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返乡就业增加了，这是好事
8月9日，中国教育研究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2022届大学生返乡就业的调查报告，发现近五届在外地求学的应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返乡就业的比例上升，从2018年的43%提升至2022年的47%。报告基于麦可思研究院对于202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价，以及近五年大学生毕业生就业质量的跟踪评价。大学生毕业后返乡就业率提高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1、传统热门求职地（一二线城市为主）就业压力增加，2、家乡经济和生活条件改善。
一推一拉，返乡就业的大学生增加了。这是好事。
一方面，还是有很多外地大学生在传统热门求职地就业，这可能较多属于竞争力较强的部分。上升通道依然是走得通的。另一方面，大学生返乡就业，把知识、技能和文明带回家乡，加速家乡的发展。
在文革时代，有过知青下乡。原因有很多，后果也一言难尽，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批知青把现代文明和“外面的世界”带入本来封闭的山乡、水乡，强制性地推动了当地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和历史上客家人南下有点相似。改革开放后农民大批走出山乡、水乡，也与当年播下的种子不无关系。
现在的大学生返乡与知青下乡和客家人南下在原因上有本质区别，但在把文明带入相对落后地区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返乡大学生即使不从事专业性工作，“只是”进入政府部门，当公务员，也有助于把文明执政、规范执政的理念带入政府工作，他们把在发达地区学到的见识、思维方式和辨识发展机会的能力带回家乡，更是有利于家乡发展。他们的同学网、校友网和间接结识的朋友圈使得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有更加广泛的人脉和资源可以调动，对家乡和发达地区都是可贵的机会和渠道。
在不同生源地的2022届本科毕业生中，东部地区生源返乡就业比例最高，达到59%，西部地区则为44%，东北地区生源返乡就业比例最低，只有24%。
注意，这里不包括本地考生、本地求学、本地就业。返乡地区划分以省市区为单位，不具体到县市。比如说，上海考生、上海求学、上海就业不计入，因为不是外地生；辽宁考生、北京求学、珠三角就业也不计入，因为就业地在外省；但温州考生、上海求学、杭嘉湖就业就计入，符合外地生、返回原省就业的设定。
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返乡的落差较小，而家乡有环境熟悉、人脉丰富、生活压力低的好处，容易成为舒适区，返乡意愿和实现率较高不奇怪。
西部地区相对落后，但起点低，求才若渴，就业压力低，有利于“挑精捡肥”，先来的鸟儿有虫子吃，返乡就业也是不错的选择。
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发达，在现实中陷入“中等发达地区困境”，起点不低，就业压力更高，但发展潜力不明。如果说“孔雀东南飞”的话，东北往南方飞的孔雀可能大大超过西北，各种段子（如“投资不过山海关”）更是加重了回乡的顾虑，返乡在很多时候成为不得已的选择，返乡率自然就低。
结合返乡就业去向，就更清楚了。
报告显示，2022届返乡就业毕业生在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为25%，高出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三个百分点；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比例有24%，高出平均水平两个百分点；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则有47%，低于平均水平四个百分点。显然，返乡就业者在家乡端起“铁饭碗”的比例更高，不过不管在全国还是返乡情况中，民营企业就业依然是主导。
东部地区在这方面不一定典型，铁饭碗、民营企业都行，哪碗饭捧着香就捧哪碗。但西部地区的铁饭碗机会相对于人才池来说，就可能多一点，说“遍地捡桃子”是夸张了，但桃子相对较多还是不错的。东北则相反，历史负担使得铁饭碗僧多粥少，民营经济发展则举步维艰，这反映在返乡率较低上。
返乡大学生对家乡经济和政务的发展作用不言而喻，还有可能一个受益的方面是教育。中国曾经有一些在中心城市之外的精英学府，嘉兴秀州中学、上虞春晖中学在历史上都有突出地位，比如今北上广深的N大名高中重要多了。但这样的“乡村名校”有历史偶然性，由富有远见卓识的乡绅和教育家创办，还要有足够殷实的金主撑腰，也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便而得以异军突起。
在现在，虹吸作用把优秀师资和生源大量吸收到县中、市中、省中，只有通过越来越高质量的师资返乡和家长返乡把教育资源扩散。在这里，大学生返乡具有重要的推动和拉动作用，既有师资返乡的推动，也有家长返乡的拉动。眼下大学生返乡可能还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但假以时日，返乡的弥散化会加强，从三四线城市进一步扩散。
但返乡不是艰苦奋斗，返乡就业群体即便在月收入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就业满意度并不低。调查显示，2022届返乡就业毕业生的月收入平均为5525元，比全国平均低465元，工作专业相关度（70%）也低于平均水平四个百分点，但就业满意度（78%）略高于平均水平（77%）。
