其世俗权力亦不可小觑。
后来的故事前篇已经说过，哲布尊丹巴的同学博硕克图汗噶尔丹极力扩张准噶尔汗国的疆域，已经囊括了广袤的中亚草原。鉴于北面的俄国熊实在不好惹，噶尔丹于是打起了自己这位南边同学的主意，计划消灭喀尔喀蒙古后一鼓作气杀向内蒙古吞并中原，恢复蒙古帝国的昔日光荣。
当时，喀尔喀蒙古却发生了内讧，哲布尊丹巴的哥哥土谢图汗看上了另一部族首领扎萨克图汗的老婆，精虫上脑之下当了一回西门庆，竟然杀夫夺妻，扎萨克图一方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两部互相攻战杀得不可开交，很快牵扯到了邻近外蒙的准噶尔人，噶尔丹的一个弟弟在一次纷争中被土谢图汗的部下误杀，给了准噶尔足够的出兵借口，战争一触即发。
见事情越闹越大，身为世俗上和精神上的两位宗主，康熙皇帝与达赖喇嘛分别派出特使前往劝解，喀尔喀蒙古早已与清朝建立了联系，前者当时相当于后者的外藩，不过并没有实际的隶属关系。本来唯恐天下不乱的博硕克图汗见此情形不敢妄动，也宣布要给双方和稀泥，遂派出使者去喀尔喀掺合，主要目的自然是捣乱而非调解。
但外蒙古在安排谈判座位时却出了茬子，也许是当地人想拍自己活佛的马屁，他们把哲布尊丹巴的位子与达赖喇嘛使者的位子并列，位于准噶尔使者之上。
西藏派出的使者地位相当高，是拉萨甘丹大寺的寺主即甘丹赤巴，按照黄教传统，他是祖师宗喀巴的法统继承者，也就是黄教名义上的教主，更何况他还代表着黄教事实上的教主达赖喇嘛本人。有着温萨活佛头衔的噶尔丹认为，自己的前世既然是哲布尊丹巴的师父，地位当然要高于这位外蒙活佛。现在喀尔喀人竟将哲布尊丹巴置于自己的代表之上，甚至敢和师父的代表并列，是可忍孰不可忍！正寻找战争借口的博硕克图汗于是以这位学长不尊重宗教传统和达赖喇嘛为由，突然向喀尔喀蒙古发动了袭击。
据说，为了挑起战争，准噶尔使者不惜当面辱骂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对达赖喇嘛不敬，最后他果然如愿被杀，也给自己的主人献上了最好的宣战理由。
这场战争中，噶尔丹指挥得极其出色，他首先放出消息，说要从俄罗斯借兵，喀尔喀蒙古人紧张了好久，但后来打探到此事子虚乌有，于是本来绷紧的防卫神经便懈怠了下来。随后，噶尔丹悄悄派出上千名喇嘛，跑到外蒙古去放牧，土谢图汗也没放在心上。
但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夏天，三万准噶尔大军突然跨越做为准喀边界的杭爱山（位于今天蒙古国中部，就是‘燕然未勒归无计’的那座燕然山，大约也是古代中原军队入漠北追击游牧民族的极限），向喀尔喀蒙古人发动了猛烈进攻，而先前来此放牧的那些喇嘛们也暴然起事，双方里应外合一举成功。
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兄弟二人抵挡不住，而相对弱小的扎萨克图汗部与车臣汗部更是丢盔卸甲，史载喀尔喀各部连战连败，数十万众土崩瓦解，“尽弃牲畜帐幕”，向东一路狂逃，一直跑到了中蒙俄三方交界处才惊魂未定地暂停下来。力不能支的喀尔喀蒙古人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南下归附清朝，二是北上投奔沙俄，两方案各自都有许多支持者，导致王公们讨论许久仍犹豫不决。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喀尔喀蒙古的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一语点醒梦中人——他认为，俄罗斯人素不奉佛，不仅风俗习惯与蒙古不同，连语言和服饰也差异很大，因此投靠俄国不是久安之计。与其寄人篱下到异教徒那里苟延残喘，还不如归于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清帝属下。蒙古王公们听后纷纷点头，南迁的事情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
只不过，此事到目前为止还仅是喀尔喀蒙古的一厢情愿，虽然他们想投靠，但清廷会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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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当得知喀尔喀请求内附的消息后，朝廷里有人提出，不如趁此机会把这些难民都吞并了，让他们统统变成帝国直接统治下的内蒙古人得了。但康熙却不同意，认为这样太缺德了，即“不忍乘其厄”，他下令把这几十万人统统安置到内蒙边界地区暂住，同时调来大量牛羊帐篷，给难民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
除了明面上的道义因素以外，皇帝其实考虑得相当深远，他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如果不许喀尔喀人内附，那么外蒙古“必皆沦入于厄鲁特”，到那时噶尔丹的势力能膨胀到何种程度，就无法预知了。康熙深知准噶尔决不肯善罢甘休，为此他已经做好了与噶尔丹全面开战的准备。皇帝完全明白，“允其内附而恩养之，噶尔丹必假此衅端，与我朝媾难”，并且强调，接纳喀尔喀的决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非漫然而为之也。”
事实证明，康熙的决策极其英明。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一年之中清廷就接纳安置了数十万喀尔喀难民，康熙实行的赈济、安抚政策，有效地增强了清朝对蒙古民族的吸引力，漠北喀尔喀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急遽增强。后来，人们通常把这一年，看做是外蒙古正式臣服清廷的时间标识。
喀尔喀蒙古人的亲戚，当年南迁到内蒙的喀尔喀左翼或称内喀尔喀人，是最早被清朝前身后金政权征服的蒙古人之一，他们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向后金称臣纳贡。原来的喀尔喀左翼迁走后，一部分喀尔喀右翼人移民到河对岸填补了空白，他们便成了新的喀尔喀左翼，最后竟然发展的比本家还好，清初喀尔喀蒙古三大集团中，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都属于左翼，只有扎萨克图汗部是右翼。
到了皇太极时期，满洲人击溃了蒙元帝国最后的正统皇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将元朝留下的传国玉玺收入囊中，皇太极及其子孙从此自诩为蒙古帝国当然的继承人。尤其是公元1636年，以林丹汗之子额哲为首的数十位内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太极宣布效忠并尊其为蒙古大汗，他们还给自己的新大汗造了个蒙古头衔——博格达车臣汗，“博格达”蒙语为“天”，“车臣”则是“聪明、智慧”，正好与他的汉语尊号“天聪”汗相对应。
