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活佛——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兴亡史
（上）【暴力的佛教徒】
公元1645年，统治了中原二百多年的明朝刚刚灭亡，帝国再次陷于混乱和杀戮之中，而就在这时，一个即将给亚洲带来血雨腥风的男孩降生在了准噶尔。
准噶尔部位于现在新疆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属于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当时，曾经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早已烟消云散，中国境内的蒙古部族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位于现在内蒙古的漠南蒙古，二是位于现在外蒙古及更北地区的漠北蒙古或称喀尔喀蒙古，三是位于天山北麓的漠西蒙古，或称厄鲁特蒙古、卫拉特蒙古。
漠西蒙古或卫拉特蒙古，就是那个曾险些灭亡明朝的瓦剌，其首领脱欢、也先父子都是盖世枭雄。瓦剌汗国衰亡后，卫拉特蒙古人逐渐迁徙到今天的新疆，其下又分四大部落，准噶尔部就是其中之一。也有人认为，准噶尔人其实并非蒙古人，而是属于突厥人，是当年被成吉思汗最早征服的蒙古高原上那些突厥部落的后裔，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新生婴儿的父亲是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珲台吉”这个头衔，据说来源于汉语的“皇太子”，后来成为具有较高地位的蒙古首领的称号，通常还需要获得藏传佛教首脑的承认，比如巴图尔的珲台吉称号，就是达赖喇嘛册封的。在这位野心勃勃的首领率领下，准噶尔部落正蒸蒸日上，他们多次发动针对中亚的胜利远征，占领了西至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广大区域，其咄咄逼人的势头让漠西蒙古的其他三大部落如坐针毡。
这个孩子的降生其实早有预兆——公元1635年，正在准噶尔传教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即俗称的黄教）三世温萨活佛，对施主巴图尔珲台吉的夫人玉姆说，将来自己死后将在她的怀里转世。温萨活佛与班禅系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三世温萨活佛本人更是当时黄教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德高望重的四世班禅曾经的老师，因而在黄教中广受尊重。
三世温萨活佛的预言果然实现了。十年后，也就是温萨活佛圆寂第二年的公元1645年，玉姆夫人生下了这个后来起名噶尔丹的儿子，于是他便被黄教僧俗认定为三世温萨活佛转世——“噶尔丹”其实就是黄教祖寺“甘丹”的异译。
此时，新生儿的父亲巴图尔珲台吉已经成为北疆草原的霸主，在他的逼迫下，卫拉特蒙古的另一支土尔扈特部只好远走他乡，这支部落一直迁移到伏尔加河流域，直到清乾隆年间，无法忍受沙皇俄国压迫的土尔扈特人才由首领渥巴锡率领，历尽千难万苦重返祖国，这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东归英雄的故事。
其实，卫拉特蒙古的族长并非强大的准噶尔部，而是血统更加高贵的和硕特部——后者号称是成吉思汗的兄弟合撒儿之后，它当时的首领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固始汗，领地在现在新疆的乌鲁木齐附近。大约在明朝中期，本来游牧于内蒙古东部的和硕特部逐渐迁徙到新疆，加入了卫拉特蒙古联盟，并因其血统优势很快取代了绰罗斯（准噶尔首领的家族，脱欢和也先也都是该家族的成员），成为卫拉特蒙古的新盟主。
当时和硕特和准噶尔两部摩擦不断，而前者的实力明显弱于后者，尽管固始汗是卫拉特蒙古名义上的盟主，但他对巴图尔珲台吉却没有进行制约的实力，两个部族火并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正是在这种迫在眉睫的情势下，固始汗毅然做出了一个影响新疆、西藏甚至整个中国的重要决定，下令整个和硕特部向青藏高原进军。当时的西藏，新崛起的黄教与统治那里的噶玛噶举派（白教的一支）藏巴汗政权频发摩擦，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由于缺乏必要的武装，黄教两位领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被迫向西北的蒙古人求援。
为此，固始汗向巴图尔珲台吉主动示好，宣布放弃自己在新疆的地盘，而作为回报，巴图尔珲台吉答应助固始汗一臂之力。于是在1636年秋，和硕特与准噶尔联军由新疆突然攻入青海，和硕特部随后移居这里，将其原来天山之麓乌鲁木齐附近的地盘转交给准噶尔部以做酬谢。
占领青海后，固始汗在达赖和班禅的要求下，继续率军进攻康区（即康巴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四川甘孜州大部、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以及西藏昌都地区），消灭了信奉苯教并对黄教极不友好的白利土司，并迅速向西藏本土挺进。到公元1642年，节节败退的藏巴汗被蒙古军队擒获后处死，黄教势力终于彻底占据了西藏。
固始汗效仿当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对西藏萨迦派（即俗称的花教）领袖八思巴的前例，将西藏十三万户（其实就是整个西藏，元朝曾将西藏本土划分为十三个万户辖区）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作为供养地，由于此时西藏十三个万户辖区早已名存实亡，因此固始汗在名义上是将整个西藏政教权力交给了达赖喇嘛。
尽管达赖喇嘛的地位尊贵无比，但在固始汗期间，这尊佛爷却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西藏地方政府由和硕特蒙古汗王以达赖喇嘛名义任命的第司来实施具体管理。但到了固始汗死后，青海的和硕特本部并没有立即派来继任者，西藏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五世达赖迅速抓住这个机会，自己任命了第司，从而彻底掌握了西藏的政教权力。
在此期间，固始汗当年盟友巴图尔珲台吉也去世了，他年幼的儿子、只有十多岁的噶尔丹被继位的哥哥僧格送到拉萨，在五世达赖喇嘛门下求学。五世达赖喇嘛一生中收了许许多多的学生，著名的包括五世班禅罗桑益希、西藏摄政桑结嘉措、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六世功德林活佛、二世伊拉古克三活佛以及温萨活佛噶尔丹等，他们中除了老实巴交的五世班禅以外，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这位噶尔丹，后来成了大清帝国和中亚草原的共同梦魇。
在西藏求学期间，噶尔丹深受其师器重并频繁参与黄教机密，史载“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尔旦，所语密”。在达赖喇嘛写的自传《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在提到噶尔丹时也总是以“温萨活佛”的代称出现，并且其排列名次在各汗、王、珲台吉、台吉之首，由此可见达赖对这位徒弟的重视。另外，由于被认定是温萨活佛的转世，噶尔丹在西藏甚至还有自己的寺院——温萨寺。
弟子也确实没辜负师父的期望，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在道德、知识、纪律方面，噶尔丹十分虔诚地履行着一个藏传佛教僧侣的宗教义务，据说他做得无可挑剔，而在理想方面，清代史料中则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黄衣僧常叹息：西方回纥不奉佛教，护法如韦驮，仅行于三洲。噶尔丹笑曰：‘安知护法不生今日！’”
也就是说，年轻的温萨活佛早已立志成为藏传佛教的神圣护法，并将自己的护法宝剑指向了那些异教徒也就是所谓的“西方回纥”，即信仰伊斯兰教的广大中亚地区。
噶尔丹曾被达赖喇嘛赐号为“丹增”，这个词在藏语中有着特殊含义，代表着藏传佛教的一位重要护法神——马头金刚，此神据说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化身，其形象为红色身体，三目圆睁，獠牙外露，头顶上显现出绿色马头，右手持骷髅宝杖，头戴五骷髅冠，项挂五十颗人头做成的璎珞，威立于炽热般若烈焰中。
