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njian 发表于 2015-1-30 08:32:15

【文摘】彻底改革后官员队伍的分化

原文来自宋文彬的新浪博客,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2v7tb.html
以下来自百度百科。
宋文彬,山西省吕梁地区柳林县人,生于1918年10月,1938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38年至1949年先后任五寨县县委书记、五寨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等职。
解放后先后任温江地区专员、中共温江地委书记、温江军分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农口领导小组组长、局长、党组书记,中共绵阳地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秘书长。
他是中共四川省第三届省委委员,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共四川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1995年3月离职休养;2002年3月23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4岁。
该博客应是他的子女所建,目前每周更新。

1992年前后,是整个中共官员队伍发生天翻变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现在有句很动听的流行语,叫做“要让官员们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其实,在1992年之前,至少,在长期教育和纪律高压之下,多数干部确实是“不敢腐”和“不想腐”的,即便是已经开始“腐”了一小部分人(1992年以前真正腐败的确实是少数),那是也常在“想”与“不想”、“敢”与“不敢”之间犹豫,迷乱,彷徨,甚至痛苦。
然而,在1992年以后,中共官员的腐败状况发生了质变:“想腐”的大大增多了,许多人甚至渴望能通过“速腐”而“速富”;“敢腐”的大大增多了,许多没有腐败条件的人,甚至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更加大胆”地寻找能迅速腐败的捷径。而这其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以“改革”的名义发生的腐败行为,日盛一日。比如: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假公济私,搞单位小金库;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乘机侵吞国有资产;在各类事业改革中,利用掌控的资源乱收费;等等,都打着堂而皇之的“改革”的旗号,前面讲到的时不时出现的“改革需要纪检松绑”,许多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如果说,“群体腐败”,使反腐败面对着法不治众的难关,那么,“改革(名义下的)腐败”,使反腐败要面对无法可依的困境。反过来,这又使得官员的想腐、敢腐、能腐得到了助飞的翅膀,为腐败的迅速蔓延和全面推开,开辟了顺利的通道。
从表面上看,一直以来,高层时不时地也要惩治几个省部级和更高级的官员,这似乎使群众看到了一丝希望,但在多数官员中心目中,对此却完全是另一种认识,尤其是乔X和尉XX执掌中纪委时代,公开把反腐败变为“长期的斗争”后,使官员们都看透了,偶然抓几个“王宝森”,无非是出于两种需要:一是政治需要,解决那些不听话者的问题;二是宣传需要,解决对群众质疑的“交代”问题。而去查处别人的人,自己往往会在做着更加肮脏的事,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小腐败戴手铐,大腐败做报告”乱象。所以,大多数腐败者还是可以安泰自若地当“孔繁森”的,反腐败对于多数干部,是无意义的,无效的。
但是,由于反腐败在行动上和宣传上各搞一套,这不仅在群众产生了某种影响,在官员中也引起一些混乱,特别是在“想腐”和“敢腐”逐渐成为普遍行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思想混乱是主要倾向。
在这场混乱中,官员们逐渐分化了五个群体:

duanjian 发表于 2015-1-30 08:32:43

第一个群体:普世类。
其实,赵紫阳、胡耀邦这些GCD的背叛者本人,就都是极好的例子。胡一天到晚唱“反腐廉政”高调,他的儿子不照样以火箭般的速度,两年中就从普通工作人员晋级到了部级干部——难道胡德平的能力就比一般人超强?!显然,如果他不是“耀邦同志”的儿子,也只能在普通位置上了此一生而已。那个1980年代著名的段子:“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XXX的儿子搞诈骗,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一代不如一代”,无疑是对赵某的一个形如其实的写照。普世派官员,自放弃共产党的信念后,就把“让子女去当资本家”,作为一件天经地义的事看待,认为这与其“新思维”毫无矛盾。他们不仅放任儿女们利用自己和“叔叔阿姨”们的资源,去敛财致富,更站在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的高度,鼓励子女移居欧美。1992年以后,当然就“胆子更大一点”,对腐败已无所顾忌。老一代普世派选用的新普世派高官,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对共产党那一套早就心存厌恶,因此不仅更加想腐敢腐,而且能腐善腐。以现在人们所知,江、朱、温、胡等,几乎无一不是“本人似无产,子女皆富豪”的角色。那位要为自己“准备一百口棺材”的朱某,其子女几乎是“指哪儿打哪儿”,想到哪个部门就到哪个部门,成了中共高官貌似廉洁实则腐败的一个虚伪典型。这部分高层人士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对广大官员们起了最重要的示范效应。