为加强满蒙联系，爱新觉罗皇族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科尔沁部，其首领家族与统治西藏的和硕特汗国系出同源，都是成吉思汗大弟弟哈萨尔的后裔，该部涌现出孝庄太后等著名清宫后妃，而许多满洲公主也嫁到了蒙古草原。当时，外蒙古三汗也派出了外交使团携带礼物访问皇太极的宫廷，受到热情接待，清朝从此将其视为“北藩”即北部属国。
顺治时，内蒙古各部都已归附，不过外蒙古虽然和清朝来往不断，还经常以“朝贡”的名义派出使团（其实他们更像是贸易代表团，不仅沿途做牛马毛皮生意，回来时还能从清廷得到大量礼品财物），但这种联系更多地是出于经济目的，目的是得到与内地做边贸生意的特权。为了获得更多赏赐和贸易许可，喀尔喀王公们名义上接受了清帝的册封，但前者并非后者的真正下属，外蒙人与清朝之间的纽带十分脆弱，他们时不时进入内蒙抢劫或者趁机捣乱，双方经常爆发小规模冲突，关系并不稳定。
如今，随着喀尔喀王公们的正式臣服，满洲皇帝终于被除了卫拉特之外的蒙古人，一致承认为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诸位蒙古大汗的合法继承者，所有蒙古贵族们被要求延续自古以来的传统，将自己的忠诚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博格达汗。
正所谓“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当时正是清朝最发达的时期，身为汉人的天子，同时又是蒙古人的博格达汗（博格达Bogda，蒙语意为神、圣或天，合起来就是‘天可汗’），自然要展现一下泱泱大国拉风的气度，于是乌兰布通战后的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皇帝在原来蒙古帝国三京之一的上都多伦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要求蒙古各部必须参会。这就是有名的多伦会盟，与会者包括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以及内蒙古四十九个旗的几乎所有王公。
蒙古人的博格达汗认为，对于刚刚归附没有规矩的外蒙野蛮人，“宜训以法度”，于是大展排场，不仅带来了十六营各种兵种的清军做护卫队兼仪仗队，还有从北京专门运过来充场面的四头大象，而且要求蒙古王公们只能在御营五十里之外驻扎，不得进入哨卡之内。在阅兵式上，全身披挂威风凛凛的康熙，数落了喀尔喀蒙古此前“扰害生灵”的诸多不是。再世西门庆土谢图汗又惊又怕，他当众承认错误，痛心疾首地带领属下不停磕头。为表忏悔，土谢图汗在清廷实力派大臣索额图等人的监督下写了认罪书，就这样经过博格达汗的调停，扎萨克图汗部接受了对方道歉，两家的恩怨就此揭过。
为了震慑这些桀骜不驯的蒙古人，清军展现了出了强大的武力。康熙皇帝不惜亲自出马，史载弓马娴熟的他在阅兵场连发十箭，竟然有九支中的，让一向以射术自诩的外蒙王公们颇为惊讶，不由得叹曰：“神武也！”。随后包括骑兵、步兵、炮兵在内的诸多兵种，于多伦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按照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张诚的记载，清军出动了上万骑兵，一千两百名步兵，以及五百名炮兵和七十门大炮，步兵和炮兵在中间，骑兵分列两翼，排成的阵列长达十里。隆隆的枪炮声中，许多蒙古人面如土色，据说土谢图汗本人吓得悚惧失态，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可以说康熙完全到达了预期效果。
正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一张一弛方为文武之道。多伦会盟中，皇帝宣布，根据大家商量的结果，自己决定赦免土谢图汗犯下的罪孽。被土谢图汗杀害的扎萨克图汗之位，则由后者的弟弟继承，喀尔喀三汗都封为亲王，由朝廷颁发册文和汗印，即委任状和公章。从此以后，外蒙贵族们废弃了从北元时代遗留下来的“诺颜”、“济农”等旧蒙古头衔，代之以满洲形式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
此外清廷还为他们独创了一些颇有蒙古自己特色的爵位称呼，比如亲王、郡王之前都加上札萨克称号，再比如公爵之下并非侯伯子男，而是一到四等台吉，这些爵位后来也适用于西藏贵族。为表优待，蒙古王爷们基本上都是世袭罔替，也就是俗称的“铁帽子王”，而满洲王爷们除了极少数外，按规矩都要一代一降级，直至成为普通宗室。史载这些新来的王爷公爵台吉们换上清朝的官袍，对康熙“皆执臣礼”，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那套规矩执行。
皇帝还公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按内蒙四十九旗的范例，将外蒙古划分为三十四个旗，具体行政管理制度参照内蒙古执行，各旗的参领、佐领等行政官员则由朝廷任命。这就意味着，外蒙古从此由贵族的私人领地变成了帝国的行政辖区，王公们则从世袭领主变为皇帝委任的地方官，喀尔喀再也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一年之后，清廷又将历史形成的喀尔喀左右两翼的行政格局进行了变更，改为左中右三路，土谢图汗部为中路（也称北路），编为17个旗，车臣汗部为东路，编为12个旗，扎萨克图汗部为西路，编为8个旗，共三十七个旗，比原来多给了三个旗的编制，“路”就是后来“盟”的雏形。
为期六日的会盟期间，康熙几乎天天宴请蒙古王公并给予诸多赏赐，他们吃喝玩乐外带拿，高兴的不亦乐乎。不仅如此，皇帝还特地带来了多个文艺演出团体，席间表现了大量杂技和木偶等节目，看得人目不暇接。在这场春晚般的绚烂盛宴里，孤陋寡闻的外蒙王公如同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他们纷纷表示，要是早知道这样，俺们就不在沙漠那边瞎折腾了，早点来大汗身边享福多好——“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最后，当康熙起驾回銮时，蒙古王爷们跪送于道路两旁，“依恋不已，伏地流涕”，已经心服口服。
后人认为，多伦会盟的历史意义极其重大，不仅标识着外蒙彻底成为了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消除了以往历代中央王朝都难以避免的北方少数民族边患，此后无论是准噶尔还是俄罗斯，都无法突破喀尔喀蒙古人这个清朝助手的阻隔。“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坚固的屏障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渐渐黯然落幕。
这套国防格局，用康熙自己的话说，就是：“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我没必要修长城，外蒙就是我的长城！如此豪气，至今让后人感叹万千。