生活压力低，人情环境熟悉，是有效扩大舒适区的。返乡后收入水平降低，但基本消费低，所以“奢侈”消费水平可能不比他们留在大城市的同学低，尤其是现在电商和物流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这是极大有利于鼓励返乡的。
不过也是有问题的。
报告显示，不同性别、不同生源地的应届本科生返乡就业情况均有所不同。在外地求学的2022届本科女生中，毕业后即返乡就业的比例（52%）明显高于男生（40%）。报告称，这可能与女性更偏向于追求安全稳定的心理机制有关。
但在习惯于“上嫁”的中国传统婚恋关系中，返乡女大学生的比例大大高于返乡男大学生，从长远来说，婚嫁上可能造成一些问题。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男大学生谈对象的话，“只有”官员、老板等社会显要符合“上嫁”的要求。这永远是较小的“对象池”。没准这也是婚嫁观念改革的契机，“嫁给爱情，而不是嫁给地位”。返乡女大学生就业和经济条件相对于本地来说较为优渥，更加有利于摆脱“出嫁后靠老公”的传统观念，只要放得下这个架子。
这也有某种“滴涓效应”，间接“解放”了更多非大学生年轻待嫁女性，是更多的未婚男性的机会。
另一方面，返乡男大学生的选择余地更大，不光有“人数优势”的返乡女大学生的机会，还可能吸引原本计划离乡外嫁的本地姑娘，降低人口外流的压力。
这样谈论女性有物化的嫌疑，但在相对物化的中国婚嫁环境中，经济和社会地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希望有一天年轻男女不再为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困扰，你情我爱成为婚嫁的主要驱动力，那时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大学生返乡就业率增加代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心从一二线大城市向三四线中小城市扩散的大趋势。这是大好事。
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标志不在于个别中心城市。在殖民地时代，很多国家的中心城市发达程度不亚于欧美发达国家，但殖民地的总体社会与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欧美的宗主国，问题就出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
现在经常有中国到底是不是发达国家的争论。从一二线城市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确实在迅速消失，有些方面已经反超。但从三四线城市和乡村来看，差距经常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在加拿大，有些只有不到10万人的小城市也能自己办起音乐节、车展等文化活动，也有自己的大专甚至大学。这些在中国还是非常罕见的，但不是中国城乡不需要的，只是现在还想不到或者办不起来的。
随着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极大缩小，这些也都是可望而又可及的。
到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极大消失的时候，才是中国真正发达的时候。那时，中国才真正崛起了。
中国已经在路上了，加油！ 不觉着这是好事。这个可以说是社会流动性变差的标志。孩子回到三四线城市，大概率是靠父母的遮蔽生活。 semtex 发表于 2023-10-1 11:49
不觉着这是好事。这个可以说是社会流动性变差的标志。孩子回到三四线城市，大概率是靠父母的遮蔽生活。 ...
不能同意。
不是只有北上广深进大厂才是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最终看的是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业发展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些机会不只存在于北上广深和大厂。
反过来，如果只有北上广深和大厂代表社会流动性，中国就完了。实际上，广深都是后来加入的，本来只有北上。这还叫流动性吗？这是鲤鱼跳龙门。 晨枫 发表于 2023-10-2 07:13
不能同意。
不是只有北上广深进大厂才是社会流动性。
全世界三四线城市都在衰败。大城市有效率。逆水行舟，怎么会有好结果？ semtex 发表于 2023-10-1 17:47
全世界三四线城市都在衰败。大城市有效率。逆水行舟，怎么会有好结果？ ...
不知道美国的情况，加拿大和德国的三四线城市没有衰败，有些还发展得不错，成为新二线。 “但在习惯于“上嫁”的中国传统婚恋关系中，返乡女大学生的比例大大高于返乡男大学生，从长远来说，婚嫁上可能造成一些问题。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男大学生谈对象的话，“只有”官员、老板等社会显要符合“上嫁”的要求。这永远是较小的“对象池”。没准这也是婚嫁观念改革的契机，“嫁给爱情，而不是嫁给地位”。返乡女大学生就业和经济条件相对于本地来说较为优渥，更加有利于摆脱“出嫁后靠老公”的传统观念，只要放得下这个架子。"
现在有种说法是县城最有婚嫁困境的是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体制内女性。教育背景和稳定的工作使得她们挑选配偶时要求较高，但因为受教育时间长，年龄相对较大（虽然在爱坛和河里看来还是小姑娘/早婚的年纪）。而体制内满足她们要求的男性通常是婚恋市场抢手货，选择对象范围往往是年龄更小、家境更好的女孩子。 本帖最后由 晨枫 于 2023-10-2 08:46 编辑
太阁狗 发表于 2023-10-2 07:33
“但在习惯于“上嫁”的中国传统婚恋关系中，返乡女大学生的比例大大高于返乡男大学生，从长远来说，婚嫁上 ...
看来剩女现象要向三四线小城市扩散了。这些条件好的回乡女大学生坚持“上嫁”的话，找对象会比在大城市更难，她们连把恋爱中的同学男朋友拉回家乡的选择都很窄小。
页:
[1]