1670年，这位丹增护法神命运的转折点终于到来。就在本年，他的兄长、准噶尔部首领僧格被两个兄弟谋杀，在达赖喇嘛的支持下，噶尔丹迅速回到准噶尔弑兄杀弟平定内乱，顺利继任为准噶尔首领。
根据史料记载，噶尔丹临离开西藏时，五世达赖喇嘛曾和他这位得意弟子有过详细的密谈：“嘎尔丹将行，达赖喇嘛多秘语。膜拜别，曰‘杀运方兴，汝乃出也’”。因此，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有这么一种情况存在，即经历过多次血雨腥风的达赖喇嘛临别前向涉世未深的爱徒面授机宜，布置了后来的一系列平乱行动。
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尽管有老谋深算的达赖指点，噶尔丹本人的能力也相当重要，史载他在战斗中充分展现了个人魅力，其勇气和才华使得准噶尔人心悦诚服。清人曾绘声绘色地记载，在与其兄长争夺汗位的生死决战中，直面对手“率万骑接战，三分其军，驰向东，尘翳降天日”的浩大排场，噶尔丹“独当先，跃马挺枪，最深入，斩杀百十骑，溃其军，身不著一矢。”此情此景，整个儿一准噶尔的常山赵子龙啊。
战败后的敌人退守到一座险峻的山岭，滚木檑石如雨点般飞下。“众莫敢往，嘎尔旦立斩宰僧数人，徇于军。身率二十骑先登，呼声振天地。遇七清汗，入其军，手缚之，左右皆走散，莫敢当，皆大惊异以为神，弃弓矢，下马趋拜降。”
这里的“宰僧”应是“宰桑”的异译，可能来源于汉语的“宰相”，是蒙古人的高级官衔，也就是说有好几个高官倒霉蛋被噶尔丹杀了祭旗，随后这位生猛的蒙古汉子再次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冲了上去，敌人大惊失色，竟以为天神下凡，于是纷纷跪了。
后世学者认为，做为温萨活佛的转世，噶尔丹曾在西藏学经十年，并以达赖喇嘛作为自己的强大后盾，这为他取得准噶尔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当噶尔丹回来时，卫拉特蒙古地位最高的活佛咱雅班第达已经去世，这位活佛虽然出身和硕特部，但却一直是噶尔丹父亲巴图尔珲台吉的政治盟友，他利用自己在漠西和漠北蒙古的崇高威望，积极为巴图尔统一蒙古各部的梦想奔走。身为达赖喇嘛的得意弟子，温萨活佛便自然而然顶替了过世的咱雅班第达，成为卫拉特蒙古的最高主教。这种特殊身份使他在准噶尔人的心目中获得了近乎于神的地位。当僧格遇害后，准噶尔人仓皇失措，因此当噶尔丹突然出现时，“众审视惊喜，下马罗拜为神”。
通过血腥的内战，噶尔丹全面接收了哥哥僧格留下的遗产，不仅包括他的汗国，还包括他的老婆——僧格的遗孀阿奴就此嫁给了噶尔丹。据说，这位智慧与美貌兼备的王妃，此前就暗恋着自己已成为活佛的小叔子，当丈夫被杀后，她立即派人去拉萨给噶尔丹送信，这才有了后来温萨活佛脱下僧袍重披铠甲的一幕。两人结婚后，阿奴马上成为了准噶尔新汗王的得力助手，她不仅积极为丈夫出谋划策，有时甚至还亲自披挂上阵冲锋，真正的夫唱妇随。
此后，前温萨活佛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仍极其密切。这位已成为可汗的徒弟一直相当尊重自己的师父，向拉萨频繁奉献供品，每每遇到大事都要请示达赖喇嘛，并与拉萨的同学们通过书信来往甚密。公元1677年，南疆重地喀什发生内乱，失败的白山派首领哈司刺.阿巴克和卓（和卓‘Khwaja’，是伊斯兰教对领袖人物的尊称）逃往西藏，在那里他乞求达赖喇嘛的帮助，达赖喇嘛于是要求自己曾经的弟子噶尔丹施以援手。
对于这件穆斯林领袖竟向佛教领袖求援的咄咄怪事，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其影响深远的名著《草原帝国》中不无讽刺地写道：
“当人们考虑到佛教的僧侣政治与穆斯林之间的鸿沟时，阿巴克的这一举动可能显得奇怪。但是，在政治领域内，不论哪一种教义，两种形式的教权主义都是一致的。这位‘佛教教皇‘仍认为他从前的‘唱圣歌的童子’噶尔丹会忠实于他的命令，邀请他使穆罕默德的代表在喀什复位。”
果然，这位“唱圣歌的童子”相当配合师父，在喀什白山派残余势力的内应下，他率兵迅速挺进南疆，很快攻占了喀什并扶持阿巴克复位，《草原帝国》对此评价道：
“噶尔丹是极其热心地服从他，因为这一使命除了使他能够在喀什噶尔建立准噶尔人的保护国这一事实外，还使他成为喇嘛教会和伊斯兰教会两者的卫道士。”
公元1681年之后，噶尔丹向东攻占了吐鲁番和哈密，向西则连年征伐哈萨克等部族，一直杀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诺盖草原。公元1682到1683年，噶尔丹率军向北方发动猛攻，哈萨克首领头克汗几乎全军覆没。公元1684年，噶尔丹再度进攻中亚，攻陷并毁掉了中亚名城赛里木（Sairam，不是新疆的那个旅游胜地赛里木湖，而是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奇姆肯特，古时通常译为塞兰），将势力扩展到了锡尔河和阿姆河两大流域的河中地区。
到噶尔丹全盛时，中亚几大名城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乌尔根齐（即花剌子模国都玉龙杰赤，位于土库曼斯坦），中亚各族包括浩罕人（主要是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布鲁特人（即今天的柯尔克孜人，国外称吉尔吉斯人）均处在这位准噶尔大汗的权力之下。而《清圣祖朝实录》则说，噶尔丹“破回子中之萨马拉罕、哈萨克、布鲁特、叶尔钦、哈思哈尔、塞拉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
就这样，打着宏扬黄教、为达赖喇嘛进行圣战的旗号，经过十年的血腥征服，噶尔丹占领了几乎整个新疆地区以及西至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大片中亚领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准噶尔汗国，它北与沙皇俄国接壤，南和喀尔喀蒙古（即现在的外蒙古）相邻，其属地如哈萨克等多被迫放弃原来的伊斯兰教信仰而改宗黄教。
这一切血腥的战争，都是在达赖喇嘛默许甚至鼓励之下进行的，而达赖喇嘛自己也在其中受益颇丰——据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记载，藏历铁鸡年即公元1681年正月初二，“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将缠头人的疆域收归自己统治下之后，把以叶尔羌为主的一千五百座城镇、二百万户人口奉献给我”。
据说，当年的中亚大草原上，牧人们都知道普天之下有三个最强大的君主：俄国的沙皇，中国的博格达汗即清朝皇帝，以及准噶尔的博克硕图汗——“博硕克图汗”就是五世达赖喇嘛赐予噶尔丹的名号，意为“佛王”。
但博克硕图汗对此却并不满足，其目光早已瞄向遥远的东南，据说他曾如此向自己的子民们号召：“我们会成为曾经由我们统率的那些人的奴隶吗？！这个帝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遗产！”
“那些人”指的就是满洲人，他们的祖先女真人曾向蒙古人屈膝，而“这个帝国”指的无疑是满洲人所建立的清帝国。对此，《草原帝国》写道：“噶尔丹现在的目标是重写成吉思汗国的史诗，他激励所有蒙古人去参加夺取满族人（这些暴发者的女真族祖先们曾经被成吉思汗打倒过）的远东帝国。”
于是，草原上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个火星撞地球的消息：博硕克图汗与博格达汗，他们将进行生死对决！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中）【狂热的圣战者】） 期待更新 没有想到准格尔汗国这么大。 差点以为京华兄不更新了。。。
京华兄这样一路考据历史一路游历的经历让俺羡慕不已
跟着兄台读万卷书（其实实际才百本{:205:}）还还差了兄台的万里路{:205:} 本帖最后由 奥森 于 2014-2-24 22:25 编辑
认真学习，如果出书就好了。
马头金刚是这个样子吗？
http://attachments01.aswetalk.org/album/201402/24/221618hr03h030x53lta0s.jpg 求出书。。。{:237:} 求更新！！！ xiawuyu008 发表于 2014-2-24 21:3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没有想到准格尔汗国这么大。
准噶尔汗国全盛时期控制的土地，应该超过了四百万平方公里，我个人基于现代地图粗略计算，大概在五百到六百万平方公里之间，并不比当时的清帝国小太多。 常挨揍 发表于 2014-2-24 21:5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差点以为京华兄不更新了。。。
京华兄这样一路考据历史一路游历的经历让俺羡慕不已
跟着兄台读万卷书（其实 ...