对于为外蒙古归清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清廷自然不会亏待。多伦会盟中，康熙将哲布尊丹巴的座位与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三位世俗领主并列，多次接见了他并勉励有加。随即，清朝正式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大喇嘛”，以官方名义授予其统管喀尔喀部宗教事务的权力。就这样，凭借着自己在蒙古人中的巨大威望和帝国朝廷的鼎力支持，哲布尊丹巴终于成为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黄教第三号活佛，其宗教地位虽然略逊于两位教主，但他做为外蒙古最高法王，政治势力却远超班禅，几可与达赖喇嘛分庭抗礼。
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主寺，是位于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的额尔徳尼昭。它很可能是外蒙古第一座真正的固定寺院，此前的所谓佛寺大都是随着游牧民逐水草到处迁移的毡房寺院。额尔徳尼昭也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出身的土谢图汗家族之家庙，于十六世纪晚期由他们的先祖阿巴岱始创，主要建筑材料便是利用哈拉和林遗址上的石头砖块——公元1370年和1387年，明军两次攻克这座蒙古旧都，哈拉和林遭到彻底毁灭，后虽经数次重建也难成气候，渐为一片废墟。在准噶尔入侵期间外蒙人整体向内蒙逃亡，额尔徳尼昭也受到准噶尔军的严重破坏，蒙古人归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扩建，最终发展成一座拥有六大僧院和数千名僧侣的庞大寺院，并不比黄教六大主寺小。
不过，哲布尊丹巴并不常驻额尔徳尼昭，他一般住在外蒙古的政治中心库伦，也就是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因而也被人们俗称为“库伦活佛”。据说多伦会盟后，一世哲布尊丹巴与康熙过从甚密，成为后者的主要宗教顾问。每年的“木兰秋狝”（清朝在华北与内蒙交界的秋季射猎活动，因在木兰围场举办而得名，其实主要目的是与蒙古贵族们联络感情，相当于满蒙贵族的定期大联欢），皇帝都会邀请哲布尊丹巴参加，然后一起回京城过年。由于外蒙古与木兰围场距离遥远，哲布尊丹巴不可能都把时间消耗在路上，因此事实上，他从此常驻在热河（今承德）而非库伦，很少回到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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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京华烟云AMIP 于 2015-3-3 15:48 编辑据记载，一世哲布尊丹巴与皇家建立了十分亲密的私人关系，受康熙委托，他曾为过世的孝庄太皇太后诵经超度，也入宫给皇太后做过法事，皇帝去五台山礼佛时，外蒙最高法王自然是随从之一。做为宫廷大主教，哲布尊丹巴在多伦会盟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基本都陪在康熙身边，甚至死亡也没有将他俩分隔多久——雍正元年即公元1723年，就在康熙驾崩几个月后，哲布尊丹巴也于北京圆寂，享年九十岁，虽然没有自己的师父四世班禅活得长，但绝对也是高寿。圆寂两天之后，清廷即追封他为“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并送来了迟到的金册即金质委任状。
据说在驾崩前不久，康熙与哲布尊丹巴在木兰秋狝分手时约定：“明年朕就七十了，喇嘛你也正好九十岁了，到时候你一定来给朕祝寿，可别食言哦！”没想到皇帝竟一语成谶，这位一世雄主终于没有活到七十岁，不久，老活佛按照前约来北京觐见，但却只能在康熙的棺木前与故人告别。随后，清廷官方认为，哲布尊丹巴心愿已了，遂欣然圆寂，而对这样的守信之人，新继位的雍正皇帝自然要树立好榜样，于是马上册封，并特别强调，哲布尊丹巴的待遇如“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例”，也就是说老活佛在死后终于取得了和达赖、班禅平等的地位。
从蒙古史料来看，出身显赫王族、从小衣食无忧的一世哲布尊丹巴既有钱有闲也多才多艺，除了宗教这个本职工作外，他广泛涉猎于诗歌、雕塑、绘画、建筑甚至医学和天文学领域，至今仍有不少精美的古代佛像和唐卡号称是这位活佛亲自制作的。他还曾参照梵文为蒙古人创造了一套文字系统，名为苏永布文，只不过应用范围有限，除了佛教领域外很少使用，但此事仍为其留下了语言学家的美誉。因此，后来的西方研究者对这位外蒙教主颇为崇拜，甚至送了他一个“亚洲米开朗基罗”的绰号。
在本身就是艺术家的同时，一世哲布尊丹巴也是艺术家们的赞助人和保护者，其中就包括一个叫阿奇图的僧侣，他是当时的优秀画师、雕塑师兼建筑师，尤其擅长寺院建筑及装饰，颇受外蒙最高法王宠爱。十七世纪末，哲布尊丹巴下旨重建被准噶尔毁坏严重的额尔徳尼昭，这项重大工程被委托给阿奇图主持，数年之后完工，法王大为满意，随即提拔他做了额尔徳尼昭的主持。
按照额尔徳尼昭留下的寺史记载，正是这位艺术家阿奇图喇嘛，后来根据哲布尊丹巴的指示，为自己的主人构造出了一套完整的转世谱系，他详细叙述了哲布尊丹巴的诸多前世，上至古印度下至明末前后多达十六世，其中就包括颇受争议的多罗那他，至于哲布尊丹巴最初的前世，则被阿奇图认定为佛祖释迦牟尼的一个弟子。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回答前面那个问题——哲布尊丹巴的前世，究竟是蒙古人宣称的觉囊派领袖多罗那他，还是西藏人所认为的黄教活佛绛央曲结？
哲布尊丹巴为绛央曲结的转世，是五世达赖喇嘛亲自提出来的，但对哲布尊丹巴和多罗那他的联系，他却没有任何表示。要知道，多罗那他可是五世达赖母亲家族供奉的上师，达赖出生后的名字就是这位高僧给起的，而出于和觉囊派的恩恩怨怨，他的自传中对多罗那他多有涉及。也就是说，黄教教皇对多罗那他的生平十分了解，他既然说后者从没有离开过西藏，显然颇为可信，更何况这点在其他西藏史料中也得到了证实。综合各种证据，最有可能接近事实的情况是，多罗那他从来没有去过蒙古传教，也没有死在外蒙，他的“哲布尊丹巴”名号，很可能是蒙古人自己杜撰的。
对于五世达赖本人，曾为其弟子的一世哲布尊丹巴并不反感，甚至还颇为崇拜和怀念，但对五世达赖的代理人——西藏摄政桑结嘉措，以及最得意的弟子——温萨活佛兼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外蒙法王却恨得咬牙切齿，势不两立。前面说过，志在建立成吉思汗伟业的噶尔丹一直想吞并外蒙，而桑结嘉措则是他的背后谋主，在准噶尔与喀尔喀的争端中经常以达赖的名义拉偏架，还时不时借着教主的旨意指手划脚，肆意干涉喀尔喀内部事务。
恨屋及乌之余，外蒙黄教集团自然对整个达赖系统不会有什么好印象，前面所述的使者座位之争，很可能不是忙中出错，而是出于哲布尊丹巴的刻意安排，以示自己才是外蒙黄教的一号人物，并非达赖喇嘛唯唯诺诺的附庸和奴才。很可能，蒙古人不愿提五世达赖认定哲布尊丹巴是绛央曲结转世一事，反而咬定自己法王的前世是达赖极力反对的多罗那他，有给达赖系统故意上眼药的目的。
