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婴儿死亡率与新法接生
事情的缘起是何祚庥院士的一篇微博：“@长安稼娃1923。1952年，我曾参与中央卫生部贺诚副部长推动的一件大事。在全国推动赤脚医生推广婴儿新法接生。关键的一招，也就是让剪脐带的剪刀必须用沸水煮一下，可杀死附在剪刀上破伤风细菌。也就这一招，让全国都婴儿死亡率，由过去的70%-80%，猛降到10%以下。老百姓们反映。真奇怪u，共产党来了以后，现在的娃子们也好养了！你看，过去的中医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们接生婆，靠误接误撞，延误了多少新生而的生命！所以，其精华部分，也只有10%。“
这篇微博被人翻出来，引起广泛批评。有人说何院士贪天功为己有，有人说何院士老糊涂了，怎么可能婴儿死亡率有70%-80%，大概是百分和千分搞错了，千分之70到80还差不多，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在千年前就知道剪脐带的剪刀用开水煮了，怎么还需要何院士等参与推广等。
对于这篇文字的是不是贪功，我不想讨论，但很多人显然对建国初期婴儿死亡率和新法接生等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
建国初期的婴儿死亡率问题，网上可以找到比较一致的答案，一般认为建国初期为千分之二百，即20%。比如说央视的《国家档案》用的就是这个数据。但这个数据其实有点问题，众所周知，我们是从旧中国继承过来的一个烂摊子，由于旧中国孱弱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统计一直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很多数据是估算的，而我见过最早的这个数据是1936年的，见于杨崇瑞：《中国妇婴卫生工作之过去与现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41年第5期，第281页。
这个数据并不能反映旧中国真实的情况。比如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张慰丰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估计有20万无知识的旧式接生婆分布全国，导致产妇死亡率1.5%，婴儿死亡率15%到30%。
建国并不能一夜之间改变旧中国的面貌，1951年李德全:《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所提：“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妇女生育绝大多数尚操之于旧接生婆之手，造成了40%左右的婴儿死亡率”。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低的数据，如《冀察调查统计丛刊》对河北120县的调查表明，“1930年婴幼儿死亡率为10.37％，1931年为11.68％，1932年为12.02％，1933年为11.48％，1934年为10.35％，5年平均死亡率为11.18％。”
这些都是较为宏观数据，总体来说，全国婴儿死亡率20%是一个大致可靠的估计。但落实到具体地方，超过50-60%，甚至达到80%的死亡率则并非罕见。如李维汉回忆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卫生条件极差，医生和药品匮乏，人畜死亡率极高，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年死亡率已及3%。”
而到建国前后，李洪河等研究表明：“据统计，1949年，“吉林省长白、抚松、临江等县婴儿死亡率占出生率的50%；通化县51名旧产婆共接生240个孩子，仅成活128个”。1950年，旅顺市农村妇女生育时采用旧法接生的占98%，新生儿破伤风的死亡率达到30%—35%。“