您客气，咱们趁着还能动，尽量多走走吧，不知不觉就老了。 奥森 发表于 2014-2-24 22:2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认真学习，如果出书就好了。
马头金刚是这个样子吗？
是的，在藏传佛教里，马头金刚是观世音菩萨的忿怒相，或者说他是观音的化身。
“丹增”在蒙语里变音为“丹津”，清朝时许多蒙古人都叫这个名字，比如罗布藏丹津、察罕丹津等等。
铁血活佛——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兴亡史
（中）【狂热的圣战者】
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在距离大清帝国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蒙语‘乌兰’意思是‘红色’，‘布通’则为‘山’，合起来就是‘红山’，该地位于现在的旅游胜地、河北与内蒙交界的张北坝上草原），三万准噶尔大军正向着不远处的北京挺进，带领他们的是志得意满的博硕克图大汗噶尔丹。
不久之前，从外蒙古方向入侵的准噶尔军刚刚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大胜清军，根据在场的一位俄国军事观察员记载，此战清军损失极其惨重：“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
这里的“卡尔梅克”，是俄罗斯对卫拉特蒙古人的传统称呼，至今俄罗斯境内还有一个卡尔梅克共和国，居民主要是当年没有来得及跟随渥巴锡东归的那些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后裔，兼杂少量准噶尔、和硕特等其他卫拉特蒙古人。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不甘心屈服于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与纳粹德国合作，甚至有五千人加入德军，组成了“卡尔梅克志愿骑兵团”，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交界处的阿速海与纳粹德国并肩战斗。随着斯大林的暴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废黜卡尔梅克共和国，当地残余的卡尔梅克人被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相传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中途死去，剩下的人们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才获准回乡。
乌尔会河之战的起因，是噶尔丹突然对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发动了攻击，此前一年已正式成为清廷藩臣的喀尔喀人抵挡不住，不得不向自己的宗主康熙求援，皇帝于是下令全国动员，并打算御驾亲征。此时，准噶尔铁骑势如破竹，已经杀入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事实上，康熙在战争的布置上有些过于托大了。清朝大军从北京出发日期被定为农历七月初四日，这个时间已经是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后的第二十天了，而清军从京师到乌尔会河还需要二十天时间，也就是说，噶尔丹有超过四十天的充裕时间来从容准备。
尽管皇帝一再催促，但由于军中缺少火器和马匹，需要临时筹措，比如必须派人到马场取马，从各地库房调集武器弹药等等，所以清廷再抓紧安排，发兵日期比原来预计的正常情况只提前了三天。即使率领两万先锋部队的理藩院（相当于清帝国边疆少数民族事务部并兼办对俄外交）尚书阿拉尼，也是在噶尔丹进入战场的第八天才到达乌尔会河的，准噶尔军完全是以逸待劳。
因此乌尔会河之战开始时，清军主力尚在途中，只有阿拉尼的部队进入了阵地，双方各约有两万人马，虽然在兵力上势均力敌，但清军经过长途行军早已疲惫不堪。更为严重的是，贪功的阿拉尼不等己方大军到达，便抢先向准噶尔军发起了攻击，结果遭到惨败。事后，阿拉尼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含糊其辞，里面频频用“军退”、“先却”、“亦退”、“遂敛兵归”等字样淡化清军的惨败，他把战争的失利归咎于友军喀尔喀人的不堪一击，说这些人的糟糕表现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发挥，同时他认为敌人的火枪兵数量众多，而己方的火器还在路上运输，因此无法组织有效对抗。
不过，当时与准噶尔汗国交往密切的俄罗斯帝国保存了一份准噶尔外交官提供的战争纪要，其观点却完全不同，里面写道：
“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硕克图汗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两万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硕克图汗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
“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一个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在十五或二十人掩护下逃窜。博硕克图汗的叔伯兄弟丹济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
乌尔会河战败的消息传来，天下震动，史载“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也就是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几乎把所有能当兵的男丁都动员起来，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市场萧条，米价飞涨。
准噶尔铁骑继续狂飙突进，对于这些狂热的圣战者来说，距离建立那个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以噶尔丹大汗为世俗首脑的藏传佛教理想国，目标无疑又近了一步。而身为这个儒释道合一大帝国的总负责人，在千千万万个百姓、读书人甚至和尚道士的注视之下，康熙不得不正式宣布亲征——尽管皇帝自己是满洲人而非汉人，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确实是中原文明的坚定保卫者。
这是一场历史上少见的中原皇帝与游牧可汗之间的强者对决，在以往的时代里，人们还很少能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当冒顿单于强盛时，汉武帝还没有出生；唐太宗面对的是日薄西山的颉利可汗，而不是如日中天的始毕或统叶护；即使让人无比期待的帖木儿与朱老四的终极PK，也因前者的突然逝世而中途夭折。
鉴于自己离北京已经相当近，噶尔丹于是决意率军直捣京师。而康熙则痛定思痛，他迅速重整旗鼓，命令前线将领：“毋以前战未捷，遽怀退怯。其收集兵马，严行警哨”。鉴于乌尔会河一战阿拉尼孤军深入惨遭失败的教训，皇帝在军事行动上极为谨慎，严禁各路清军自行开战，而是令他们会齐后待命。可以说，这次战败使康熙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及时扭转消极悲观情绪，认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并迅速组织大军准备下一场战役。
按照清朝史料的说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康熙皇帝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赌注——他竟然以帝国的首都为诱饵，将噶尔丹引诱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他致信噶尔丹，要求双方在清军选定的主场进行决战，奖励则是赢家通吃，胜利者将获得整个中国和蒙古。