与此相对，喀尔喀封建主和活佛们对班禅却充满了好感，史载当时蒙古喇嘛进藏学法，大多投入班禅的扎什伦布寺门下，而对达赖的拉萨三大寺则敬而远之。外蒙这种远达赖亲班禅的倾向，几乎延续了整个清朝，史载各世哲布尊丹巴对达赖系统都颇为冷淡，尽管三世后的这些外蒙法王们在血统上皆为藏人而非蒙古人，但他们仍无意或者无力改变这一宗教政策，另一方面从他们的角度看，在外蒙关起门来称唯我独尊，显然比做达赖喇嘛的属下要惬意得多，不是吗。
于是，关于凭什么他是多罗那他的转世，哲布尊丹巴的答案很简单也很权威，这是自己的师父、黄教中学识最为渊博的四世班禅所言，自然不会有错。按照哲布尊丹巴的自传记载，班禅当年曾对这位年青的蒙古弟子说，你的前世是多罗那他，这毫无疑问。
等等，故事还没有完，因为从不得罪人的老活佛话锋一转——说是绛央曲结的化身也没错，因为哲布尊丹巴的前世不止一个，在西藏先降生为绛央曲结（生活在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后来又成了多罗那他（生活在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也就是说，哲布尊丹巴既是绛央曲结的转世，同时也是多罗那他的转世，两个都对。
高，实在是高！大领导就是有水平。显然，对于在明末清初那个险恶环境中八面玲珑、甚至与黄教死敌藏巴汗都相处得不错的老班禅来说，这事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不过现代有研究者指出，所谓“多罗那他”并不是指那位觉囊派的高僧，而是佛教里一位护法神的名字，班禅其实在暗示哲布尊丹巴是护法神多罗那他转世。姑且存疑。）
一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他的侄孙、现任土谢图汗敦多布多尔济马上宣布，叔爷爷生前已经说了，自己还将转世于土谢图汗家族！这位土谢图汗是康熙的女婿，娶了皇帝的六女儿，如果上世活佛真转世为其子，那他起码在名义是先帝康熙的外孙以及今上雍正的外甥，因为灵童虽然不一定是公主亲生，但做为汗王的嫡妻，大清公主仍是小活佛法定的母亲，故而清廷对这种说法其实是默许的。一年后，土谢图汗还真生了个儿子，他就是后来的二世哲布尊丹巴罗布桑丹彬多密，不过其生母并非公主。
其实，此事当时在僧俗各界还是引发了一定的争议，喀尔喀另外两位大佬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首先不干，凭什么活佛总是在你家转世？更何况，当时黄教活佛的灵童们都要得到达赖或班禅的认定才行，而这两尊大佛还没有表态呢，人们为此议论纷纷，觉得不合宗教规矩。但大家没想到，这竟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因为此前不久，身为清朝亲王的土谢图汗敦多布多尔济做为钦差前往拉萨，主持了七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当年准噶尔入侵西藏，还是灵童的七世达赖躲到青海，全靠清朝组织远征大军进藏讨伐，才赶走准噶尔人迎回达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身为皇帝代表的土谢图汗对达赖有恩，后者自然感恩戴德，不会对哲布尊丹巴转世之事进行干涉——事实上，达赖很快就对土谢图汗的说法进行了背书，承认了灵童的地位。而黄教另一尊大佛五世班禅已年近六十，他一向遇事退让与世无争，既然其他人都已经商量好了，老活佛也没什么反对意见。
最后，还是雍正皇帝正式拍板，以朝廷的名义宣布，罗布桑丹彬多密就是哲布尊丹巴转世，于是圣旨一下，“纷争乃止”。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帝国钦差来到外蒙古正式册封了二世哲布尊丹巴，皇帝特别强调了两层意思，第一，新活佛是“额驸”即驸马的儿子，即自己名义上的外甥，身份尊贵超出其他活佛；第二，哲布尊丹巴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班陈额尔德尼相等”，也就是说他是独立的自成一家的，不归那两尊大佛管，除了皇帝外也不必看其他任何人的脸色。
尽管含着银汤匙出生，但二世哲布尊丹巴的一生却颇为动荡。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清朝大军经由外蒙古讨伐准噶尔，喀尔喀人也出兵助战，不料远征军却在和通脑儿（今天新疆阿勒泰与蒙古国交界）中伏导致全军覆灭，主帅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仅以身免。准噶尔汗王噶尔丹策零（博硕克图汗噶尔丹侄孙）随即展开反攻，一举杀入喀尔喀腹地，二世哲布尊丹巴等外蒙高层不得不再次逃亡内蒙。
随后在哲布尊丹巴主寺额尔徳尼昭附近展开的大战中，康熙皇帝的十女婿、于帝国部队服役的喀尔喀人将军策凌展开决死突袭，一举击溃连战连胜之下疏于防范的准噶尔大军，噶尔丹策凌率残部逃脱。经此两场大战，清准双方均元气大伤，彼此也意识到没有吞并对方的实力，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经过雍正末年到乾隆初年一系列讨价还价，以阿尔泰山为基准，双方划定了清朝（包括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的边界线，此后二十年间再无烽烟。
战争给外蒙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清廷以策凌立有大功为名，不仅为其加官进爵，册封为超勇亲王和固伦额驸（‘固伦’名号本来皇后之女才准用，而策凌的妻子为妃嫔所生，只能用‘和硕’名号），还从土谢图汗部三十七个旗（一说三十八旗）中划出十九个旗（一说为二十旗），专门成立了一个赛音诺颜部，做为策凌家族的封地。
从此，外蒙行政格局变成四部分，除了原有的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与车臣汗部外，又新多出一个塞音诺颜部。身为清帝在外蒙古的主要代理人和喀尔喀王公们的监视者，塞音诺颜诸王不仅多次从爱新觉罗家迎娶公主郡主，皇帝对他们的信任也远超喀尔喀三汗。而做为一种形式上的补偿，清朝规定塞音诺颜首领的头衔只能称“王”，而不能像其他三部那样称“汗”，至于民间所谓“塞音诺颜汗部”，不过是一种俗称而已。
另一方面，喀尔喀蒙古原来的霸主，被塞音诺颜分割了一多半地盘的土谢图汗从此实力大减，地位也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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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续】
本帖最后由 京华烟云AMIP 于 2017-5-26 13:55 编辑被动了奶酪的喀尔喀旧王公们心里难免怨言，此种情绪也不能不影响到出身于土谢图汗家族的二世哲布尊丹巴。他的前世活佛在公私两方面都与皇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多伦会盟后几乎年年觐见康熙，并且尽可能留在后者身边施加影响，而二世哲布尊丹巴与皇帝的关系则要淡漠许多，他除了准噶尔入侵时到多伦躲避过一阵子，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常驻外蒙，与清廷高层少有直接来往，不但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名义上的舅舅雍正，与“表哥”乾隆也只见过一面。