在李洪河等到另外一篇论文中写到：“东北地区调查：在1949年，辽东省通化县夹皮沟村一年内妇女因为生孩子而死去的有30多名;通化县七道沟村一年生27个小孩，死去22个，而破伤风的死亡率据不完全统计达64．3%以上;黑龙江省讷河县庆丰屯82名妇女共生了466名小孩，死去266名，婴儿死亡率在59%。1949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派遣的防疫医疗队赴涿县一带调查，结果显示:该县八区、三区及城关区543个经产妇女，共生育2696胎，其中一周以下死亡者954个，婴儿死亡率占34%。1949年冬，山东省卫生厅在胶东县孟家沟进行的调查显示，婴幼儿因破伤风而死亡的，占总死亡率的45%;1950年12月，在胶东地区莱东县门家沟和牟平县孔家疃2个村进行的调查证实，在232名妇女所生1078名新生儿中，死亡率高达44%。“
而这种婴儿的高死亡率是全国普遍现象。再摘抄一些资料：据相关资料显示，河北省邢台、深县、沧县、平山等地的19个村由于旧接生婆不懂卫生常识，致使婴儿死亡率高达50%以上，其中抽风（患破伤风）死的人数占死亡总数的37%。据皖南行署卫生局1949年的调查资料显示，芜湖市妇女分娩多由稳婆接生，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为30%，死亡率为50%；
又如“据海南省红十字会1951年在白沙县的调查结果显示：解放前，该县136名妇女共生出556个婴儿，但只存活了223个，其中大多数是因产后感染破伤风死亡，死亡率达到了58.2%。在西南地区，妇婴死亡率尤其惊人。例如：贵州省毕节县死于脐风（破伤风）的新生儿比比皆是，有的地方死亡率甚至达到了80%。《经济年鉴续编》中曾记载，1934年重庆市璧山县的婴儿死亡率为17.09%，四川农家婴儿死亡率为20.78%。川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婴儿死亡率甚至高达64.2%。“
又如毕节地区志：“1951年毕节黔西县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出生的新生儿人数为1047人，其中死亡人数为541人，死亡率为51.67%。”
而更可怕的事情是，这只是婴儿死亡率，而幸存下来的孩子还要面临各种流行病的威胁。如1938年山西省阳高县的调查，共出生682人，仅存活176，其中一月内死亡144，一月以上死亡313。
1959年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十年来的妇幼保健事业》，《卫生工作通讯》1959年第19期：“反动阶级统治对人民的健康漠不关心，灾荒、战争、疾病，年年发生与流行。每年妇女患产褥热、难产及儿童患麻疹、痢疾、白喉、猩红热等疾病而死亡的不计其数。产妇的死亡率约为13‰，其中大部分是患产褥热死的。婴儿死亡率高达200‰，新生儿破伤风死亡占1/3。
显然，从这些中看来，何说婴儿死亡率70-80%是有些夸大了，但死亡率达到50-60%在各地区县志和相关调查却是很普遍性的现象，而且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但作为历史亲历者而言，何见识过很多地方有婴儿死亡率70-80%倒是非常可能的。
这么高的婴儿死亡率，旧式产婆是一个非常大原因。有些人说产婆用开水煮剪刀，已经煮了几千年了。似乎每一个产婆都应该知道用开水煮剪刀，但事实并非如此。
转自李洪河的论文：“第一，旧产婆都没有科学的接生常识，一般只根据家传或别人传给她的一点经验就替人接生，接生时往往把处于临产或分娩状态的妇女赶到床下、土地上、牛马圈，或撒有草木灰、麦洁草、高粱秸的地面上，以半立或半坐位分娩，却没有任何现代的接生知识。第二，旧产婆都不懂人体构造的道理，因此也不知道产前检查的重要，更没有防止难产的办法，遇到难产时往往用秤钩或剪刀乱动一阵，因而容易造成意外;遇到小孩假死或产妇出血时，也不懂得急救，因而耽误了产妇及婴儿的性命。第三，旧产婆都不讲究卫生，“剪脐带的剪子从来不洗，认为用的年代越长，就会子孙满堂……有的让产妇喝隔夜的尿，或者嘴里含头发破布，更残酷的是，旧产婆用长指甲的手在子宫里乱挖，有的挖破了子宫，有的挖破了膀胱”，给妇女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另外，旧产婆接生过程多充斥着谶纬迷信，一些旧产婆利用封建迷信，求神拜佛、烧香许愿，通过求符喝圣水来祈祷顺产，或咎于命运，听天由命。”
请注意这句话：“剪脐带的剪子从来不洗，认为用的年代越长，就会子孙满堂……
