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龙啊，押沙龙！——广略太子褚英之谜
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生于公元1580年，与弟弟代善和妹妹东果的母亲都是元妃佟佳氏，他父亲的第一位正妻。
当年，刚刚凭借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努尔哈赤，处境相当窘迫，无法为子女们提供足够的保护，据说每当仇家追杀过来，这位父亲就不得不把三个幼小的儿女藏进柜子，东躲西藏的兄妹就这样在刀光剑影里逐渐长大。
褚英不到十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在历史中消失，没人知道其结局。对于佟佳氏的死，满汉史料都讳莫如深，后人断言，其中一定隐藏着与努尔哈赤有关的不可告人的重大机密。这位鳏夫很快续弦，褚英兄妹的后妈是史书称为继妃的富察氏，她本是努尔哈赤堂兄留下的寡嫂。尽管“后娘养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贬义词，但据说这位继母却与前任的儿女相处得很不错，她尽心尽力地抚育他们，使褚英兄妹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褚英最开始的头衔是“台吉”，这个蒙语词据说源于汉语的“太子”或“太师”，后来成为对部族首领的尊称。这王子作战极其勇猛，早在公元1598年，十八岁的他就因为征伐瓦尔喀人（明末生活在乌苏里江和穆棱河流域的少数民族）立下战功，被父亲赐予“洪巴图鲁”的名号——“洪”可能是汉语“皇”的转音，意为“大”，“洪巴图鲁”即“大英雄”。
公元1607年农历正月，褚英二十八岁。这一年，在与乌拉部的乌碣岩之战中，努尔哈赤的弟弟兼二号人物舒尔哈齐缩手缩脚按兵不动，导致战况一时陷入胶着。正是褚英在凛凛寒风中身先士卒率先冲锋，才一举打破僵局，己方终于大胜，缴获五千多匹战马和三千多副甲胄。乌拉主将博克多等三千多人被杀，这个曾经强大的部族彻底丧失了争霸的实力。
战后，功臣褚英获得“阿尔哈图土门”头衔。“土门”亦作“图们”（中朝边境那条江的名字），女真语意为“万”，引申为“万户”，“阿尔哈图”则是“谋略”，合起来为“足智多谋的万户”，文言便成了“广略贝勒”，这也是后来皇太极即位后追认兄长的正式封号。从此，人们尊称褚英为“广略太子”。
身为嫡长子，褚英被早早确定为汗位继承人，后来努尔哈赤又宣布，自己的长子有权代父执掌国政，处理汗国的日常事务。满族早期史书《满文老档》写道，努尔哈赤的想法是“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长子阿尔哈图图门执政”。
不过，褚英执政不久——大概在公元1613年左右——努尔哈赤就接到汗国几乎所有高层的联合投诉。从史料看，广略太子似乎有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努尔哈赤曾说他“自幼褊狭，无宽宏恤众之心”，也就是气量狭小缺乏宽容心，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人们推测，即使一母同胞的弟弟代善，与兄长的关系也不好，更不要说其他人了，很显然，他是一个人缘极差的领导。
投诉者中，既包括褚英的弟弟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和堂弟阿敏这几位贝勒，也有号称与努尔哈赤“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即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安费扬古和扈尔汉，他们后来被称为“开国五大臣”。
除扈尔汉外，另几人与努尔哈赤年龄相仿，他们都是追随汗王多年的老弟兄，相当于刘邦的樊哙、曹参，亦或成吉思汗的木华黎、速不台，对汗国政事具有极重的发言权。相传，努尔哈赤早年曾与他们结拜为兄弟，而当后来五人陆续去世后——巧合的是，他们竟都死在努尔哈赤生前——汗王曾哭着表示：“朕所与并肩友好诸大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朕老耶！”
五大臣多与爱新觉罗家沾亲带故，史载他们曾在残酷的战场上不止一次救过努尔哈赤的性命，而后者也完全相信前者们的忠诚，因而相比几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贝勒，也许老臣们的投诉更令汗王重视。
据满文史料记载，众人声称广略太子犯有如下恶劣罪行：
第一，在贝勒与大臣间挑拨离间，造成彼此不和；
第二，勒索弟弟们的财物和马匹；