尤其是后来，黄教的第四尊大佛——三世章嘉登上历史舞台，成了乾隆皇帝的主要宗教顾问，还掌管内蒙古与华北的宗教事务，与哲布尊丹巴平起平坐，后者再也不是地位最高的蒙古活佛。于是，本来属于黄教领导层的哲布尊丹巴，实际上已经下降为外蒙古的地方性大活佛，清廷再也不提他“与达赖喇嘛、班陈额尔德尼相等”之事。
尽管如此，二世哲布尊丹巴在喀尔喀仍广受尊崇，尤其是塞音诺颜部成立后，外蒙古王公多家分权，再也没有以往土谢图汗一家独大的局面，地位超然的哲布尊丹巴反而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名誉领袖，世俗贵族们都对他的决定表示服从，而清廷有关喀尔喀蒙古的政策，往往也必须经过哲布尊丹巴才能贯彻执行。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公元1754年，乾隆下令在哲布尊丹巴的宫廷中设立一个名为“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职位，大致相当于西藏地方政府的第司即最高行政官，该官员名义上是辅助哲布尊丹巴处理政务，其实客观上也起到了分权的目的。
公元1755年，清帝国发动了征服准噶尔汗国的最后战争。五万大军在反水的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等人带路下进展极其迅速，只用了不到一百天就顺利攻占伊犁，立国超过一个世纪的准噶尔汗国灭亡。不过就在这场战争中，喀尔喀人与清朝的多年积怨也达到了顶峰，尤其是仓促集结后为了加快进军速度，经由外蒙古进疆的清军主力几乎没有携带多少后勤给养，乾隆的解决方法是让官兵就地筹粮，其实就是变相地允许他们在喀尔喀抢劫，尽管这一决定在当时便遭到许多大臣的强烈反对，但皇帝仍不改初衷。
于是，本来物资就匮乏的外蒙古遭受巨大劫难，过境的清军如恶狼一般，将附近牧民们的牛羊搜刮得一只不剩，其他如帐篷毛皮等能带走的也统统拆下。尽管皇帝承诺事后会给予对方经济补偿，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些许诺犹如画饼充饥——就在当年冬天，缺衣少食的喀尔喀有上万人在饥寒交迫中冻死，民怨沸腾无以言表。
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剧了蒙古人的不满。身为引路党的阿睦尔撒纳本以为自己会当上准噶尔新汗王，但没想到皇帝却将该国旧境分而治之，他仅是其中的一个领主。阿睦尔撒纳大为不满，遂借着去北京朝觐的机会中途逃脱，再次树起反旗，一时间席卷半个新疆。暴怒的乾隆下令严查责任人，于是陪同阿睦尔撒纳一起进京的喀尔喀亲王额林沁多尔（土谢图汗敦多布多尔济之子，二世哲布尊丹巴的哥哥）便倒了大霉，以办事不利贻误军机的罪名下狱，皇帝认为他没有及时追赶，故意放跑了阿睦尔撒纳。
最后，清廷的审判结果是额林沁多尔罪名成立，按律当斩。这一判决在蒙古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为额林沁多尔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而按惯例黄金家族成员是不能处死的。尽管喀尔喀各汗王与哲布尊丹巴苦苦哀求，但乾隆心意已决，额林沁多尔王爷最终难逃一死，只不过皇帝为了顾及蒙古人的面子，以“赐死”也就是让其自尽的方式做了一定折衷。
此事还牵连到乾隆的亲女婿——科尔沁王公色布腾巴勒珠尔，他娶了乾隆原配夫人孝贤皇后所生的固伦和敬公主。盛怒的老丈人认为女婿“匿情不奏”，打算大义灭亲将他“明正典刑”，众大臣怎么劝都不行。最后，一位叫来保的大臣平静地说了一句：“去世的孝贤皇后可在天上看着呢，您难道想让她的女儿守寡吗？”与原配感情非常好的皇帝一听，眼泪立刻下来了，岳父“挥泪太息”之后，驸马爷终于保住了性命，剥夺爵位了事。至于翁婿是否联手唱了一出双簧，则不得而知。
清廷的高压政策让喀尔喀王公们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后更为可怕的消息传来，朝廷宣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进京！蒙古人纷纷传说，皇帝其实是想把这位外蒙精神领袖处死以绝后患，最不济也会囚禁他做为人质。哲布尊丹巴既属于黄金家族又出身皇亲国戚，清廷对他尚且如此，既然早晚都是个死，还不如拼个鱼死网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感到希望渺茫的蒙古王爷活佛们把心一横，开始调动属下人马准备造反。
公元1756年四月，随着额林沁多尔的死，愤怒的外蒙王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摧毁了通往新疆的沿途驿站，喀尔喀与准噶尔之间的岗哨也统统拆除。于是就在清军征伐阿睦尔撒纳的关键时候，突然“十六驿二十九驿一时尽撤，羽书尽断”，乾隆马上两眼一抹黑，对准噶尔前线战况毫不知情，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史载此举应该是个别王公的自发行动，事先并没有经过严密的组织，但这一行动得到了牧民们热烈相应，到处都有殴打、攻击和囚禁清方驿卒官员的案件发生，一些来往蒙汉做生意的内地商队也遭到抢劫。
动乱很快演变为小规模战争，乌里雅苏台、大库伦和恰克图等重镇都被参与动乱的贵族和牧民围攻。压抑已久的蒙古人情绪异常高涨，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一场反抗清朝统治的全民大暴动呼之欲出。据说一些年青的王公已经商量好了，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纠正父辈曾经犯下的错误——脱离南方的清帝国，加入北方的俄罗斯！当时，清军主力正在准噶尔激战，如果被外蒙断绝后路和粮饷，结果将不堪设想，喀喇乌苏（位于西藏那曲，准噶尔名将大策零曾在此全歼孤军深入的清朝远征军）的悲剧似乎就要重演。
就在这关键时刻，乾隆皇帝终于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立即采取了行动。首先，清廷撤销了要求哲布尊丹巴进京的圣旨，改为安抚怀柔，在大加赏赐的同时，还向他保证不会侵害外蒙封建主们的既得利益。当时，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等外蒙最高决策层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他们对反抗活动其实是同情甚至暗中支持的，可这些大佬家大业大，无法像二三流小王公那样轻易做出叛清决定，一旦失败，所有的荣华富贵就不复存在。即使顺利投了俄罗斯，自己今天还是高高在上的法王大汗，明天就只能寄异教徒篱下苟延残喘。因此，清方的安抚一到，他们马上犹豫了。
