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玫瑰之名》的引言部分
（这是按英译本的再翻译，多年前在xxh贴过。谬误应该不少。）引言----一份不寻常的手稿
1968年8月16日，机缘巧合，我得到一本由瓦莱修士撰写的书，题为《马比荣大师所辑之梅尔克之阿德索大师之手稿之法文译稿》（1842年巴黎源泉修道院刊印）。书中记载，这位十八世纪的伟大学者---我们今天对本笃会历史的了解，多拜他所赐---在梅尔克修道院发现了一份十四世纪的手稿，并将其忠实地复制。但此事实际上缺乏史料的支持。当时我在布拉格，正期待着与一位密友相会，而我的学术发现（就我个人而言是第三次了）使此间的等待相当有趣。好景不长，六天后苏军入侵了这个不幸的城市。尽管不那么一帆风顺，我仍设法逃至奥地利边境内的林茨，再到维也纳与我的所爱相会，然后我们一起乘船沿多瑙河而上。
旅途中，我沉醉于阿德索的恐怖故事，不能自拔，而持续亢奋的心智使我一鼓作气地完成了书稿的翻译工作。我得说，用毡头笔在约瑟夫·吉伯特文具公司出的那种大开笔记本上书写是件愉快的事。在用完那几个本子之前，我们曾途经梅尔克之地，那座漂亮的古堡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矗立在河湾之上。一如当年的马比荣，我探访了修道院的图书室，不出所料，那里并没有阿德索手稿的线索。
抵达萨尔茨堡前的一个悲剧性的夜晚，在月亮湖畔的一家小旅店里，我与我的旅伴之间的关系嘎然而止；而我的旅伴离开时竟带走了我那本瓦莱修士的书，当然并非出于气愤，而是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结束方式是如此的突然而又混乱。这下子，我只剩了手里的几本草稿，和心中的无限惆怅。
几个月后我到了巴黎，决心把我的研究弄个水落石出。在那个法文译本里能得到的线索不多，但我仍然掌握了格外详实的考据，可以直溯其源：
《古文遗贝》，又作《古文献汇编》，收录多体裁短文，如诗歌、书信、公文及墓志等，还有大师让·马比荣神父和本笃会及圣莫尔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修士们评注的《新修日尔曼各地见闻录》，内附《马比荣传》及其短篇作品，即如为伯纳红衣主教所作的《论圣餐面包之发酵与否》，并附西班牙主教埃尔德方索的同议题论文，另有罗马的尤西比乌斯致高卢的西奥菲勒斯的信《无名圣像》。巴黎，列为斯科，近圣米歇尔大桥，1721年
很快我就在圣热纳维也芙图书馆找到了《古文遗贝》，但我极为吃惊发现，此书的两个细节与以上描述明显不符：其一是发行人不同，此处记为“蒙塔朗，近奥古斯丁大堤（圣米歇尔桥畔）”；其二，时间上也晚了两年。当然了，书中根本没有什么阿德索手稿；但比较有趣的是，其中有一卷数百页的中短篇幅文献合辑，确是由瓦莱所录。当时，我请教过多位杰出的中世纪专家，如可敬而令人难忘的艾蒂安·吉尔松，结论是，只有一个版本的《古文遗贝》，即圣热纳维也芙图书馆所藏的版本。此外，我还造访了位于帕西附近的源泉修道院，并与友善的厄尼·拉内施德特院长探讨了一番，从而让我相信，此处从未刊印过什么瓦莱修士的任何书籍，确切地说，完全没这回事。法国学界有个不大好的名声，即一向疏于提供可靠的目录学资料。但我目前的这个案例，也实在太离谱了，于是我开始考虑到当初遭遇赝品的可能性。直到现在，瓦莱的译本从未再现，就是说，我从没有勇气前去将书索还。当然，对于仅存的那些笔记，我也不再深信不疑。
某些神奇的时刻，在极度疲惫的肉体和高度亢奋的神经的作用下，会有故友先贤幻象出现（所谓“每忆故旧，亦幻亦真”。）后来我在比夸修士的一本赏心悦目小册子里得知，这种幻象也可能是关于无字天书的。
如果不是有了新的事证，恐怕我对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故事究竟源自何处会疑惑至今。时至197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连特斯大街上，离有名的探戈大院不远，有一家不起眼的古籍小店；在这家小店的书架之间随意浏览时，我偶然翻到一本米洛·提米斯瓦的非主流作品《对镜而弈》。这是本意大利文的译本，而格鲁吉亚的原版（第比利斯1934年首印）则早已绝迹。最让我惊喜的是，书中大篇幅地引用了阿德索手稿，而其初处既非瓦莱亦非马比荣，而是阿塔纳斯·珂雪神父（遗憾的是，未列出具体书名）。一位学究（今匿其名）曾向我保证，在那位伟大的神父的著作里（以其记忆中的书目来看），从未提及过什么梅尔克的阿德索。但提米斯瓦的译本就在眼前，而其中所援引的那些章节，与瓦莱书稿完全吻合，尤其是关于藏经楼的描述，绝无可疑之处。
