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彻底改革后官员队伍的分化
原文来自宋文彬的新浪博客，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2v7tb.html以下来自百度百科。
宋文彬，山西省吕梁地区柳林县人，生于1918年10月，1938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38年至1949年先后任五寨县县委书记、五寨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等职。
解放后先后任温江地区专员、中共温江地委书记、温江军分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农口领导小组组长、局长、党组书记，中共绵阳地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秘书长。
他是中共四川省第三届省委委员，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共四川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1995年3月离职休养；2002年3月23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4岁。
该博客应是他的子女所建，目前每周更新。
1992年前后，是整个中共官员队伍发生天翻变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现在有句很动听的流行语，叫做“要让官员们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其实，在1992年之前，至少，在长期教育和纪律高压之下，多数干部确实是“不敢腐”和“不想腐”的，即便是已经开始“腐”了一小部分人（1992年以前真正腐败的确实是少数），那是也常在“想”与“不想”、“敢”与“不敢”之间犹豫，迷乱，彷徨，甚至痛苦。
然而，在1992年以后，中共官员的腐败状况发生了质变：“想腐”的大大增多了，许多人甚至渴望能通过“速腐”而“速富”；“敢腐”的大大增多了，许多没有腐败条件的人，甚至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更加大胆”地寻找能迅速腐败的捷径。而这其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以“改革”的名义发生的腐败行为，日盛一日。比如：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假公济私，搞单位小金库；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乘机侵吞国有资产；在各类事业改革中，利用掌控的资源乱收费；等等，都打着堂而皇之的“改革”的旗号，前面讲到的时不时出现的“改革需要纪检松绑”，许多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如果说，“群体腐败”，使反腐败面对着法不治众的难关，那么，“改革（名义下的）腐败”，使反腐败要面对无法可依的困境。反过来，这又使得官员的想腐、敢腐、能腐得到了助飞的翅膀，为腐败的迅速蔓延和全面推开，开辟了顺利的通道。
从表面上看，一直以来，高层时不时地也要惩治几个省部级和更高级的官员，这似乎使群众看到了一丝希望，但在多数官员中心目中，对此却完全是另一种认识，尤其是乔X和尉XX执掌中纪委时代，公开把反腐败变为“长期的斗争”后，使官员们都看透了，偶然抓几个“王宝森”，无非是出于两种需要：一是政治需要，解决那些不听话者的问题；二是宣传需要，解决对群众质疑的“交代”问题。而去查处别人的人，自己往往会在做着更加肮脏的事，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小腐败戴手铐，大腐败做报告”乱象。所以，大多数腐败者还是可以安泰自若地当“孔繁森”的，反腐败对于多数干部，是无意义的，无效的。
但是，由于反腐败在行动上和宣传上各搞一套，这不仅在群众产生了某种影响，在官员中也引起一些混乱，特别是在“想腐”和“敢腐”逐渐成为普遍行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思想混乱是主要倾向。
在这场混乱中，官员们逐渐分化了五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普世类。