乾隆马上敏感地发现有戏，自己该加码了！很快，朝廷钦差给哲布尊丹巴带来一封信，不过写信的并非皇帝，而是与外蒙最高法王关系很好的内蒙最高法王——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章嘉在信里劝老朋友，大清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转世人间教化四方，我们佛教徒都应该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当时三世章嘉既是乾隆的宫廷大主教，也是皇帝与西藏教廷的主要联系人，二位教皇——暮年的七世达赖和年幼的六世班禅对他一向言听计从，可以说章嘉的意见就代表了黄教集团的意见。如果不服从，外蒙全部黄教徒甚至哲布尊丹巴本人，很可能被教廷以叛教的名义清出教门，这对虔诚修佛以图来世的他们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
与此同时，乾隆也做好了最坏打算，让塞音诺颜亲王成衮扎布（策凌之子）砺兵秣马，随时可对喀尔喀反叛者发动攻击，清廷还从内蒙古征调数千骑兵，东北的八旗驻军也做好参战准备，一旦招抚不成就要武力解决。
在巨大的政治、宗教和军事压力下，哲布尊丹巴不得不考虑抗命的严重后果，他终于屈服了。外蒙精神领袖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们开会，严令他们必须恢复被废弃的驿站和哨所，同时全力协助清军镇压反叛者。公元1756年9月，清军主帅成衮扎布率领从各地调集的八千人马展开总攻，随着清军连战告捷，本来就各自为政的叛军土崩瓦解，为首几人率残部向俄罗斯方向逃亡，同年11月底，就在他们即将跨越中俄边境的时候，却被清军赶上擒获。
第二年初，叛军首领在北京被公开处决，对其家族成员，帝国法庭的判决也极其严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统统处死，十五岁以下的罚没为奴，即使已经出家的也不能幸免，家族的封地则被赏给成衮扎布等平叛功臣。清廷随即开始秋后算账，凡是参与动乱的蒙古王公，虽然勉强保住了性命，但都受到了革职、降级、除爵等处分，而参与抢劫驿站和商队的牧民则没那么幸运了，不但有三百多人被处决，他们的家人也罚没为奴。
外蒙最大封建主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自然难逃管理不善的处罚，他被清廷剥夺汗号降为普通亲王，汗位由其侄接替。由于哲布尊丹巴的努力，大多数蒙古王公没有参加叛乱，使得少数贵族领导的谋反在很短时间内便被清廷镇压，外蒙最高法王因而被皇帝加封为“敷教安众大喇嘛”。但仅仅一年后的公元1758年2月，年仅三十五岁的二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在库伦暴亡，官方说法是他感染了天花，可蒙人纷纷传言，自己的活佛其实是被清朝毒死的，俄罗斯方面的记录也持这种说法。
就这样，多伦会盟后经过近七十年的时光，随着满蒙公敌准噶尔汗国的覆灭，而中国与俄罗斯也早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清廷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迫切需要喀尔喀蒙古的帮助，双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蜜月期终于结束了。清帝对外蒙王公的监管越来越严厉，一系列专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官职应运而生。
最著名的无疑是乌里雅苏台将军。它原名“定边左副将军”，是雍正末期为了对准噶尔长期用兵而设，乾隆后由于驻地在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罕省的扎布哈朗特）而得此俗称，其主要任务是监管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处理中俄交界唐努乌梁海事的行政事务，并代表皇帝统率外蒙古所有的军队，包括驻蒙清军和蒙古地方部队。该职本来由策凌家族世袭，但经过上述那番折腾，皇帝对自己女婿家也感到不太放心，因而从乾隆开始，将军人选不再限于塞音诺颜部和喀尔喀人，诸多来自内地的满蒙旗人开始担任这一相当于外蒙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二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不久，乾隆便在这位外蒙大活佛的根据地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了一个新职位，即库伦办事大臣，由满蒙八旗中人出任。库伦办事大臣的首要职责，就是监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其属民，第二个任务是监管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此外还有办理与俄罗斯的交涉、边贸，管理来自内地的商队等职能，相当于帝国驻外蒙的商贸总督察。他名义上的副手是库伦帮办大臣，由喀尔喀本地人出任，但该职显然形式大于实际，只是一个荣誉头衔。
几乎与此同时，乾隆又在喀尔喀四部中掺进了沙子——皇帝将从准噶尔汗国归降的杜尔伯特部（卫拉特人的一支，祖先与准噶尔同源）安置到了外蒙，给了十六个旗的编制，首领与喀尔喀三汗享受同等待遇，称“杜尔伯特汗”，驻地在军事重镇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省省会）。这些来自新疆的移民到了陌生的外蒙，自然只能依赖清朝，于是以帮助人生地不熟的杜尔伯特部尽快扎根的名义，朝廷特地在科布多设了一个新官职，名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其任务在字面上并非赤裸裸的监管，而是“佐画机宜”，但实际上仍管辖包括杜尔伯特部在内的八部三十二旗，并且接受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节制。沙子此后不断掺入，比如准噶尔灭亡后，其附庸辉特部被清廷安置在外蒙古，等到土尔扈特部东归，乾隆又将这个部族分割成好几块，相当一部分土尔扈特人从此到外蒙安家。
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和杜尔伯特汗，三个钉子再加上喀尔喀内部倾向清朝的塞音诺颜部，以及杜尔伯特部、辉特部等与喀尔喀有世仇的卫拉特人做为溜逢的填料，从此将外蒙古牢牢地楔在帝国版图内。有清一代，哲布尊丹巴和喀尔喀三汗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再也无法掀起大的风浪。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5-3-6 10:19
被动了奶酪的喀尔喀旧王公们心里难免怨言，此种情绪也不能不影响到出身于土谢图汗家族的二世哲布尊丹巴。 ...
精彩，好文章！ 本帖最后由 草蜢 于 2015-3-7 07:58 编辑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5-3-6 10:19
被动了奶酪的喀尔喀旧王公们心里难免怨言，此种情绪也不能不影响到出身于土谢图汗家族的二世哲布尊丹巴。 ...