这句话的引文是浙江萧山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法接生在萧县是怎样开展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妇女儿童福利部:《新中国带给母亲和孩子的福利》，青年出版社，1953年，第19页。
《晋民快览》上记载，“山西一产妇因胎位不正遭遇难产，请接生婆来收生。产婆用尽各种办法仍无济于事，便直接把钩子伸进产妇腹内，结果导致母婴双亡。”
还有些研究摘抄如下：接生产婆常用未经消毒清洗的手直接伸入阴道；处理脐带时用的工具又用得是普通的锈剪刀，也有用碎碗片、竹片、锋利的瓦片和生锈的金属的，也有用牙齿咬的，或用烧红的铁铲烫灼脐带断脐的。当产妇遇到难产时，如遇到“井圈生”（是指产道太窄胎儿无法娩出）时，旧产婆就用腿支撑产妇的后背，把她往后拉，挤按产妇的肚子把胎儿挤出来；要么就神道道地“把井绳用斧头砍断，或用斧头在井口砍三下”。如果胎儿还生不下来，产婆就会用一个钉子做成的钩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儿拉出来，甚至还会用刀把胎儿肢解开，在从子宫里取出来。若遇到“饿老生”（指婴儿一只手或者脚先出来），产婆就用针扎胎儿的手脚或者用刀把伸出来的那只手或者胳膊砍断，或者在上面抹盐，想让胎儿因受到刺激然后把伸出来的胳膊或者腿拿回去。“
“妇女难产十分常见，境遇极其凄惨，以至听任“卜卦算命”、大开窗门、桌屉箱柜等陈俗陋习摆布，美其名曰“生门早开”；有些人家“请”稳婆巫医，“请”催产符烧成纸灰，逼迫产妇喝下，更严重的竟然用石头或膝盖顶住产妇后背，或将门柱、扁担等物重压在产妇肚子上，或粗暴地以钩子拽出胎儿。遇到胎位不正的情况，把孩子生拉硬拽出母体，婴儿四肢被拽骨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旧产婆到底什么水平，可以见当年的接生公约。
1950年初黑龙江省讷河县制订的“接生公约”显示，其内容包括：“（1）不准坐土炕、卷炕席、蹲着、站着、坐着生小孩；（2）不许用秫秸篾割脐带；（3）不许用尿盆洗孩子；（4）胎衣不下不许乱扯；（5）产前不准强迫产妇乱走；（6）血迷，不准把产妇扶起，让安静躺着；（7）接生时要剪指甲、手要消毒，如无消毒水或可用肥皂多洗几回，再用酒擦；（8）剪子用开水煮或用火烤，要蒸煮脐带布，不必等衣下来断脐带；（9）草迷（假死）时用敲打法救孩子；（10）缠手的不能做不勉强做，赶快报告政府；（11）保护会阴等等”
1950年10月，辽东省抚松县订立的9条“接生公约”：“① 接生员要严密消毒，剪短指甲用新法接生。② 添孩子时不许卷炕席，蹲着立着生。③ 不许随便给开骨缝，洗净手再检查。④ 不许用指甲破浆胞。⑤ 剪脐带要用煮过的剪子，不准用脏剪子和秫秸断。⑥ 不要用手进子宫内取衣、咬头发、吹酒壶。⑦ 要常向老乡和妇女讲讲妇女卫生和新法接生的好处。⑧ 要常和妇幼保健站取得联系，按时来报告工作。⑨ 遇难产和生的太慢，快找医生”。
上海的公约包括:(1)要有团结互助合作之精神;(2)要做到产前产时产后的卫生教育;(3)要接生时剪指甲;(4)要用烧过或者煮过的剪刀剪脐带;(5)要用烧酒代替灰粉撒在脐上;(6)要用蒸过或烧酒浸过的棉花粗线同纱布包扎脐带;(7)要个新生儿两眼滴药;(8)要尽量保护会阴，如破，应立即请妇幼站或医院医生协同缝补;(9)要生产后使产妇睡平;(10)要遇异常情形，应立即报告;(11)要报出生票;(12)要在脐带脱落后就种牛痘;(13)要用肥皂同温开水洗净两手，然后在消毒水内泡5分至10分钟，才可以接生等。
这些公约普遍提到了剪指甲和要用烧过或者煮过的剪刀剪脐带。既然这些能够被写入接生公约，显然是留指甲和用旧剪刀是当时普遍发生和很流行的做法。
而有些人认为产婆都知道用开水煮剪子则显然是一种误会，其实是受了后来一些电视剧的影响，当时社会闭塞，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识并非每人所知。
如1949年11月，《新中国妇女》杂志就对妇女因不懂妇婴卫生常识，旧产婆不讲卫生而致妇婴死亡严重问题等发表社论，强调:“如果我们能教会妇女群众如何剪脐带的卫生常识，那么，每年就有多少万的婴儿免于死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因此每一个妇女工作者应重视这个问题。