噶尔丹接受了康熙这个看上去颇有骑士精神的挑战，对此，前苏联准噶尔史专家兹拉特金写道：“他邀请噶尔丹再靠近些，可以住在乌兰布通地区，噶尔丹接受了这一建议，毫不怀疑这是给他设下的圈套。”
距离京城越来越近了，一战而定乾坤，恢复往日蒙古帝国的光辉，建立心中理想的香巴拉佛国，似乎已指日可待……博硕克图大汗正沉醉在自己美好的想象之中，突然之间，美丽的草原炮声震天硝烟弥漫，山坡上清军的伏兵四起，猝不急防的准噶尔人立刻陷入苦战。
人们往往有这么一种印象，似乎准噶尔人只有冷兵器，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也装备了不少火器，并在此前的乌尔会河之战中给清军造成了极大苦果。只不过，这些先进武器多为鸟枪也就是火绳枪而非火炮，无法在远距离与清军对抗。清军的大炮多为法、葡、意等西方传教士设计，射程远威力大，在当时的东亚独步天下，而准噶尔的火枪则基本来自被欧洲主流文明视为野蛮人的沙俄，有着俄国货皮实耐用但粗糙笨重的特点，性能虽说还不错，但肯定算不上高档。
尽管清军准备得相当充分，不过乌兰布通之战仍进行得异常惨烈，准噶尔铁骑不愧为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最后的勇士，他们的抵抗猛烈而狂暴，面对大炮倾泻下的钢铁火焰毫不退缩，这些草原骑士们挥舞着弯刀，凭借人与战马的血肉之躯向占尽优势的敌人不断猛冲，直至绝望地战斗到死。
虽然火力远远强于对手，可清军的损失也相当惨重，见战线僵持不下，清军主将之一、身为康熙皇帝亲舅舅的一等公兼太子太保佟国纲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杀入敌阵，随即在准噶尔人密集的排枪射击中当场战死，从而在美丽的坝上草原留下了“将军泡子”这个地名，引得后人凭吊遐思。对于佟国纲之死，《清史稿》写道：
“八月己未朔，师次乌兰布通，噶尔丹屯林中，卧驼于前，而兵伏其后。国纲奋勇督兵进击，中鸟枪，没于阵。”
战局胶着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佟国纲的亲弟弟佟国维率领一支奇兵，偷偷爬上山腰突袭切入噶尔丹营垒，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将敌人布设防御的骆驼阵一斩为二，准噶尔军才显露败相——《清史稿》写道：
“国纲战殁，国维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
就这样，孤军深入的准噶尔大汗噶尔丹被清军成功诱至乌兰布通，经过三天血战，以弓箭火枪对抗远程火炮的准噶尔军终于大败，清军团团包围了他们。
在康熙的暗中支持下，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准噶尔本土率众造反，已经切断了博硕克图汗回家的后路。而在得知俄国有可能与噶尔丹结盟的消息后，康熙立即指示正在中俄边境进行划界谈判的中方代表，以做出一定的领土让步为代价，获得了俄国不支持噶尔丹的明确保证。也就是说，孤军深入的准噶尔大汗，已经彻底成了进退维谷的困兽。
根据清朝史料记载，为了准备这场战争，清军集结了十万人马，在兵力上构成了对噶尔丹的绝对优势。他们兵分两路，皇帝的哥哥、和硕裕亲王福全被授予抚远大将军头衔，皇长子胤禔为其副手，二人率主力大军出古北口；皇帝的弟弟、和硕恭亲王——此恭王非后世那个赫赫有名的奕訢，这一恭王世系仅传了一代就降级了——常宁，则领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与多罗信郡王鄂札为其副手，三人率另一路人马出喜峰口。
清军总帅自然是御驾亲征的康熙皇帝，同时，由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人参赞军务。但不幸的是，七月十四日康熙由北京出发，途中却突患重病，到了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四日，身体实在挺不住的皇帝不得不从河北隆化半路返回京师养病，大军的指挥权也被迫移交给了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事实证明，对于清军主帅的人选，病重的皇帝在仓促之下，很可能做出了一个极为糟糕的决定。身为顺治的第二个儿子，福全是活下来的顺治最年长的皇子，而尤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个毫无野心的王爷——据说福全小时候，顺治问他将来的志向是什么，小朋友实话实说：“愿为贤王。”显然对自己的职业定位相当准确，并不想与那张大家都争来抢去的龙椅有什么瓜葛。
因此，康熙与福全这哥俩儿从小到大感情都很好，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皇帝频繁对这位兄长委以重任——只不过，皇帝眼中的这些“重任”，对福全而言，恐怕带不来多少能力上的提升。比如，在孝庄太后随孙子康熙去五台山朝拜时，她的另一个孙子福全便负责全程事务的打理；再比如，当孝庄临终前，获得与皇帝一起照顾老太太殊荣的，便是这位裕亲王，为此，康熙还专门下旨表扬他护理奶奶辛苦，并“令皇长子及领侍卫大臣送王归第”。
翻诸史料，此前福全所承担的那些所谓重要工作，大多与此类似。显然，这位王爷是个没有篡位野心、对工作任劳任怨的老好人，深得皇帝信任。但是，在这个决战前的关键的时刻，让一向萧规曹随、没什么主见的福全代理自己的统帅权，康熙有可能真地是病糊涂了。
其实，即使以宗室皇族而论，尽管多铎、岳托、勒克德浑等名将早已不在人世，但除了雄才大略的康熙自己以外，爱新觉罗家此时也不缺乏军事人才，比如康亲王杰书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位王爷是礼亲王代善的孙子，按辈分算是康熙的堂哥，他在三藩之乱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华，亲自率军平定了耿精忠，大胜郑成功的儿子兼继承人郑经并将其赶回台湾，还收复了厦门、金门、铜山等被郑军占领的失地。
只不过，康熙对自己这个很有能力的堂哥似乎颇为忌惮，记得在一部辫子戏中，说是顺治临终前本来是要立杰书为帝的，只是被孝庄老太太篡改了遗诏，才使得八岁的玄烨幸运地登上了皇位。同样在那部戏里，后来在三藩之乱的最危及时刻，康熙甚至亲自与杰书摊牌，说甘愿把皇位让给杰书，只要对方能保下爱新觉罗的江山，而杰书则被皇帝的大度深深感动，发誓从此不再觊觎大宝。
尽管是戏说，但这对堂兄弟之间的关系大概确实不怎么和睦，而杰书本人在三藩之乱后也一直处于被打压修理的状态，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他不仅再没有获得过重要差事，还被皇帝借故“夺军功”甚至“罚俸”。不过，即使重病在身造成脑子进水，但一代雄主毕竟并非真正的昏君，在从隆化返回养病的途中，清醒了一些的康熙突然意识到此前的安排不妥，于是立即下旨“命康亲王杰书率师会福全”，让他俩共同执掌统帅权。
可惜的是，尽管紧赶慢赶，但杰书刚刚出了张家口，乌兰布通的战斗就结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790年）八月一日，准清两军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战后第三天，康熙终于收到福全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抚远大将军宣布我军大胜，甚至连敌军大BOSS噶尔丹本人，也很可能死于乱军之中：
“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捲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俟后查明另奏外，事关大败贼众，谨以奏闻。”
战报中“左翼由山腰捲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应该指的就是前文所说佟国维在兄长阵亡后“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的事迹了。就这样，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依仗着猛烈的炮火支援，具有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清军逐渐完成了对准噶尔军的包围，这些狂热圣战者的末日，似乎已指日可待。