喀尔喀叛乱的领导人是青衮杂卜Chingünjav
青衮杂卜是喀尔喀辉特部一个扎萨克那颜。
俺大清和准格尔汗国的战争延续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外蒙的喀尔喀部，特别是喀尔喀部的西北部分，因为是战争前线，承担了战争的许多负担。 而且俺大清官僚常常以低于市场价征收喀尔喀人的牲口。
耶鲁大学的濮德培（PeterPurdue）在他的著作《西征，清征服中亚》 《China.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中提到 （p277）：
从1715年到1735年， 俺大清就从喀尔喀征收了四百万牲口， 只按每头羊7银钱的价格支付。
京华烟云AMIP兄写道:
—按内蒙四十九旗的范例，将外蒙古划分为三十四个旗，具体行政管理制度参照内蒙古执行，各旗的参领、佐领等行政官员则由朝廷任命。这就意味着，外蒙古从此由贵族的私人领地变成了帝国的行政辖区，王公们则从世袭领主变为皇帝委任的地方官，喀尔喀再也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多伦会盟以后， 蒙古人再也不能自由地在草原上移动， 而是被限制在其盟旗的驻地。
俺大清用这种方法划分蒙古，割断了诸部之间的传统联系，主要是不让任何一个王公能够通过扩张而取得绝对优势
这对蒙古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变化。
剑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宝力格在其《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或草蜢的翻译《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和混合》） 中提到
http://ecx.images-amazon.com/images/I/51%2BbYTtzO2L._SY344_BO1,204,203,200_.jpg
因为俺大清规定了各个盟旗之间的固定土地边界，不许任意跨界， 人口不能随意流动。 而大量的蒙古男子加入喇嘛行列，造成了蒙古草原上的女多男少的现象。
外蒙独立以前，外蒙有50万蒙古人，却有10万做生意的汉商（因为晋商的特别规定，绝大多数都是男人）。 结果就是蒙古女人们都留在草场上因为不能随意离开而找不到男人婚嫁，而唯一能够在盟旗之间走动的是喇嘛和汉商。。。 人性总是那样。。。结果就是蒙古高原上一大批单亲家庭，许多孩子都没有爸爸。蒙古政客互相攻击的时候就说某某是汉人的私生子。 然后被指政客出来辟谣说其实我爸爸是喇嘛。。。
俺大清初年其实是执行的族群隔离政策， 汉人是被禁止进入蒙古草原的。
但慢慢地，这个政策实际是名存实亡。
发现不能控制汉商进入蒙古， 俺大清出笼一系列政策防止汉商在蒙古生根发芽， 比如禁止他们娶蒙族妇女；禁止他们在蒙古人的帐篷中过夜；除特殊情况外，不许建造永久性房屋。
但咱中国人传统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让各种政策最后都成了废纸一堆。
俺大清帝国政府也在对准格尔战争中发现可以利用市场来补充帝国军队的给养问题。
汉商首先进入了内蒙，并很快垄断了当地的经济命脉。
多伦会盟以后， 汉商开始进入外蒙。 因为蒙古人需要内地生产的布料，茶叶等等
看看传统的蒙古服装。 这些可不是动物毛皮， 原材料只能来自农耕地区。
http://www.studymongolian.net/wp-content/uploads/Mongolian-clothes.jpg
1728年的俺大清和俄罗斯帝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明确划分了外蒙和俄罗斯的边界， 同时也把原来主要是蒙古人和老毛子之间的对俄贸易转到了汉商之手。
俄蒙边界上的恰克图， 汉语叫买卖城， 这里主要居民都是汉商。
1851年的英国人John Tallis制造的俺大清地图上可以看到双城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Kyakhta）和外蒙境内的买卖城（Maimaitchin）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d/John-Tallis-1851-Tibet-Mongolia-and-Manchuria-NE.jpg
俺大清最初企图限制汉商在蒙古的活动，要求在蒙汉商每年必须换领一次执照。
1805年，还曾经将无照商人逐出蒙古。
但机智的汉商总是能够找到一些政策上的漏洞， 比如汉商被允许逗留在草原一直到收清债款后， 但许多蒙古人不但还不清债务，而且还继续举债。
《剑桥中国晚清史》是这样解释的
蒙古人的畜产品是有季节性的，需要尽快出卖，他们的需求品则有连续性。因此，汉商得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并且投放贷款。结果是蒙古人普遍举债，蒙古的财富就这样源源流入汉商之手。汉人的商号也象钱庄一样，向那些未经世故的蒙古人放高利贷。甚至整个旗都被抵押给了这些商号
。。。
这样一来，汉商就能留在蒙古照旧经商了。清政府本身也越来越依靠汉商交付的执照费，以维持它在蒙古的行政机构。总之，清政府逐渐转而采取支持在草原的汉商的政策。
俺大清平定蒙古，扶持黄教的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喇嘛市院在全蒙古遍地开花。
同时，因为俺大清种种政策，草原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也让大批蒙古男子选择进入寺庙。 外蒙在1918年出家者占男人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甚至远远超过了西藏的规模。
和西藏一样， 不断增长的寺庙也客观的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
以寺院为中心很快发展出了市场和货栈， 更进一步地让汉商进入蒙古
《剑桥中国晚清史》引用《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版，第211—212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73页， 写道：
汉商主要是北京帮和山西帮，他们带着货物安全地进入蒙古腹地，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商品的喜爱，打开了销路。过去被牧民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如茶、烟、杂品等等，蒙古人也认为是必需品了。中国的奢侈品一直是表示游牧贵族富有的象征，但是随着寺院势力的增长，喇嘛也开始追求各种奢侈品，不断向人民榨取供奉来购买。这便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在十八世纪之末和十九世纪，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领地，发生了排斥汉商的骚乱。暴徒经常痛打汉商，劫掠商店，销毁帐簿。 汉商也经常激起寺庙和世俗人的愤怒，不过权衡得失，寺院所起的作用还是支持汉商贸易的。
这是蒙古开始转向货币经济的一个背景。
回过来讲青衮杂卜Chingünjav之叛
喀尔喀作为前线， 不但要提供牛马， 也担负了为帝国出战的任务。
青衮杂卜就奉命跟随准格尔带路党阿睦尔撒纳讨伐准噶尔的最后一代汗王达瓦齐。
1753年， 准噶尔部在各种压力下出现了分裂， 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冲突白热化。