我认为，阿德索讲述的事件，的确是他真实的的回忆，尽管，从作者的身份到修道院的位置，一切都是笼罩在重重疑云下的秘密。尤其是修道院的位置，阿德索恪守缄默，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断出，它位于在庞博萨和孔克之间，十之八九是坐落在皮得蒙、利古里亚和法兰西之间的亚平宁中央山脉的某处。至于时间上，手稿所述之事，应该是发生在1327年11月的下旬；但另一方面，手稿的撰写时间却无法确定。据作者的描述，在1327年他还只是见习修士而撰文回忆时已是天年将尽，鉴于此，我们大致计算一下可知，阿德索的手稿完成于十四世纪的最后十至二十年间。
三思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理由将我的译稿付梓，并在此阐明，我的意大利文版源自于一部十七世纪拉丁文版的晦涩的新歌特风的法文译稿，而原稿是十四世纪末一位日尔曼的修道士以拉丁文撰写。
首先，我必须确定此稿的行文风格。时行的意大利文风我必须避免，因为它与原稿格格不入。阿德索的手稿以拉丁文而就，而正文的展开也清楚表明，他的文化（或者说对他影响至深的修道院文化）可以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因为很明显地，历经数百年的所有的学识和文风特质的积淀，与中世纪晚期的拉丁语系的传统密切相关。阿德索的思想方法和写作手法，得自于早期基督教学院派的经典教育，亦为他手稿中提及的那类图书馆的典藏所束缚，而并没有受到白话文运动的感染，真是个典型的修道士；而他的故事（除去其中十四世纪的文献和阿德索那些基于传闻的混乱的时事记录），单以其语言和引语的范畴来看，就算再早个一两百年的人来写，也没什么两样。
另外，毫无疑问的是，瓦莱在翻译的过程中，必有不甚忠实于原作之处，而且决不仅仅是在风格上的如此。例如，书中人物曾在讨论草药的属性时，明确提及大阿尔伯特所著的《秘典》，而几百年来这部典籍已经过多次的修订。阿德索一定了解这部经典，但在法译本中他所引用的那些段落，既有巴拉赛尔苏斯的处方的影子，又有无疑是都铎时期新修版的字句。我后来还发现，瓦莱翻译阿德索手稿的同一时期，巴黎正流传着十八世纪版本的《大阿尔伯特》和《小阿尔伯特》，而这两本书都是无可挽救的灾难。但不论如何，我又怎能确定阿德索和他提到过的修士们对于他们熟知的那些典籍进行的评论注释汇集补遗等等，对后来的学术界的发扬光大不无贡献呢？
最后，对于瓦莱修士认为不适合翻译而保存下来的那些拉丁文段落，我是否也该继续保持原状呢？因为这样或许能保存原著的那个时代的气氛。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定要如此不可，除非忠实于原著可能是不明智的。……我去掉了那些过分的，也保存下一定数量。还有就是，我知道在糟糕的作家笔下，描写法国人时总要他们喊喊“Parbleu!”、“La femme, ah! la femme!”。我非常担心自己也有所仿效。
简言之，我疑虑重重。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一定要使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手稿面世，就好像手稿是完全真实可靠的似的。就算这是爱的行为吧。或者说，唯有如此，我才能自拔于延绵无尽的沉迷。
撰此文时我没有考虑过所谓时效性。我刚拿到瓦莱修士书卷的那些年里，曾有一种广泛的共识：写作一定要反映现实以进而改造世界。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作家（回复到了最高尊严）可以出于纯粹的喜好而写作。所以现在，我可以纯粹由于叙事的乐趣而毫无顾忌地讲述阿德索的故事了，而使我宽慰的是，在时间的长河里那个故事已遥不可及（理智的觉醒已驱散了蒙昧的魔兽），对现世也不会有甚影响，与我们的价值观更是完全隔绝。
这个故事，讲的不是鸡毛蒜皮的东西，而是一个关于书籍的传说，读来不禁会让我们和矢志效法基督的先贤肯皮斯一同咏叹：“踏破铁鞋无觅处，书中自有黄金屋”。
1980年一月五日
注1：《大阿尔伯特》和《小阿尔伯特》应该是黑狐虎椒所说的“《大著作》和《小著作》”，我孤陋寡闻了:L
注2：xxh石工指出：“伟大的效仿者肯皮斯”似可译为“矢志效法基督的厄*肯培先哲”。从之。
注3：关于拉丁语的翻译，我当年下载了一个拉丁语=〉英语的翻译机，再从英语译为汉语。比如“踏破铁鞋无觅处，书中自有黄金屋”，原文是In omnibus requiem quaesivi, et nusquam inveni nisi in angulo cum libro，大意大概是：寻遍世间不可获的，却在书中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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