duanjian 发表于 2015-1-30 08:33:21

第二群体,“彻悟”类。
前面讲到那位认为南巡是官员致富的最后机会的官员,其实表现出的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态度:终于明白了上面到底在干什么,明白了宣传中说的那一套听不得,要看实际上在鼓励做什么。这可以说是当时为数不算太少的一部分官员的态度。这些人,在长期以来传统教育和纪律约束下,曾经真的不想腐、不愿腐,极端地憎恨腐、鄙视腐,一段时期里,他们也曾对反腐败不得力而感到郁闷和怀疑,但南巡讲话以后形成的“全面彻底改革”、“无止境改革”,及至“用腐败加速改革”的局面,使他们头脑开始清醒,终于恢复了“新常态思维”。那位对官员要致富大彻大悟的官员,原来经常对腐败义愤填膺,而说了那番话并加入到炒股队伍中之后,就再也不说一句反腐败的“官话”了,即便是正式表态场合,他都很厌恶地说:“如果做不到的事,我们就不要说;说了,就必须做到。否则群众会怎么想?!”因此,他从不言反腐,除了表现出一种表里如一的做人良知外,更多地,则是明白了反腐败宣传的真实内涵到底是什么。“彻悟”类官员,对于数量更大的“逐流类”官员,也起到了某种“引导”作用。

duanjian 发表于 2015-1-30 08:33:50

第三个群体,逐流类。
这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客观言之,建国后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谋职就业的,谈不上对GCD的“主义”有多少认识,更谈不上什么“坚定信仰”,所以,多数人对政治多抱有一种随波逐流的心态。正因为有了这种真实状态,这就使我们看到了:“文革”中今天打倒这个他举手,明天打倒那个他也赞同;昨天他可以“坚决拥护‘文革’”,今天他又“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这样一些十分的尴尬政治怪相。随着普世类和“彻悟类”这两类官员的榜样效应日显日强,逐流类官员迅速做出了既要想腐、又要敢腐的选择,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人们本来无需苛责这些人、这种现象,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一个“中庸多数”,被当时的主流政治生态所左右,所驱赶,他们更不会去为什么“主义”去做出牺牲的。但问题在于,一旦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时,逐流类官员跟随普世类和彻悟类官员的行为,就会加速“法不治众”和“法无所依”常态化状态的形成。