不过，如果参考第三方史料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福全宣称的胜利似乎颇为可疑，起码说胜得并不彻底。比如，当时正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Joachim Bouvet——汉名为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了这场战争，他写道：“皇帝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如果他的说法成立，则清朝赖以成名的八旗铁骑因伤亡太大，最后被迫退出了战斗，而康熙是完全清楚这一点的。
另一位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Jean-Fran ois Gerbillon——汉名为张诚——也写道：“厄鲁特王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很熟悉，下了决心，在离北京城大约八十里格的地方迎战。这个王所占的地形极为有利，他虽然缺少象帝国军队那种配备优良的大炮，军队的人数也少，但他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迎接对方的挑战。开始时他的前锋受敌方的炮击损失甚重，这迫使他改变战斗部署。由于他布防在大沼泽后面，皇帝的军队不能包围他。他非常勇敢地进行防御，直到夜幕降临，各方才都收兵回营。”
这里的“里格”，是欧洲一种古老的长度单位，各国标准不一。比如，英国的“里格（League）”通常定义有两种，陆地上为3英里约4.828公里，即大约等同一个人步行一小时的距离，海上定义为3海里约5.556公里。而法国的“里格（Lieue）”，则定义为10,000至14,400法尺，约3.25至4.68公里不等。
如果这两个传教士的记载不存在偏见——事实上他俩当时都算是清朝官员，立场肯定更亲近清军而非准噶尔——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准噶尔军根据战场地形构建了坚固的阵地，战争开始后，在清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准军确实损失严重，但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也并未崩溃，仍有力量反击，甚至能迫使清军退出战斗。此后，双方仍处在相互对峙中。
另一方面，训练有素的准噶尔火枪手给八旗将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甚至导致康熙对军事训练进行了改革，将以往依靠人海战术的的密集冲锋队列进行适当分散，以适应滑膛枪时代的战场新形势，对此白晋写道：“此后，皇帝就命令他的骑兵，甚至侍卫中的精骑兵，练习在骑马跑动时，或者勒马站停时使用火器和弓箭。”
尽管两败俱伤，但这场战斗结果，对双方的意义却并不一样：噶尔丹一方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他不可能在清军的主场内蒙古长期作战，而清军一方虽遭重创，但兵力仍相当雄厚，况且增援的各路人马正陆续挺进乌兰布通，即将对准噶尔军形成合围。
因此，即使噶尔丹在战场上真地不落下风，乌兰布通之战对他而言，也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公元前280年，在与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一场战争中，罗马损失六千兵马及一名执政官。但胜利者皮洛士也损失了三千五百人，其中大多为难以补充的精锐，难怪皮洛士无奈地说：“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我可能就没有军队了。”后人于是称这种得不偿失的胜利为“皮洛士式胜利”。
面对清军逐渐合拢的包围圈，噶尔丹必须要考虑撤退的问题了，可问题是，面对数倍于己虎视眈眈的敌人，他想撤就能撤得了吗？
按照清史记载，就在战斗的第四天，准噶尔军即将总崩盘的前夜，一个神秘的僧侣突然造访清军大营，他自称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特使，有要事求见清军主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一场波谲云诡的骗局就此开始。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下）【血腥的同学会】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2-25 11:1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中）【狂热的圣战者】
看来是兵不厌诈。 期待二战金川的坑尽早填呀 火白月心 发表于 2014-2-25 19:2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期待二战金川的坑尽早填呀
那个暂时没功夫更新，以后再说吧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2-25 11:1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中）【狂热的圣战者】
清准战争从此绵延了一个多世纪。 求纸板书 看了这篇才知道准噶尔汗国的地盘有这么大，原来以为就是在新疆伊犁周边，所以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会在离北京不远的乌兰统布进行决战。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2-25 11:1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中）【狂热的圣战者】
坐等下文
铁血活佛——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兴亡史
（下）【血腥的同学会】
来人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学生——六世济隆活佛，“济隆”据说是西藏人对出家的王室子弟的尊称，有佛前侍者之意，大概说他是达赖喇嘛面前跑腿的徒弟。济隆活佛也叫达擦活佛，因该系统曾在西藏昌都修建了一处名为达擦的修行地而得名。后来，到了乾隆时期的公元1793年，八世济隆活佛当上了西藏的摄政王，驻藏大臣海兰察在拉萨城郊磨盘山南给他建了座新寺庙，皇帝赐名“卫藏永安寺”，藏语谐音为“功德林”，因而该活佛体系在民间通常被称为功德林活佛。也就是说，济隆、达擦以及功德林这几个活佛，其实是一回事，为了统一，我们还是用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号，就称此人为六世功德林活佛吧。
当乌兰布通之战爆发的时候，噶尔丹的师父五世达赖喇嘛早已于八年前的公元1682年圆寂，他生前苦心培养的继承人、精明强干又雄心勃勃的西藏摄政桑结嘉措，为了继续假借五世达赖之名统治西藏，便一直秘不发丧。因此六世功德林活佛其实是桑结嘉措派来的，所谓达赖喇嘛的使者，只是个神圣的幌子。换句话说，这位活佛与桑结嘉措都是噶尔丹的师兄弟，现在眼见同学有难，他们不得不出手相助了。
六世功德林活佛有一项旁人难及的特长——辩经。“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侣特有的学习方式，他们通过互相问答辩论的形式来应用所学的经书知识、训练思维能力和培养演说才能。辩经大多在户外露天的广场举行，僧人们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多种辩论组合，问者站立，答者席地，由问方厉声喝问，答方必须马上回答。公元1675年，在拉萨传昭大法会上，六世功德林活佛以极其精彩的辩论技巧，博得众僧的团团喝彩，名声传遍卫藏各地，深得其师五世达赖喇嘛的喜爱。