其实，赵紫阳、胡耀邦这些GCD的背叛者本人，就都是极好的例子。胡一天到晚唱“反腐廉政”高调，他的儿子不照样以火箭般的速度，两年中就从普通工作人员晋级到了部级干部——难道胡德平的能力就比一般人超强？！显然，如果他不是“耀邦同志”的儿子，也只能在普通位置上了此一生而已。那个1980年代著名的段子：“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XXX的儿子搞诈骗，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一代不如一代”，无疑是对赵某的一个形如其实的写照。普世派官员，自放弃共产党的信念后，就把“让子女去当资本家”，作为一件天经地义的事看待，认为这与其“新思维”毫无矛盾。他们不仅放任儿女们利用自己和“叔叔阿姨”们的资源，去敛财致富，更站在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的高度，鼓励子女移居欧美。1992年以后，当然就“胆子更大一点”，对腐败已无所顾忌。老一代普世派选用的新普世派高官，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对共产党那一套早就心存厌恶，因此不仅更加想腐敢腐，而且能腐善腐。以现在人们所知，江、朱、温、胡等，几乎无一不是“本人似无产，子女皆富豪”的角色。那位要为自己“准备一百口棺材”的朱某，其子女几乎是“指哪儿打哪儿”，想到哪个部门就到哪个部门，成了中共高官貌似廉洁实则腐败的一个虚伪典型。这部分高层人士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对广大官员们起了最重要的示范效应。 第二群体，“彻悟”类。
前面讲到那位认为南巡是官员致富的最后机会的官员，其实表现出的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态度：终于明白了上面到底在干什么，明白了宣传中说的那一套听不得，要看实际上在鼓励做什么。这可以说是当时为数不算太少的一部分官员的态度。这些人，在长期以来传统教育和纪律约束下，曾经真的不想腐、不愿腐，极端地憎恨腐、鄙视腐，一段时期里，他们也曾对反腐败不得力而感到郁闷和怀疑，但南巡讲话以后形成的“全面彻底改革”、“无止境改革”，及至“用腐败加速改革”的局面，使他们头脑开始清醒，终于恢复了“新常态思维”。那位对官员要致富大彻大悟的官员，原来经常对腐败义愤填膺，而说了那番话并加入到炒股队伍中之后，就再也不说一句反腐败的“官话”了，即便是正式表态场合，他都很厌恶地说：“如果做不到的事，我们就不要说；说了，就必须做到。否则群众会怎么想？！”因此，他从不言反腐，除了表现出一种表里如一的做人良知外，更多地，则是明白了反腐败宣传的真实内涵到底是什么。“彻悟”类官员，对于数量更大的“逐流类”官员，也起到了某种“引导”作用。 第三个群体，逐流类。
这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客观言之，建国后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谋职就业的，谈不上对GCD的“主义”有多少认识，更谈不上什么“坚定信仰”，所以，多数人对政治多抱有一种随波逐流的心态。正因为有了这种真实状态，这就使我们看到了：“文革”中今天打倒这个他举手，明天打倒那个他也赞同；昨天他可以“坚决拥护‘文革’”，今天他又“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这样一些十分的尴尬政治怪相。随着普世类和“彻悟类”这两类官员的榜样效应日显日强，逐流类官员迅速做出了既要想腐、又要敢腐的选择，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人们本来无需苛责这些人、这种现象，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一个“中庸多数”，被当时的主流政治生态所左右，所驱赶，他们更不会去为什么“主义”去做出牺牲的。但问题在于，一旦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时，逐流类官员跟随普世类和彻悟类官员的行为，就会加速“法不治众”和“法无所依”常态化状态的形成。
说到“逐流类”官员，还须特别讲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务员的收入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已造成了人们对于公务员收入问题的一个巨大认识误区。
相比而言，改革开放以前的干部级别制，使官员的收入总体上是偏高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出现了复杂情况，官员收入也变得异常复杂。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在正常的市场制度下，官员收入的基本特点是比较稳定，但很难象企业那样，可能暴富暴穷。在1990年代以前，就整个社会基本面看，大体上符合这种状态，当时，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加上短缺经济造成的买方市场，所以许多短缺物资生产企业的职工收入，都明显高于对应职务的官员，象在四川，一名处级干部当时收入只有几百元，而一些效益稍好的企业，普通员工收入，就可以高达近千元。
但1990年代以后，分配关系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
——第一是上面讲到的官员全面腐败、集体腐败，灰色收入、隐形收入、预算外收入大为增加；而与此同时，企业则开始搞减员增效，出现了低收入群体，不仅劳资拉开差距，企业工人与加上腐败收入的干部收入差距，就更大了。