说到“逐流类”官员,还须特别讲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务员的收入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已造成了人们对于公务员收入问题的一个巨大认识误区。
相比而言,改革开放以前的干部级别制,使官员的收入总体上是偏高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出现了复杂情况,官员收入也变得异常复杂。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在正常的市场制度下,官员收入的基本特点是比较稳定,但很难象企业那样,可能暴富暴穷。在1990年代以前,就整个社会基本面看,大体上符合这种状态,当时,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加上短缺经济造成的买方市场,所以许多短缺物资生产企业的职工收入,都明显高于对应职务的官员,象在四川,一名处级干部当时收入只有几百元,而一些效益稍好的企业,普通员工收入,就可以高达近千元。
但1990年代以后,分配关系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
——第一是上面讲到的官员全面腐败、集体腐败,灰色收入、隐形收入、预算外收入大为增加;而与此同时,企业则开始搞减员增效,出现了低收入群体,不仅劳资拉开差距,企业工人与加上腐败收入的干部收入差距,就更大了。
——第二是职工福利货币化,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福利,都开始从国家统包,转为自主选择、个人负担,由于这些福利具有效用的“预期性”,难以即时估计其价格,而动手实施这些改革的朱某,根本不了解职工收入实际状况,在无良学者左小蕾等人“教育产业化”的鼓噪下,盲目推进福利改革,出现了教育漫天要价、医疗超高收费、住房价格大大超出承受能力的状况,此即臭名昭著的“新三座大山”。这大大降低了公众实际收入,亦强烈刺激了公务员急于获取额外高收入;同时,这也实际降低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拉大了与可疑获取额外收入的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
——第三,在职工名义收入无力支付福利改革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新的严重问题:“灰色福利”。这种福利,分配关系更为复杂,隐蔽性更强,可以说是把收入分配关系搅成了一团乱麻。所谓“灰色福利”,就是有关单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福利资源(例如教育、医疗、住房等),进行隐性交易,获得额外的福利。最典型是住房,一些有权力或者是直接管理部门,今天给职工建“经适房”,明天搞“三个三分之一(国家、单位、个人各出1/3房款建“集资房”)”,后天又为职工买“团购房”......花样不断翻新,为职工搞二套、三套甚至更多的福利房,使一些掌握资源者的所谓“财产性收入”超常暴增,与那些无资源可利用的弱势群体,就有了更为巨大的财产分配差距。
福利制度改革,本身是需要的,原来那种完全由国家大包大揽的做法,也无法持续,但问题在于:由于朱镕基式的改革盲动,完全不顾及职工实际收入现状,和官员收入灰色化、隐性化的基本事实,福利改革匆忙上马,急速推进,结果导致了收入分配中一个比劳动报酬更危险的差距——财产分配的巨大差距。这不仅使缩差难度增大,更与改革腐败给反腐败造成了巨大的潜在难题一起,成为改革中一个现实难点。所以,现在高层反腐口号喊得再响,如果不能突破“改革腐败”、“财产分配腐败”这两大重点,就很难被社会认同。
福利改革失当,使逐流类官员的存在有了更合理的依据:腐败不仅是改善个人收入需要,也是适应福利改革的需要。就此而言,福利改革刺激的起来的腐败,其实也属于广义的“改革腐败”的一个特殊类型。

duanjian 发表于 2015-1-30 08:34:14

第四个群体,鸵鸟类。
在处理法L功分子时,很早就发现了少数老干部、甚至是老红军,参与了该功的练习,除了有一些人确实是为了健身而参与活动外,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逃避现实,对那些眼见心烦的事物,采取一种鸵鸟主义态度之所需。据笔者所知,改革开放以来,用信佛教、“练气功”逃避现实的老干部,并不是极个别现象,甚至远远超过了思想极其混论的“文革”时期。笔者认识的一位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就亲口说道:“经过了‘文革’、‘改革’两场大变化,我现在什么都不信,就只能去信佛教了。”确实,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舆论常按照权术派言行不一方式行事,使一些革命意志软弱、思想水平不高的老干部,逐渐迷失了方向,思想上惶惑,情感上难过,总觉得自己当年参加革命可能是走错了道路,于是心灰意懒,不愿再为信仰努力;但当他们看到一些人在物欲横流中无耻堕落,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又使他们不愿去随波逐流,想在自己内心中留下一片“净土”。于是,他们只好在现实中寻找新的“信仰替代品”,以满足“净化内心”的需求。参与法L功活动的老干部中,很多就属于此类。这些人都不会自觉去腐败,但对亲历的集团性腐败,也感到一种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duanjian 发表于 2015-1-30 08:34:35

第五个群体,本色类。
不要看宣传中还在那里讲多数党员如何如何保持着信仰和本色,其实中,堪称此类者,已是GCD队伍中一个最小最小的群体。从严格意义上讲,即便在战争年代,这个群体都未必是很大一个数量,否则,在红军锐减时期,就不会有许多“妥协派”离去;在1942年抗战的最艰苦时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离队人员”;在历次运动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投机取巧者。而少数保持着共产党人本色的人,多是在其历次对敌斗争和内部斗争中,经受过了最严峻的考验。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个人受到多少冤屈,始终信仰坚定,意志坚强。他们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对建国前后党的艰难探索历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于“文革”、对于改革开放,也有着自己正确、符合历史唯物论的理解。他们从不随波逐流,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忍辱负重。他们在顺境中,绝不会把功劳归于自己;逆境中,也不会将错误都委过于人。有着这种素质的人,面对改革开放兴起的私欲狂潮,始终能把握住自己,看清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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