就在清准两军这即将决定最终胜负的时刻，西藏最著名的辩经高手六世功德林活佛突然以五世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出现在清军大营，按照福全事后对康熙的奏报，这位活佛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了七十多个徒弟一起帮腔。六世功德林对他说，博硕克图汗也就是噶尔丹是误听了小人之言，因此才深入清准边界，他的部下愚蠢无知，抢掠了人畜，确实犯有严重错误。
不过嘛，活佛话锋一转，圣上是一统宇宙的英主，而博硕克图汗也就是个小部族的头目，他哪里敢与皇帝对抗呢。只是因为喀尔喀蒙古人从中挑拨离间，噶尔丹才头脑发热，一时间犯了糊涂，冲动是魔鬼啊！说起来，都是喀尔喀人惹的祸，大皇帝和博硕克图汗全是无辜的受害者。
六世功德林认为，现在噶尔丹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不想让朝廷交出罪魁祸首由自己惩治了，他只想请圣上同意，双方各退一步，把准噶尔方认为有战犯嫌疑的几个喀尔喀蒙古首脑交给达赖喇嘛处理，这样大家就都有台阶下。
福全当然不会答应，他说，喀尔喀蒙古人就算有罪，那也是皇上自己去处置，哪有因为噶尔丹动动舌头，就把他们交给达赖喇嘛的道理！你既然跑过来bla-bla-bla，大谈双方的传统友谊，那你能保证噶尔丹在休战期间不趁机逃跑，也不掠夺我境内的人民群众吗？
面对着抚远大将军的质问，功德林活佛大拍胸脯，赌咒发誓说皇上大德大量仁义无双，噶尔丹一直在面壁思过，以充分领会陛下休征罢战的和平精神，怎么还敢抢劫清朝百姓呢？他还以佛祖的名义保证说，在双方和平谈判期间，准噶尔军肯定不会乘机逃跑。
面对这位辩经高手的如簧巧舌，此前很少有军旅经验的福全王爷，颇有些六神无主了。最后，他终于同意，为了体现皇帝陛下的好生之德，我答应你的请求，让各路人马暂停进攻。不仅如此，抚远大将军还好人做到底，给了功德林活佛一道停战手令，无论哪路清军见到此令，都必须照办：
“我军遇厄鲁特即行掩击，必然之势也。我等仰体皇上好生，许汝所请，当各发印文一道，与各路领军诸王大臣。汝执此往，不论遇何路军兵，既令送本路王及大臣，即止不击也。”
其实，福全并非不知道噶尔丹诡计多端，但连日的苦战让清军也疲惫不堪，这位没有经过大场面考验的主帅终于坚持不住，从而给了准噶尔军突围的绝佳机会。事后福全这样向康熙辩解，他说噶尔丹的话虽不能全信，但这些天对方老派人过来乞和，显然其境况也颇为窘迫，如果现在打的话，敌人凭借着坚固的阵地死守，我军伤亡必定惨重，还不如假意同意讲解，等盛京（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乌喇（现在的吉林省吉林市）、科尔沁蒙古等地调集来的大军到达后，各路人马再发起总攻，一举解决问题。也就是说，福全认为，同意停战并答应不挪窝的噶尔丹，其实已经中了自己的“欲擒故纵”之计。
可惜的是，事实证明抚远大将军不过是自鸣得意。就在和谈成功的当天夜里，还没等包围的清军反映过来，全部准噶尔军就迅速地脱离了战场，他们“自什拉磨楞河载水横度大碛山，连夜遁走刚阿脑儿”。什拉磨楞河即西拉木伦河，位于内蒙古东南部与辽宁西部交界地带，一直流到乌兰布通附近，该河源头至今仍留有当年古战场的遗迹。就这样，噶尔丹等人通过急速撤离，成功地甩开了大队清军，蛟龙入海猛虎归山般，狂奔进了广袤的蒙古高原。
清军主帅福全完全没有料到敌人这一手，他把延缓噶尔丹撤退的希望寄托于和谈，并没有做好防范敌人突围的军事部署，当他终于醒悟过来，已经再也追不上了。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据说当准噶尔军撤退时，抚远大将军给功德林活佛下达的那道手令却成了噶尔丹的护身符，沿途的清军见令后都不敢追击，从而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容逃脱。这一决策失误的后果还不仅如此，噶尔丹撤退途中曾大肆劫掠，仅克什克腾旗的三个佐领属地就被“抢去羊二万余，牛马一千余”，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
闻听噶尔丹逃脱的消息，重病卧床的康熙大帝仰天长叹，随之而来的，是对贻误战机的福全的无比愤怒，此后终其一生，皇帝再也没有委任裕亲王任何重要职务。而乌兰布通之战的结果，也成为这位英主心中永远的痛，即使多年以后，他仍一直对因自己身体欠安而丧失战机后悔不已：
“竟中贼计，致噶尔丹遁走，彼时因朕躬违和，未得亲至其地，失此机会，至今犹以为憾。”
但正所谓天网恢恢，准噶尔军虽然在乌兰布通逃脱覆灭，但最后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霉运不断——因为他们在归途中遭遇了大瘟疫，大量人马中途死亡，导致其损失比在战场上严重得多，史载“归路遭罹瘟疫，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耳”。遭此大劫，噶尔丹丧失了大部分精锐，此后再也没有问鼎中原的能力，只能在清准之间的外蒙古徘徊，强打精神与康熙勉强掰一下手腕。
乌兰布通之战的真正得益者，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第三方势力，它就是沙皇俄国。当时，清廷在取得两次雅克萨战役胜利后，正着手与俄国就划定边界进行谈判，而俄国在与瑞典的北方战争中无法脱身，本无心在与中国的边界谈判中持强硬态度。但在具体划界时却正赶上噶尔丹入侵，由于担心噶尔丹与俄国联合，甚至俄军趁火打劫直接武装入侵，康熙被迫作出重大让步，最终双方确定以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部分的边界线，清廷不再坚持对外兴安岭以北的待议土地——其具体面积说法不一，从二十五万到四百万平方公里不等——拥有主权，这就是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而俄国则承诺不再支持噶尔丹。
战后的农历十一月，震怒不已的康熙下令追究福全等清军将领的指挥责任，其罪名便是“不行追杀，纵敌远遁”，众将纷纷被降职、罚俸，就连乌兰布通之战的大英雄佟国维也不能幸免，被连降四级，史载他“师还，以未穷追，部议当夺官，命罢议政大臣，镌四级留任”。
要知道，福全可是康熙的亲哥哥，佟国维更是康熙的亲舅舅，皇帝对他们尚且如此处理，他对罪魁功德林活佛咬牙切齿的痛恨，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这位功德林活佛怎么会跑到准噶尔大军中的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五世达赖喇嘛的学生中有一位哲布尊丹巴活佛，是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最大的部族首领土谢图汗的弟弟，他本属被黄教当作异端的觉囊派，在西藏学经时在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压力下被迫改宗黄教，成为达赖和班禅的弟子。尽管与噶尔丹是同门师兄弟，但哲布尊丹巴活佛年龄比温萨活佛大十岁，哲布尊丹巴于公元1657年毕业时，当年只有十二岁的噶尔丹应该还没有入门。
哲布尊丹巴学成回到喀尔喀，凭借自己是汗王兄弟和达赖与班禅高徒的特殊身份，马上成为外蒙古最高宗教领袖，影响力很可能还超过哥哥土谢图汗。后来，噶尔丹极力扩张准噶尔汗国的疆域，鉴于北面的俄国熊实在不好惹，他于是打起了自己这位南边同学的主意，计划消灭喀尔喀蒙古后一鼓作气杀向内蒙古吞并中原，恢复蒙古帝国的昔日光荣。
当时，喀尔喀蒙古却发生了内讧，哲布尊丹巴的哥哥土谢图汗看上了另一部族首领扎萨克图汗的老婆，精虫上脑之下当了一回西门庆，竟然杀夫夺妻，扎萨克图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两个部族互相攻战杀得不可开交。见事情越闹越大，身为世俗上的宗主和精神上的导师，康熙皇帝与达赖喇嘛分别派出特使前往调解，本来没自己什么事儿的博硕克图汗也宣布要给双方和稀泥，派人去掺合了一下。
但喀尔喀蒙古在安排谈判座位时出了茬子，也许是当地人想拍自己活佛的马屁，他们把哲布尊丹巴的位子与达赖喇嘛使者的位子并列。正寻找战争借口的噶尔丹于是以自己的这位学长不尊重师父达赖喇嘛为由，突然向喀尔喀蒙古发动袭击，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兄弟二人抵挡不住，被迫向康熙皇帝求救。
据说，为了挑起战争，准噶尔使者不惜当面大骂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对达赖喇嘛不敬，最后他果然如愿被杀，也给自己的主人献上了最好的宣战理由。这场战争中，噶尔丹指挥得极其出色，他首先放出消息，说要从俄罗斯借兵，喀尔喀蒙古人紧张了好久，但后来打探到此事子虚乌有，于是本来绷紧的防卫神经便懈怠了下来。