——第二是职工福利货币化，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福利，都开始从国家统包，转为自主选择、个人负担，由于这些福利具有效用的“预期性”，难以即时估计其价格，而动手实施这些改革的朱某，根本不了解职工收入实际状况，在无良学者左小蕾等人“教育产业化”的鼓噪下，盲目推进福利改革，出现了教育漫天要价、医疗超高收费、住房价格大大超出承受能力的状况，此即臭名昭著的“新三座大山”。这大大降低了公众实际收入，亦强烈刺激了公务员急于获取额外高收入；同时，这也实际降低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拉大了与可疑获取额外收入的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
——第三，在职工名义收入无力支付福利改革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新的严重问题：“灰色福利”。这种福利，分配关系更为复杂，隐蔽性更强，可以说是把收入分配关系搅成了一团乱麻。所谓“灰色福利”，就是有关单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福利资源（例如教育、医疗、住房等），进行隐性交易，获得额外的福利。最典型是住房，一些有权力或者是直接管理部门，今天给职工建“经适房”，明天搞“三个三分之一（国家、单位、个人各出1/3房款建“集资房”）”，后天又为职工买“团购房”......花样不断翻新，为职工搞二套、三套甚至更多的福利房，使一些掌握资源者的所谓“财产性收入”超常暴增，与那些无资源可利用的弱势群体，就有了更为巨大的财产分配差距。
福利制度改革，本身是需要的，原来那种完全由国家大包大揽的做法，也无法持续，但问题在于：由于朱镕基式的改革盲动，完全不顾及职工实际收入现状，和官员收入灰色化、隐性化的基本事实，福利改革匆忙上马，急速推进，结果导致了收入分配中一个比劳动报酬更危险的差距——财产分配的巨大差距。这不仅使缩差难度增大，更与改革腐败给反腐败造成了巨大的潜在难题一起，成为改革中一个现实难点。所以，现在高层反腐口号喊得再响，如果不能突破“改革腐败”、“财产分配腐败”这两大重点，就很难被社会认同。
福利改革失当，使逐流类官员的存在有了更合理的依据：腐败不仅是改善个人收入需要，也是适应福利改革的需要。就此而言，福利改革刺激的起来的腐败，其实也属于广义的“改革腐败”的一个特殊类型。 第四个群体，鸵鸟类。
在处理法L功分子时，很早就发现了少数老干部、甚至是老红军，参与了该功的练习，除了有一些人确实是为了健身而参与活动外，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逃避现实，对那些眼见心烦的事物，采取一种鸵鸟主义态度之所需。据笔者所知，改革开放以来，用信佛教、“练气功”逃避现实的老干部，并不是极个别现象，甚至远远超过了思想极其混论的“文革”时期。笔者认识的一位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就亲口说道：“经过了‘文革’、‘改革’两场大变化，我现在什么都不信，就只能去信佛教了。”确实，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舆论常按照权术派言行不一方式行事，使一些革命意志软弱、思想水平不高的老干部，逐渐迷失了方向，思想上惶惑，情感上难过，总觉得自己当年参加革命可能是走错了道路，于是心灰意懒，不愿再为信仰努力；但当他们看到一些人在物欲横流中无耻堕落，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又使他们不愿去随波逐流，想在自己内心中留下一片“净土”。于是，他们只好在现实中寻找新的“信仰替代品”，以满足“净化内心”的需求。参与法L功活动的老干部中，很多就属于此类。这些人都不会自觉去腐败，但对亲历的集团性腐败，也感到一种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第五个群体，本色类。
不要看宣传中还在那里讲多数党员如何如何保持着信仰和本色，其实中，堪称此类者，已是GCD队伍中一个最小最小的群体。从严格意义上讲，即便在战争年代，这个群体都未必是很大一个数量，否则，在红军锐减时期，就不会有许多“妥协派”离去；在1942年抗战的最艰苦时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离队人员”；在历次运动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投机取巧者。而少数保持着共产党人本色的人，多是在其历次对敌斗争和内部斗争中，经受过了最严峻的考验。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个人受到多少冤屈，始终信仰坚定，意志坚强。他们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对建国前后党的艰难探索历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于“文革”、对于改革开放，也有着自己正确、符合历史唯物论的理解。他们从不随波逐流，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忍辱负重。他们在顺境中，绝不会把功劳归于自己；逆境中，也不会将错误都委过于人。有着这种素质的人，面对改革开放兴起的私欲狂潮，始终能把握住自己，看清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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