有人拿出了很让人啼笑皆非的观点：“产婆用开水煮剪刀，已经煮了几千年了……古代之所以有问题，不是因为中医或者产婆不知道沸水煮剪刀，是因为穷苦人家连柴火都烧不起——没错，从古代直至民国时期，穷人是没有热水自由的，稍微有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为什么穷人没有热水自由。而沸水煮了可以消毒这个事情，自唐宋时期就已经是贵族和地主阶层的普遍共识了——煮茶、泡茶、煮汤都是从煮水开始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穷人煮不起水。“
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穷人用不起≠没有。难道建国前全国老百姓都开始吃生食了？用柴用火不自由，不等于老百姓连煮壶开水烫剪刀的能力都没有。老人话讲，生孩子是道鬼门关。生死存亡的时候，连烧壶开水都做不到的，有这样的人家，但肯定不是个普遍现象。如果到了这个地步怕是也不用请产婆了。况且产婆那么多行为都是因为缺了开水吗？
当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教员当年讲国情的时候所说一穷二白的白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认识了。而在建国后，我们迅速推广了新法接生，其中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明确提出:新中国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医学教育与干部培养问题，其中特别是对于初级卫生人员的教育，“就是培养乡村卫生员与改造旧产婆，其中改造旧产婆工作尤其重要。不首先做到这一点，农村中最迫切危害最大的婴儿死亡问题就无从解决”。这个其实就是何所说贺诚推广新法接生的事情了。
而众所周知，我们迅速推广了新法接生，大大降低了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例如由于改造旧产婆和新法接生工作的逐步推广，内蒙古八拉克区婴儿中死于破伤风的人数，由42%降到了15．6%;黑龙江省讷河县的婴儿死亡率由56%降低到了15．5%。其他例子就不列举了。
而为什么能够迅速取得这样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包括当年宣传干事的何在内的各级党组织参与发动广大群众去推行这样的事情。当年的何说他参与过，我个人并不觉得有什么过分的事情。何祚庥院士的很多观点我也并不认同，当然可以批评，批驳，但不代表可以肆意歪曲，丑化这样一个建国前参加地下党的老人，那几乎快跑到敌人的同盟军那里去了。
建国到现在75周年，我们发展的太快，甚至有些忘了来时的样子。很多人甚至想象不出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何尝不是一种背叛。
本帖最后由 testjhy 于 2024-5-23 12:06 编辑
我们家差不多，奶奶生了11个，存活了9个，就我三姑比我爸大6岁，其它都按那时没有避孕概念2岁左右排下来。我们家条件算不错的，最后一个小姑85了，算下来1939年的，这样就对应40年我家房子被鬼子烧掉，我奶奶小脚抱着小姑逃反，实在跑不动了，把小姑扔在沟渠里，大伯挑着家当不忍心扔掉小妹，把她救下来放在他的挑子上。后来家境一落千丈，但毕竟我奶奶生育期条件不错，条件不好的人家能养活一半就不错了。
另外，解放前人口增长很慢，除了战争因素外，就是新生儿死亡率高，否则象我们家这样，人口也得爆炸。 何参与了没错，这位说完全是他个人提出来的就......
不如直接说要喝烧开过的水是他一力提倡的...... 常挨揍 发表于 2024-5-23 19:34
何参与了没错，这位说完全是他个人提出来的就......
不如直接说要喝烧开过的水是他一力提倡的...... ...
结合上下文来说，他参与了。
“我曾参与中央卫生部贺诚副部长推动的一件大事。在全国推动赤脚医生推广婴儿新法接生。”
这个事情的主导者是贺诚。大概情形是全国都在搞，北京地区也要推行新法接生，何作为当时地区的宣传干事跟着下去到处宣传去了。我觉得何说的很准确。
其实就跟前两年有人下基层做核酸，也可以说我参与抗疫了。没什么大毛病啊。
很多人对何有普遍性的恶感，对何这段没什么太大毛病的话进行了夸大解读。 常挨揍 发表于 2024-5-23 19:34
何参与了没错，这位说完全是他个人提出来的就......