第三，尤其恶劣的是，他竟扬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总之，“此秉政长子，毫无均平治理汗父委付大国之公心，离间汗父亲自举用恩养之五大臣，使其苦恼，并折磨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满文老档）。贝勒与大臣们宣称，自己已经无法与太子共事，而且将来肯定会遭到报复，之所以向汗王控诉，只不过是为了死中求生，拼个鱼死网破而已：
“若因畏惧执政之主而不告，吾等生存之本意何在矣。彼云，汗若死后不养吾等，吾等生计断矣，即死，亦将此苦难告汗。”
眼见大伙集体反对，努尔哈赤不得不做出表态，他把褚英叫来，将贝勒大臣们的告状信扔给他看：“长子，汝若有何正确之言，汝回书辩之。”
褚英则没有做出任何有力的抗辩——“长子答曰，吾无辩言”。于是，汗王将太子狠狠训斥了一顿，最后宣布，剥夺褚英的部属财产，由各贝勒平分：“汝如此持褊狭之心，则将赐汝专有之部众、牧群等物品，尽行合于诸弟，同等分之。”
从此以后，褚英再也没有掌握过兵权，即使如此，努尔哈赤对长子仍很不放心，每次出征时，都留下两位贝勒专门监视他。按照《满文老档》的说法，褚英怀恨在心，曾咬牙切齿地问几个亲信说，父亲剥夺了我的部属财产，我宁愿去死，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吗？据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对于这一明显具有谋反意味的挑逗性问题，几个亲信都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于是，当努尔哈赤再次出征时，褚英便“作书诅咒出征之汗父、诸弟及五大臣”，他还对亲信们说，希望父亲此战大败，而自己会截断败军后路，让他们无家可归：“战败之时，吾不许父及诸弟入城。”但没想到，这些话刚讲完，就被人偷偷报告给努尔哈赤，于是褚英马上被关了起来——“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三十四岁时，癸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监禁于高墙之屋。”
《清史稿》则说，遭到父亲的贬斥后，褚英“意不自得”也就是很不爽，他于是“焚表告天自诉”，向老天倾诉委屈。但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马上被政敌们定义为“诅咒”，至于是诅咒汗王还是诅咒诸贝勒大臣已经不重要了。褚英于是再次被告发，面对沸腾的民意，努尔哈赤终于宣布，将众叛亲离的长子“幽禁”。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闰八月，在被监禁两年之后，年仅三十六岁的前太子褚英神秘地死去。关于他的死因，各种史书包括满洲自己的史料，记载都极其晦涩，而即使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后人认为也很可能经过了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篡改。
比如《清史稿》只说他“乙卯闰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六”，《满文老档》的寥寥数语为“两年后，见其毫无改悔，遂诛杀”。而明朝人则传说，褚英是因为劝谏父亲不要背弃有情有义的大明帝国，才被残暴的父亲处死的，所谓“明人以为谏父叛明忤旨被戮也”。此说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就在褚英死的当年，努尔哈赤编成八旗，次年他即在赫图阿拉称汗，正式建立后金政权，与明帝国分庭抗礼。
幸运的是，现代又发现了《满文老档》更早的版本，这就是人们所称的《老满文原档》或《旧满洲档》，它们用满族早期文字即“无圈点满文”写就，比后来用新满文改写过的其他版本具有更高历史价值。在这些陈旧的档案里，对褚英之死做了较详细记载：
“聪睿恭敬汗以其长子阿尔哈图图们，心术不善，不认己错，深恐日后败坏治生之道，故令将其囚居于高墙内。经过二年多之深思，虑及长子若生存，必会败坏国家。倘怜惜一子，则将危及众子侄、诸大臣和国民。遂于乙卯年聪睿恭敬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八月二十二日，始下决断，处死长子。”
很显然，努尔哈赤是在“众子侄、诸大臣”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处死了自己的长子兼继承人。褚英执政期间实施的集权化管理，不仅极大侵害了旗主贝勒和大臣们的权利，也违背了努尔哈赤将八旗（当时还只有四旗）分权治理的初衷。在贝勒们看来，身份不过旗主的褚英将自己凌驾于其他旗主之上，他是在越权；而在父亲看来，太子架空汗王，他是在夺权。无论上下，对他都已经不能容忍。