另外卫拉特联盟中的杜尔伯特部和巴牙惕部都叛离了达瓦齐， 举族迁移到了外蒙喀尔喀的土地。 不久以后，阿睦尔撒纳也带领辉特部的部众随后跟到。
卫拉特各部的到来，进一步的加剧了科布多草原的负担。
1755年的冬天，一场突然到来的大规模寒霜让科布多草原的喀尔喀人更加苦不堪言。
当然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额林沁多尔的死。
关于额林沁多尔是”被自杀的“赐死的记载是后来的。 而更早的记载中， 额林沁多尔是被处死的。 而且额林沁多尔是被处死的时候， 在场的被迫围观的就是青衮杂卜和额林沁多尔的弟弟二世哲布尊丹巴。
考虑到乾隆同学改历史的爱好， 这个“赐死”很有可能是他掩盖自己激反喀尔喀的事实。
回到自己的领地后， 青衮杂卜拒绝参加对阿睦尔撒纳的征讨， 并撤走所有驿站。
俺大清立马宣布青衮杂卜是一个反贼。
青衮杂卜则公布， 俺大清对喀尔喀的压迫包括
1. 强抢喀尔喀的牛马。
2. 无理处死额林沁多尔，成吉思汗的后裔。
乾隆宣布
1. 俺没有强抢， 俺付了银钱的！ （草蜢注： 是付了一些，虽然是低于市场价格）
2. 任何人，不管贵贱， 都在俺大清法制下，不能幸免刑法。
外蒙人民群众立马就积极响应了青衮杂卜的号召。
蒙古暴民， 啊， 不， 不明真相的群众四处打砸抢汉商的据点
青衮杂卜之叛这是多伦会盟之后， 俺大清对外蒙喀尔喀的统治受到的一次最大的威胁。
帝国政府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征伐准噶尔阿睦尔撒纳的大军，调转矛头，指向后方的喀尔喀。
作为外蒙的统一宗教领袖，二世哲布尊丹巴的态度是最关键的。
但二世哲布尊丹巴一直在摇摆，摇摆向俄罗斯求助， 和在青衮杂卜与俺大清调和之间。 但最后强大的清帝国势力让二世哲布尊丹巴认识到反抗是无法成功的，他让蒙古王公恢复驿站和哨所，协助清军平叛。
哲布尊丹巴的公开表态决定了青衮杂卜的失败。
到了1756年的冬天， 青衮杂卜身边只有不到两千的支持者。
1757年一月， 清军击溃了叛军
青衮杂卜和残存的跟随者逃离到了蒙俄边界的库苏古尔湖北岸去投奔俄罗斯。
从地图上看， 库苏古尔湖离贝加尔湖已经很近了。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9/Khuvsgul.jpg
就在他们以为已经到达了俄罗斯领土，开始安营扎寨的时候， 清军骑兵突然赶到， 声称他们仍然还在俺大清领土, 捉获了青衮杂卜。
青衮杂卜全家被押送北京处死。
青衮杂卜之叛之后， 乾隆也做了重要的让步。
乾隆宣布不再征发喀尔喀部众参与征讨准噶尔的战争。
苏联瓦解以后， 在共产主义理想完全破产后的蒙古国， 政府高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
青衮杂卜成为了为蒙古人民独立解放事业做斗争的民族英雄。
蒙古国小朋友们在革命先烈青衮杂卜雕像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http://worldpics.com.au/Mongolia/khovsgol/slides/2011090802.jpg 草蜢 发表于 2015-3-7 07:22
喀尔喀叛乱的领导人是青衮杂卜Chingünjav
青衮杂卜是喀尔喀辉特部一个扎萨克那颜。
纠正一个错误，青衮札卜并不是你所说的辉特部人，后者是准噶尔汗国的一个部落，曾经是杜尔伯特人的附庸，势力不强，是最早投降清朝的准噶尔人之一，首领正是后来搅得清朝不得安宁的阿睦尔撒纳。青衮札卜来自一个与辉特部名称有些共同点的部落——和托辉特，位于外蒙古最西边，靠近唐努乌梁海，在行政上属于扎萨克图汗部。
青衮札卜之叛，原因很复杂。准噶尔灭亡前，青衮札卜受清廷命令招抚附近的降人，到最后整个唐努乌梁海地区差不多都成了他的领地，他也被封为郡王。灭亡准噶尔的战争中，和托辉特首领青衮札卜正好和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一路进军，羽毛渐封的他深受阿睦尔撒纳的影响，很可能当时就起了自立门户的打算，因为扎萨克图汗部在喀尔喀属于弱势，一直受到土谢图汗部的压制，而和托辉特部即使在扎萨克图汗部里也是最偏远的地带，今后如果按部就班，发展壮大的机会是很渺茫的。
清代蒙古的行政区划
不再续了，好像也没多少可写的，再续就是现代史了，不是我的菜。
最后说说清朝时的蒙古行政区划吧。
清代的蒙古地区分为两大块，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注意，它们与今天的内外蒙古完全不对应，可别搞混了。
所谓内属蒙古，就是清朝直接管理的蒙古地区，其首长与内地相仿，采用流官而非世袭，一般由将军、都统、大臣等负责管理。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地方，一个是察哈尔，大家都很熟悉，不多解释；第二个是巴尔虎，也就是呼伦贝尔，但是地方比今天的呼伦贝尔盟要大，还包括蒙古国的东方省；第三个是额鲁特，在今蒙古国科布多省科布多西北方向的额尔德纳布仁一带；第四个和第五个，是扎哈沁和明阿特，都在科布多附近；此外还有乌梁海，今天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一带。最后是达木蒙古，它在今天的西藏那曲，归驻藏大臣直辖。
所谓外藩蒙古，就是清朝通过王公贵族这些代理人来管理的蒙古地区，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大致与今天的内外蒙古相对应，但也不是很严格地对应。内札萨克蒙古有四十九个旗，都在今天的内蒙。但外札萨克蒙古除了喀尔喀三汗和塞音诺颜部共八十六旗之外，还包括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外蒙十九个旗，包括杜尔伯特部等；伊犁将军管辖的新疆十三个旗，包括土尔扈特部等；西宁大臣管辖的青海蒙古二十九个旗，以和硕特部为主；以及今天内蒙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也就是说，外札萨克蒙古的范围要比今天的外蒙大不少。
无论内外札萨克，各旗的长官都是世袭的蒙古王公，他们一般都有爵位。两种的区别是，内札萨克王公归中央的理藩院管，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军队，清朝在战争中对他们也很依赖，经常征用蒙古马队。外札萨克王公则归朝廷派到各地的将军、都统、大臣们管，皇帝严禁外札萨克拥兵，他们最多只能承担一些后勤工作，而策凌家族之所以能指挥军队，不是因为他们的王公身份，而是由于他们是朝廷的定边左副将军。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5-3-6 10:19
被动了奶酪的喀尔喀旧王公们心里难免怨言，此种情绪也不能不影响到出身于土谢图汗家族的二世哲布尊丹巴。 ...
一个错误纠正一下：
此事还牵连到乾隆的亲女婿——名将策凌的长子、塞音诺颜部亲王成衮扎布，他娶了乾隆原配夫人孝贤皇后所生的固伦和敬公主......
此处有误，受处罚的驸马并非成衮札布，而是科尔沁的王爷色布腾巴尔珠尔，他娶了固伦和敬公主（皇三女，生母为孝贤皇后）。成衮札布的儿子拉旺多尔济后来娶了乾隆的女儿固伦和静公主（皇七女，生母为孝仪皇后），因此成衮札布不是乾隆的女婿，而是乾隆的亲家，另外他按辈分算是雍正的外甥，和乾隆平辈，一向标榜礼教的乾隆也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他。
这俩公主的名号，“和敬”与“和静”过于相似，记混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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