不如直接说要喝烧开过的水是他一力提倡的...... ...
哈哈，他一辈子善于批斗，善于科学研究政治化，善于名利地位——比如屠呦呦搞不定的院士地位，他一搞政工的理论物理学者早早收入囊中。这些年在怒争两弹一星的氢弹功劳。。。这人还如此高寿，其无后乎？ 本帖最后由 史节 于 2024-5-24 16:07 编辑
龙血树 发表于 2024-5-24 12:58
哈哈，他一辈子善于批斗，善于科学研究政治化，善于名利地位——比如屠呦呦搞不定的院士地位，他一搞政工 ...
何这个人到晚年有些偏激，但他主要的问题是改开后基本从事的不是物理工作了，而是科学技术哲学方面。这让很多人对他有些不务正业的感觉。
何的工作很明确的是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他和于敏都是主要参与者，于敏是主要完成人，他对这方面的回忆和文章是我们了解于敏等人工作的最主要资料。
网上可以找到的对何这方面工作的评价：2007年，曾任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的欧阳钟灿院士对何祚庥的工作评价说：“1961～1965年期间何祚庥院士参加国防任务方面的研究。在原子弹理论方面，研究过原子弹的‘点火’问题，高温、高压、高密度下的状态方程问题，高温、高密度下辐射平均自由程问题；在氢弹理论方面，研究过氢弹的材料以及相应的爆炸机理、平衡和不平衡状态下氢弹所应满足的流体力学方程等重要问题。”由此他认为：“何祚庥院士是我国氢弹理论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另外一个是1982年，层子模型理论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奖人共39人，朱洪元、胡宁、何祚庥、戴元本为主要获奖人，何祚庥排名第三。
关于层子模型，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
1966年3月，《原子能》杂志发表了原子能所朱洪元、何祚庥等人的研究成果“强相互作用粒子的结构的相对论模型”。北大与数学所的研究成果发表在1966年5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二期上。经过约一年的深入工作,由39人组成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在三期杂志上共发表了42篇研究论文（不包括综述性文章），形成了关于强子结构的理论模型。
北京科学讨论会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定于1966年7月下旬在北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及一些地区的14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在这次预备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夸克”“元强子”名称不能反映毛泽东关于物质的结构具有无限层次的哲学思想。钱三强提议用“层子”这名字代替“夸克”“元强子”，得到了大家的接受。之后国内学术界即把北京“理论组”提出的关于强子结构的理论统称为“层子模型”论。
而国际上的夸克理论是60年代提出的，获得了1969年诺奖。我们这个研究在当时是和他们属于一个水平线的。但文革后就落后了。
主要贡献提到的四人中，胡宁是55年学部委员，其他三人为80年院士。
好像以前西西河黄河古人说过，当时搞氢弹理论研究，但四清的任务下来了，每个单位都需要派人，何是建国前清华地下党党委书记，也是当时这些人当中的书记，他去了。
改开后，80年代反对气功，90年代反对某功，应该不要忘记，圈圈功事件的发酵的导火索就是何发表文章批判圈圈功。
从这些历史事件来说， 何得罪的人太多了，战斗精神太强了。
他肯定不是全都是对的，他最近的发言里面错误也很多，但泼给他的污泥浊水也未免太多了些。
想起了另外一个欧阳自远院士，早年参与搞地下核试验，是“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就是因为批评有些所谓”质疑“美国登月的人，就被污蔑为欧阳半克，说其院士全赖半克月壤研究云云。CTMD，欧阳院士一辈子几百篇论文，跟月壤研究的就一篇。
何的问题是改开后基本搞的哲学了，跟物理学基本没关系了。但他后半生的很多事情，特别是很多骂都是他讨来的。但凡他不参与，或者不那么态度鲜明，1980年的学部委员，还用得着挨这些骂？
我说有些人就别嗨了。如果觉得何属于没什么造诣的，当年杨振宁批评中国传统思想的时候，也是铺天盖地的破口大骂，杨作为现世中物理学第一人，他们又放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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