从明朝和李朝的史料来看，同为满洲崛起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勇士，褚英和其叔父舒尔哈齐有一些类似的特点，比如他俩都积极支持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但他们又都对明朝怀有好感，而对与明朝开战持消极态度，加之本身势力过于坐大，因此在女真基本统一之后，便成了努尔哈赤勃勃野心的障碍。造成他们悲剧结局的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权力斗争，其次是路线分歧。
尽管被时人和后世目为铁石心肠的政治动物，但与自己长期同甘共苦的长子之死，还是给努尔哈赤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以至于他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地召集家族成员向神灵宣誓，并给后代们定下家法：（见<清太祖实录>）
“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努尔哈赤要求后代汗王们，对犯罪的亲属能不杀就不杀，宁肯让老天来惩罚他。
“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努尔哈赤进一步说，万一老天疏忽了，没有及时惩罚犯罪者，也只需将其罪恶的念头扑灭就得了，没必要非杀不可。
“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老汗王苦口婆心地劝导后代，宽恕作乱的兄弟，正能够体现出你的仁义心肠，对方即使再愚昧顽固，也肯定会被感动的。如果能做到这个程度，那么天地一定会保佑我们家族绵延百世。
“自此之后，伏愿神只，不咎既往，惟鉴将来。”最后，老汗王带领子孙们共同向神灵祈祷，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请神灵不要再追究了，一切都要向前看，就把历史做为将来的镜子吧。从这些言语来看，努尔哈赤很可能怀有强烈的负罪感。
《圣经》里，除了众所周知的所罗门王，以色列的大卫王还有个出色的儿子，此人名叫押沙龙——“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据说除此之外，圣经再也没有这样形容过一个男人。
但是，押沙龙胆大包天，不仅藐视大臣，连国王也不放在眼里。他每天早晨站在城门口，将“以色列人中，凡有争诉要去求王判断的”，都一概私自处理了。王子还经常摆出与百姓亲近的姿态，“若有人近前来要拜押沙龙，押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就这样，“押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于是，“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押沙龙了”，眼看大权旁落的国王，不得不做出针锋相对的举措，父子的冲突已无法避免。经过一系列战斗，最终王子一方失败，押沙龙也在逃亡途中被杀。当听到儿子的死讯时，一代枭雄大卫痛不欲生，他“蒙着脸，大声哭号”，甚至说出了“我恨不得替你死”之语，此情此景令人动容，显然并非完全出于矫情。
同为一世枭雄的努尔哈赤，脑海里很可能曾涌出与大卫王同样的悲凉。褚英的三个儿子中，次子国欢死得较早，剩下二人都得到善待：长子杜度二十多岁便被爷爷封为贝勒，还做了镶白旗的旗主；三子尼堪在父亲死时只有五岁，长大后成为满洲名将，是清初的理政三王之一，顺治时战死在湖南。
康熙时，褚英的一个后裔——曾孙苏努渐渐发达，他曾担任过宗正（皇族事务部的部长）、将军、都统等高官，到康熙末年已晋封为多罗贝勒，成为朝廷重臣。有意思的是，这位皇族很可能是位基督徒，教会史家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写道：“苏努之为教友，殆无可疑。”
其实，虽然他的十多个儿子大多皈依了基督教，但苏努本人却一直不置可否，当时在华的欧洲传教士认为：“苏努王爷对基督教本来很有好感，但是与上帝相比，他更害怕皇帝会怪罪于他，他的地位、财产难保。”
在传教士写给欧洲的信里，他们称苏努为“开国皇帝的兄长的后裔”。可想而知，苏努家与传教士的关系相当密切，因而后者才能通过他们一窥清朝开国时的点滴秘辛。
说明：本文节选自笔者正写的一部书《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请勿转载，以免将来有机会出版时发生麻烦。 谢谢分享 努尔哈赤对他的儿子和弟弟都谈不上好。实际上女真人在顺治之前的王位争斗都很血腥。非常具有游牧渔猎民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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