随后，噶尔丹悄悄派出上千名喇嘛，跑到外蒙古去放牧，土谢图汗也没放在心上。但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夏天，三万准噶尔大军突然跨越做为准喀边界的杭爱山（位于今天蒙古国中部，就是‘燕然未勒归无计’的那座燕然山，大约也是古代中原军队入漠北追击游牧民族的极限区域），向喀尔喀蒙古人发动了猛烈进攻，而先前来此放牧的那些喇嘛们也暴然起事，双方里应外合。
史载喀尔喀蒙古连战连败，三大部族（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数十万众土崩瓦解，“尽弃牲畜帐幕”，向东一路狂逃，一直跑到了中蒙俄三方交界处。力不能支的喀尔喀蒙古人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南下归附清朝，二是北上投奔沙俄，两方案各自都有许多支持者，导致王公们讨论许久仍犹豫不决。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喀尔喀蒙古的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一语道醒梦中人，他认为，俄罗斯人素不奉佛，不仅风俗习惯与蒙古不同，连语言和服饰也差异很大，因此投靠俄罗斯不是久安之计，与其寄人篱下到异教徒那里苟延残喘，还不如投奔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清帝。蒙古王公们听后纷纷点头，南迁的事情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
只不过，此事到目前为止还仅是喀尔喀蒙古的一厢情愿，虽然他们想投靠，但清廷会同意吗？确实，当得知喀尔喀请求内附的消息后，朝廷里有人提出，不如趁此机会把这些难民都吞并了，让他们统统变成帝国直接统治下的内蒙古人得了。但康熙却不同意，认为这样太缺德了，即“不忍乘其厄”，他下令把这几十万人统统安置到内蒙边界地区暂住，同时开仓放粮——错了，是开仓放羊——给难民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
除了明面上的道义因素以外，皇帝其实考虑得相当深远，他在后来的公元1697年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当时如果不许喀尔喀人内附，那么外蒙古“必皆沦入于厄鲁特”，到那时噶尔丹的势力能膨胀到何种成都，就无法预知了。康熙深知准噶尔决不肯善罢甘休，为此他已经做好了与噶尔丹全面开战的准备——皇帝完全明白，“允其内附而恩养之，噶尔丹必假此衅端，与我朝媾难。”，并且强调，接纳喀尔喀的决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非漫然而为之也。”
事实证明，康熙的决策极其英明。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一年之中清廷就接纳安置了数十万喀尔喀难民，康熙实行的赈济、安抚政策，有效地增强了清朝对蒙古民族的吸引力，漠北喀尔喀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急遽增强。后来，人们通常把这一年，看做是外蒙古正式臣服清廷的时间标识。
正所谓“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当时正是清朝最发达的时期，身为汉人的天子，同时又是蒙古人的博格达汗（博格达Bogda，蒙语意为神、圣或天，合起来就是‘天可汗’），自然要展现一下泱泱大国拉风的气度，于是在一年后的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康熙在原来蒙古帝国三京之一的上都遗址附近，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要求新归附的喀尔喀蒙古王公们都来参加。
这位博格达汗认为，对于这几十万没有规矩的野蛮人，“宜训以法度”，于是大展排场，不仅带来了十六营各种兵种的清军做护卫队兼仪仗队，而且要求蒙古王公们只能在御营五十里之外驻扎，不得进入哨卡之内。在阅兵式上，全身披挂威风凛凛的康熙，数落了喀尔喀蒙古此前的诸多不是，再世西门庆土谢图汗当众痛心疾首地承认错误，并带领王公们纷纷磕头，感谢大可汗的既往不咎。至此，满洲皇帝终于被内外蒙古一致承认为蒙古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蒙古贵族们被要求延续自古以来的传统，将自己的忠诚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博格达汗。
但是，并非所有的蒙古人都和皇帝一条心，即使在早已归附清朝的内蒙古人之中，也不乏准噶尔的支持者。
噶尔丹的西藏师兄弟们似乎对他都很仗义，亦或他们本来就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当时，噶尔丹的同学、蒙古大喇嘛伊拉古克三活佛正好担任“总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萨克喇嘛”——清朝把北京的喇嘛们按职务分为七个等级，“总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萨克喇嘛”这个拗口的职务是其中的最高一级，也就是管理北京城所有喇嘛的喇嘛头儿。
噶尔丹入侵喀尔喀蒙古以后，康熙皇帝并不知道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派出京城最高僧官伊拉古克三去拉萨，希望五世达赖喇嘛从中斡旋，让弟子噶尔丹罢兵以避免战争。伊拉古克三活佛通常转世于河套也就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伊拉古克三”这个词，在蒙语有“殊胜”之意。该活佛体系在清初很显赫，当年五世达赖归附清朝，派去联系的使者就是这活佛(当然与本文中的那个不是同一世)，因此他很得皇帝信赖，当上了北京的喇嘛头儿。
谁知道伊拉古克三到拉萨后，却立刻向自己的同学也是五世达赖最器重的弟子西藏摄政桑结嘉措透露了朝廷的虚实，并站在噶尔丹的立场上积极出谋划策，桑结嘉措随即派人将掌握的信息原原本本说给噶尔丹听，后者于是更加坚定了入侵中原的决心。
应朝廷要求，桑结嘉措以五世达赖喇嘛名义派出了斡旋的特使，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辩经高手六世功德林活佛。回到北京继续卧底的伊拉古克三，此后又以皇帝特使的身份来到喀尔喀蒙古，与功德林活佛一起参与调解喀尔喀与准噶尔的争端，毋庸置疑，这次他们又为噶尔丹带来了大量清军情报。
这种拉偏架似的调解当然不会成功，此后功德林活佛就明目张胆地留在噶尔丹军中为同学谋划，直至最后在乌兰布通战役中亲自出面向福全游说，帮助濒临绝境的噶尔丹逃出了清军包围网，此后不久，伊拉古克三活佛领导的准噶尔在京谍报网被清廷破获，他眼看阴谋暴露，不得不从北京逃到噶尔丹处躲避。
清准战争期间，西藏摄政桑结嘉措几次派出使者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甚至还有许多西藏喇嘛直接加入准噶尔军参加战斗。当噶尔丹众叛亲离之时，桑结嘉错又紧急派出使者公布了达赖五世去世的消息，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的进攻——策妄阿拉布坦是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前汗王僧格的儿子，但噶尔丹不仅剥夺了策妄阿拉布坦的继承权，杀死他的弟弟，后来甚至还霸占了他的未婚妻，叔侄之间积怨已久。
噶尔丹出征后，策妄阿拉布坦趁机起事，一举端掉了这位博克硕图汗的老巢伊犁。因而当乌兰布通之战爆发时，噶尔丹事实上已经无家可归，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与清军死磕，而战争的发展对他越来越不利，这位无处容身的汗王不得不带着残余部队，游荡在清准之间的外蒙古，直至康熙发动了旨在彻底解决噶尔丹问题的昭莫多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康熙亲自率领的清军主力大军，阴差阳错地与噶尔丹失之交臂，但博克硕图汗的好运并没有持续多久，东躲西藏的他在昭莫多——蒙语意为“大树林”，地点在今天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南的肯特山麓——一头撞上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清军。
此战进行得极其惨烈，面对众寡悬殊的不利局面，噶尔丹患难与共的妻子阿奴亲自上阵，她“披铜甲、配弓矢”，骑着“似驼非驼”的“异兽”，率领准噶尔最后的精锐部队，向清军阵地发起了决死冲锋，试图为自己的丈夫打开一条逃出生天之路。最后，这位勇敢的女性被清军炮火炸得粉碎，而伤痕累累的噶尔丹也终于没有辜负妻子的努力，最后带着几十名骑兵杀出了重围。
如果按照煽情一点儿的写法，上面的场景也许是：“阿奴王后深情地望了重伤的丈夫最后一眼，毅然拨转白马，拔出了亮闪闪的弯刀。她噙着泪花，怀着必死的觉悟，向着密如刺猬般的敌军炮阵，头也不回地冲了过去。一阵硝烟过后，除了深深的弹坑以外，地上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王后那策马冲锋的最后形像，将永远印在伊犁草原盛开的鲜花之中，更永远活在准噶尔人民的心里。”
逃离昭莫多的恶战，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的博克硕图汗很快又陷入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的追杀，可就在噶尔丹山穷水尽之时，同学又帮了他最后一回——桑结嘉措的使者来到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军营，报告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清人写道，按照黄教教规，达赖喇嘛去世，信徒们必须要休战祈祷，闻听噩耗后，策妄阿拉布坦大哭而归，噶尔丹又逃一劫。
桑结嘉措终于为自己惹来了大麻烦。因为就在叔侄间进行的这场战争中，康熙也从准噶尔降兵口里得知了五世达赖早已去世的消息，被蒙在鼓里的皇帝雷霆震怒，马上给桑结去了一封充满火药味的信，除了勒令他解释原因外，还专门提到了那位“大忽悠”六世功德林活佛，其意思大致如下：
“我本来想与准噶尔部和解，你却让缺德的济隆（即功德林活佛）跑来捣乱。乌兰布通之战，这家伙每天都给准噶尔贼军占卜诵经，还跑到山上张着遮阳伞，饶有兴致地观看双方打仗，贼军胜了就过去献哈达，贼军失利便跑到我们这里替他们忽悠，误导我的追兵。
“现在我举办庆祝歼灭噶尔丹的凯旋仪式，派出使者到你那里，你必须让他和达赖相见，请班禅来京觐见，同时把济隆抓来送我。如其不然，我就调云南、四川、陕西各省的军队来拉萨找你。你就纠集自己的那些蒙古党羽等着吧，你可别后悔！”
收到这封杀气腾腾的信，桑结嘉措恐慌不已，他除了竭力为自己辩解，无奈之下也只好答应派功德林活佛进京谢罪，同时写信恳求皇帝一定不要伤害其性命。最后，桑结终于把早已秘密选出的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一个法名叫做仓央嘉措的孩子——推上前台，我们年轻的诗人就这样登上了六世达赖喇嘛的宝座。
尽管由于师兄弟的帮助又逃过一劫，但噶尔丹所有的运气至此已经用光。1697年9月，在侄子和清军夹攻之下，这位昔日威震中亚的博克硕图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他不想活着受辱，便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时年五十三岁。从有关史料来看，尽管杀人如麻，但这位大汗却颇有人格魅力，即使在这样山穷水尽的环境下，仍颇有一批部下至死不渝地跟在他身边。临死前，面对皇帝派来的劝降使者，已经病得无法动弹的博硕克图汗仍强撑起身体，让部下将自己扶上座椅接见对方，随即断然拒绝了康熙要其投降的提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维持了游牧人可汗的骄傲。
可是人死后却并不一定都能消停，噶尔丹的遗骸和他的宝贝女儿钟齐海一起，被残余的部属带回伊犁，交给了其侄儿策妄阿拉布坦。不久后，在清军大兵压境的威胁之下，这位新任准噶尔汗王不得不将叔叔的遗体和堂妹献给康熙。对于自己一生中遇到的这位最顽强对手，皇帝没有丝毫客气，命令先将其尸骸置于京城之外悬挂示众，最后再于大军校场之中挫骨扬灰，一代中亚霸主真地灰飞烟灭。
而在此之前，由于食物匮乏，噶尔丹的儿子塞卜腾巴尔珠尔——他可能是大汗的独生子——在前往哈密征粮的过程中被当地穆斯林抓获并献给了清廷。不过，人死如灯灭，康熙此时显出了大政治家的风度，他并没有为难噶尔丹的子女，而是赏了塞卜腾巴尔珠尔一等侍卫的头衔，并允许他与妹妹钟齐海住在一起。钟齐海后来嫁给了哥哥的一名同事，兄妹二人最后都老死中原。
伊拉古克三活佛的下场比噶尔丹更加悲惨。噶尔丹失败后，穷途末路的伊拉古克三投奔策妄阿拉布坦，结果却被后者当做大礼献给清军。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西城的西黄寺人头攒动，在皇帝的命令下，满洲诸王、蒙古王公、文武大臣以及高级喇嘛们云集一堂，他们亲眼目睹了伊拉古克三被活活肢解的全过程，清廷希望通过这样的酷刑以儆效尤。
相比之下，六世功德林活佛的境遇就好了不少。靠口才忽悠清军统帅成功逃脱后，他溜回了西藏，此后又被桑结嘉措派去向康熙专门请罪。也许皇帝认为这厮虽然可恨又可气，但毕竟不是伊拉古克三那样吃里爬外的反骨叛贼，亦或是这位辩经高手的卓越口才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反正在桑结嘉措的苦苦哀求下，朝廷最后终于答应饶过其性命。康熙皇帝命令将功德林活佛软禁在北京安定门大街靠近北城根处（后属雍和宫的一部分），那里因而被后来的人们称为“济隆仓”，从此他一直在朝廷的严密监视下苟且偷生，直至病死在北京。
哲布尊丹巴活佛则一路青云，由于他率先提议喀尔喀蒙古南下归附朝廷而非北上臣服沙俄，康熙对他非常嘉许，任命他总管喀尔喀蒙古宗教事务，从此正式成为外蒙古最高法王。“哲布尊丹巴”作为达赖、班禅之外的黄教第三大活佛系统，共传了八世，一直延续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废止，在辛亥革命后，他还曾短暂担任过新独立的所谓“大蒙古国”皇帝，于1924年暴亡，据说是被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联特工秘密处决的。
噶尔丹的这些折腾得天下不安的同学们，无疑都是当时的出色人物。只不过，旧时的西藏，军事、科技、艺术等等，都仅仅是宗教的附属，尽管最上层僧侣中有一批政治精英，但除此之外的人才却几乎一无所有，很难成就什么气候，正如现代藏学泰斗、著名佛学家法尊法师在《现代西藏》一书所说：“西藏全境内，离开佛法之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的教育或文化。”
据说噶尔丹临死前，似乎对自己的师父颇有抱怨——清人记载，他对跟随自己直到最后的几个忠心耿耿的部下忏悔道：“（我）为达赖喇嘛煽惑而来，是达赖喇嘛陷我，我又陷害尔众矣！”因此后世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位以勇武卓绝而威震亚洲的准噶尔大汗，思想其实相当幼稚，不过是五世达赖喇嘛——以及躲在幕后的桑结嘉措——的一个政治傀儡。
噶尔丹死后整六十年的公元1757年，利用准噶尔内乱的大好时机，清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满蒙八旗马踏天山，终于彻底灭亡了这个始终桀骜不驯的政权。十多年后的公元1771年，随着最后一个蒙古民族——土尔扈特人由伏尔加河万里东归，乾隆下令在承德树立一块刻有他亲自撰写的《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的石碑，皇帝借此向天下宣布：
“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
——蒙古人，这个曾经震撼欧亚的民族，终于全部纳入了中国之内。
【全文完】 达赖喇嘛现在在蒙古还有影响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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